复旦血案背后，放弃尊严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太监

       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就像在顺着一支长长的、涂满黄油的刀刃攀爬。哪怕双手被刀刃割得血肉模糊，也不敢放松分毫。因为你只要稍有松懈，就会以令人绝望的速度坠落下去。终生再没有复起的希望。对照一下自己和身边的人，想想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人怎么能活得通透？如果你只是局限于观察每一个独立事件，永远都会被各种疑问困扰。而当你把所有事件视作一个整体，然后启动深度思考，就会发现背后的规律。深度思考，是我们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利器。

　　前天的文章里，我试做了一下今年高考的作文题。文末，请朋友们给作文打了分。平心而论，按照高中阶段议论文写作的技术性要求，这篇作文虽算不上佳作，但也不会失分太多。（我之所以强调是按照高中阶段评判，是因为像我这样的理工男，高考以后就不知道语文课长啥样了）但如果这篇作文真的放到高考阅卷老师面前，给个零分都算轻的。仅凭“思想偏激、政治不正确”这一条足矣。这其实就是我一直都想说的，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统一答案重要，还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重要。

　　这两天，复旦大学发生的悲剧获得了更广泛也更持久的关注。但网上凡是对此事分析稍微透彻一点的文章，均“应删尽删”。连警方通报也贴心的把学校名字隐去，代之为“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

　　此事发生后，有人为内卷终于蔓延到知识精英阶层而哀叹；有人，则为圣洁的象牙塔里竟然也存在血淋淋的生存竞争而感到惊讶。其实，无论是海龟临时工的“非升即走”；还是高科技公司鼓吹的996，亦或是过劳死的外卖小哥。只要生存于一个丛林法则的社会，无论是处在食物链的哪一环上，都不可能摆脱吃和被吃的命运。产生戾气的根源，是无处发泄的怨气！

　　我七十年代初，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科学院工作。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曾经是当一名科学家。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在科学院这种地方，最没地位的其实就是科学家。因为大家的水平能力都差不多。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要有过人的“情商”。而这，对于高智商但是一根筋、木讷的科研人员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墙。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平时儒雅谦和的知识分子，遇到“涨工资，调级，分房子”这三件事就会开启战斗模式，不打到头破血流决不罢休。

　　那个时候，事业单位的房子要靠单位分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平方米的概念。一般都是按照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划分。顶多再有个大三居和小三居这样的区别。单位分房子是个天大的事儿！需要比拼“贡献值”。怎么比拼呢？处长一定比科长贡献大，工龄长的一定比工龄短的贡献大，有学术成果的一定比没有成果的贡献大，领导重视的人一定比不受重视的人贡献大。看似很公平对吗。但问题就来了。人和人不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总会是你这方面比较强，他那方面比较好。房子只有这些，到底该分给谁呢？于是，就有领导出面乾纲独断：“这批房子优先给某一类人，其他的都给老子靠边站”！公平吗？不公平又有什么办法！短缺经济就是要让同层的人相互撕咬。

　　我的父亲是老一代研究生，参与研究的粒子加速器还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懂的人应该知道那时候这个奖的含金量。而在成果署名的时候，排名最靠前的肯定是承担了更多领导责任的人。觉得不公平管用吗？学术界、知识分子的内卷，远比你们想象的早得多，也严重得多。只不过是少见有姜文华这样快意恩仇的人而已。

　　大学里其实也是一样的。到哪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届领导必然会打破旧秩序。你能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各种评奖、打分、任务分配，立项申报。甚至是档案、面试和课程安排都可以成为挖坑设套、勾心斗角，派系斗争，打击异己的工具。对于善于逢迎拍马、懂事儿会做人的人来说就是“生逢其时”；而对于不通世故的死脑筋，就只好哀叹“生不逢时”。

