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的建立者，其主体是农民阶级，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后来解放战争，中共军队官兵主要都是农民组成。尽管在1949年之前，大多数的城市工人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甚至是不支持的，但由于中共指导思想的原因……工人阶级始终摆在农民阶级前面。
“建国”后工人是获益最多的群体，他们的待遇比以前好太多，这种获益不仅是工资方面的改善还包括政治的地位提高。
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例，上海工人每月工资平均在六十多块钱，那时一个城市人每月生活费8块就可以比较潇洒了。上海工人一人上班，就可以轻松养活一家五口。如果两口子都是工人，每月100多块收入，生活简直不要太滋润。其他中小城市工人，月工资区间三十多块五十多块，但那些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比上海，所以仍然可以过得很滋润。
而且工人们看病是免费的，不同的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国企）完全免费，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免除“大头”费用，自己要承担一小部分医药费。
作为革命贡献最大的农民阶级获益远远比不上工人阶级，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好处，他们都分了土地，收入大大增加，这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事。可惜好景不长，1956年搞集体化，农民收入普遍下降了，一年全家人收入只赶得上一个城市工人两三个月、三四个月的收入——注意，这还是江南鱼米之乡的农民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就更差了。
农民在医疗方面需要全部自付费用。当然，几千年来农民都是自己花钱看病，已是常态化，所以大家也没什么怨言。
“建国”后在一段时间内还存在所谓资产阶级，就是那些商人。商人们的收入生活方面其实都还不错，历来经商才容易发财。但是商人们的政治地位很低，比古代“士农工商”的地位还低。古代士农工商那只是一种高层的认知，也就是说当官的可以瞧不起商人，普通老百姓对商人还是比较尊敬的，毕竟人家有钱嘛。
“建国”后的商人基本上是全民看不起，没什么政治地位，如教员所说“我们用钱来剥夺他们的政治地位”。那时候如果一个工人打了一个商人，商人一般就选择忍了，因为他知道闹到局子里，也就是双方批判一下而已。不同的是，对工人是爱护的批评，对商人是带有某种仇恨和蔑视的批评。
而那时的情况，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惨的，除了少部分受到高层认可的知识分子，其余大多数都不太如意。首先工资比以前降了不少，一个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学老师每月大约只有三十块，比同地区最低的工人工资还低几块钱。但这个钱维持基本家用问题不大。
知识分子的“惨”主要表现在政治上，那时右派的主体人群就是知识分子，一旦划为右派只发基本生活费，其余工资砍掉。所以那时如果看到一个老师利用课余时间去捡煤球不要奇怪。
“建国”后最爽的肯定是干部群体，不仅享受良好的工资待遇还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那时干部工资分为24级，比如一个处长干部一般是16级工资，每月工资110左右，一个科级干部是17级工资，每月工资94元。
而在干部中，军队干部是最最爽的，一个营级干部每月工资145块，少将级别每月350块！军队干部的特点是他自己基本不花钱，吃在军队食堂，穿是发的军装，每月领了工资可以全部给家里花。
军队干部的优越不仅体现在高工资，更体现在社会地位高和政治地位高。那时的军队干部多是搞革命过来的，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仗过来的，老百姓看他们是一种英雄般的存在，充满了仰慕。那时候军队大院孩子个个都牛皮哄哄，他们确实有牛的资本，父辈的荣光照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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