　　陈景润这个名字，大家想必并不陌生。他于1973年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林群院士回忆陈先生时候说，他为了验证一个超高阶行列式的值是否真的等于0,曾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手算了几十万项。可以说，陈景润把一生都献给了数学。就是这样一位牛人，在第一次走上讲台不久便遭到校方的刁难。先是以其口齿不清为由，停止他的授课，扔给他一个批改作业的活儿。不久后，又借口“养病需要”将陈景润辞退。

　　根据陈景润妻子由昆回忆说，造成陈景润死因的是两次摔倒。第一次是在1984年陈景润过马路时，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在地。几个月之后，陈景润在乘坐公交车时，又被乘客从车上挤下车而摔伤。且两次摔倒都是后脑勺着地。但熟悉的人都知道，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陈景润的身体早已经不堪一击。

　　我不想说，如果陈景润在同期的欧美国家会有什么待遇。我想说的是，先有善待知识分子才有发达国家，而不是先有发达国家再想起来要善待知识分子。如果陈景润不是英年早逝，不知道还会为我们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作为著名数学家，他的一生活得像老鼠一样的卑微。随着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剩下的就会是骗子、精致利己主义者和“野生国师”。

　　我们今天看到的姜文华的遭遇也不外乎如此。在基础学科领域取得哪怕一点点突破，都是难得的人才。用姜博士在美国的同学的话说，09年R校统计学的博士。但凡留在美帝当码农，大house没有游泳池都算他混的差。但凭本事吃饭，也不是你想吃就能吃的。有人口含天宪，就得有人做互斗的“蛊虫”。不会钻营站队，不愿意参与学术腐败和造假，在帮派林立的学术圈子里就是异类。一旦被打上烙印就很难再有机会返生。圈子就这么大，不是你离开某所大学就可以解脱的。他们被逼着为所谓的成功而努力拼搏，却丝毫感受不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

　　要想在这样的学术圈子里如鱼得水的活下去，就必须学会找靠山、走门路、拉皮条、拼演技、搞交易、弄虚作假，出卖人格！而被阉割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还不如被阉掉下身的一群太监。因为很多太监或是因为家里贫穷或是遭受刑罚而被切，知识分子却是主动的放弃尊严。而“权力万能”则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有人义正言辞的指出，“非升即走”制度在美帝运行多年，凭啥不能“拿来主义”。但事实上，能看到的起码存在两点不同。首先，美国理工科的tenure率约在90%以上。也就是说，大概率能拿到终身教职。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审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因此，一般来说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而国内高校不仅tenure比例低到发指，目测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广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汉大学第一批三年合约到期，69人仅通过6人。第二点就是，美国的“非升即走”制度是去行政化的。就好比我小时候看到的单位分房子。越是人为因素多，操作过程不透明的，越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越容易滋生腐败和逆淘汰。当然，校方也可以搞出一个冠冕堂皇的“集体决定”和举手表决。但就算再小白，也能明白这里面的道道。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就是，科研成果的数量碾压资本主义几条街。但绝大多数都是套壳。真正原创和有价值的根本没有几个。

　　当然也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难道就没有派系之争和学术腐败了吗？这种口气像极了我的小学同学。每次因为不写作业挨揍的时候，就会指出“隔壁老王家的儿子也没写作业，你凭啥不去揍他？”傻孩子，就算别人是臭的，也不能证明自己香。这个道理有那么难懂么？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所离奇的大学——西南联大。这所仅存在八年，历经颠沛流离，就读学生不过四千的大学，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的奥秘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刚毅坚卓、爱国团结、自由与民主、思想创新。

　　我始终认为，民主和自由就像水和空气。可以自由的享有时，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可贵。而当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尽可能快的拿到一杯水，而不会是要一个什么牌子的水。所以，自由和民主也是一样的。你需要的就是自由和民主，这和采取哪种命名方式没啥关系。对于层级壁垒分明、“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学术圈子而言，不打破阶层固化，不根除“养蛊”式竞争。复旦悲剧能换来的唯一结果，最多就是又增加了几个保安，而已。

　　就目前而言，对于姜博士这样的人只能说一句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