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去世的前后

　　1

　　1975年4月5日，早上8点过，台北士林官邸。

　　蒋经国和往常一样，前来“定省”——子女向亲长请安。

　　蒋介石刚吃完早饭不久。步入晚年后，他早饭吃的很简单，一般就是一碗米饭加一碗蔬菜汤，有时会有一片面包。

　　蒋经国向蒋介石汇报说，他今天要去观音山祭拜台湾“前国安局局长”陈大庆的墓，并询问蒋介石昨晚睡得可好。

　　蒋介石连着回答了两声“好啊”，并要蒋经国早点回去。

　　蒋经国随即转身准备离去，忽然蒋介石叫住了他：

　　说了半天，下面一句话却一时卡住了。

　　蒋经国垂手恭听，蒋介石终于完整说出了那句话：

　　“你……以后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

　　蒋经国回答：

　　“阿爹，我会啦！”

　　随即转身离去。

　　这天早上的这一幕，被蒋介石的侍卫郭斌伟清晰记得，后来口述还原在了《蒋中正总统侍从人员访问纪录》一书中。

　　之所以这一段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是后来不少人觉得，蒋介石那天叫住蒋经国的那句话，着实有些意味深长。

　　像是临终嘱托。

　　2

　　1975年，蒋介石88岁，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自1949年12月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其实就已经离开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不管他自己承认与否。

　　虽然他在1950年3月就宣布复职“总统”，并在此后一口气连任四届，且多次连任国民党总裁，但偏居一岛，这个“总统”的权力有多大，大家都心知肚明。

　　为此，蒋介石只能以一个口号来试图凝聚人心，那就是“反攻复国”。

　　这是蒋介石给跟随他撤到台湾的人画的一张巨大的“饼”，有时候他甚至自己对能吃到这张“饼”也深信不疑。但随着时局变化，“反攻”的希望已越来越渺茫，再加上年岁渐长，蒋介石其实自己也明白：他的所谓的“理想”，有生之年，怕是实现不了了。

　　但他的生活习惯，倒保持得很好：

　　每天早上6点起床，8点早餐，上午处理事务，会客，中午12点半午餐，午餐后午睡或静坐休息，3点起床开始看报阅读，4点开始会客，5点左右开始外出散步，7点半晚餐，10点到11点左右睡觉。

　　他饮食清淡，主要以老家奉化的浙江菜为主，不抽烟不喝酒，连咖啡也不喝，只喝白开水。

　　有一次，蒋介石设宴款待一位英国外交官，席间出于礼节，喝了一点酒。当晚，他就在日记中自责，表示连这一点酒都不应该喝。

　　当然，蒋介石良好的身体状况，不只是因为他保持着相对健康的作息习惯，还因为在他的身边，有一支当时台湾全岛最精干的医疗团队——集合了台北荣民总医院，台北中兴医院，台北三军总医院等最优秀的医护人才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为他进行健康保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很好，年过80，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一年连一次感冒都很难得。

　　但1969年的那场车祸，让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那一年，蒋介石82岁。

　　3

　　1969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一年一度的军事会议。

　　下午4点，蒋介石在会议完毕和宋美龄散完步之后，一起坐车下山。在蒋介石的车队经过永福路一个弯道时，前方一辆客运班车后忽然窜出一辆军用吉普车，车队的先导车连忙刹车，但蒋介石座车的司机却忙中出错，将油门当作刹车踩了下去——一下子撞上了前面的先导车。

　　蒋介石一头撞在了车内隔板上，当场撞掉了假牙，鼻子和嘴里鲜血直流，而宋美龄撞到了原先就受过伤的膝盖，更是痛得大叫。

　　夫妇两人随即就被送到荣民总医院做全面检查，结果倒还让身边人宽慰：

　　蒋介石只是嘴部有一些撕裂，并无大碍，宋美龄也只是膝盖韧带拉伤。

　　这场车祸一度被怀疑是“暗杀蒋介石”的阴谋，但当时掌握台湾情报系统的蒋经国下令彻查后，发现确实是一场意外：

　　军用吉普车属于当时的一个师长，他急着赶路超车，而蒋介石座车的司机徐达生是孔祥熙推荐的，背景干净，不可能受人指使。

　　处理结果是：师长撤职，蒋介石侍卫长停升一年，司机有过无责，继续开车。

　　但就在那场车祸之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三个月后，蒋介石前往荣民总医院做例行检查，医生从他的心脏大动脉部位听到了杂音。根据医疗团队的推测，那场车祸的撞击，应该是给蒋介石的心脏主动脉瓣膜造成了损伤。

　　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在后来的口述回忆录中这样表述：

　　“在车祸发生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我们在蒋先生的心脏大动脉中，听到了杂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心脏大动脉有杂音，表示主动脉瓣膜有些受伤，只是车祸发生时蒋先生自己并未察觉，故照常办公。

　　但就从那时起，他的精神便不像从前那样好，当然这与他的年龄有关，但亦应与那次车祸导致心脏瓣膜受伤脱不了干系。人类的心脑干主动脉瓣膜破裂，等于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打上去又会倒回来。”

　　蒋介石自己应该也感受到了，车祸后不久，他在一次与“副总统”严家淦的谈话中感叹：

　　“永福车祸，减我阳寿二十年。”

　　4

　　蒋介石的预感并没有错。

　　自从那场车祸之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有时会因为胃部痉挛而导致不停打嗝，有时会因为脚痛而扩散到下肢麻痹，之前并不严重的便秘现象也开始严重困扰他。

　　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更是让蒋介石的心情再难舒展。

　　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台湾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黯然退席。

　　消息传到台湾时，蒋介石远没有自己后来日记中记录的那么淡定。据蒋介石当时身边的侍卫应舜仁回忆：

　　“老先生当时在大溪宾馆外面散步，坐在亭子里面。副官就来报告了：联合国，我们退出了。老先生头上一摸，就把帽子摔到地上去了。

　　过了几秒钟，副官过来和我讲：老先生流泪了。”

　　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人意料地主动访华，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这更是给了蒋介石沉重的一击。

　　自从美国带头以后，全世界就掀起了和台湾的“断交潮”，台湾的“外交部长”被自己人嘲为“断交部长”。

　　也就是在这一年，86岁的蒋介石第五次成功“当选”为台湾地区“总统”。在那天的就职典礼之后，蒋介石换下的内衣和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他已经到了体力透支的边缘。

　　所有的打击，都没有心脏问题给蒋介石带来的问题严重。

　　1972年7月21日，蒋介石的心律不齐已经非常严重，当天，他在日记中写：

　　“今日体力疲倦盖甚，心神时觉不知。”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到1972年为止，坚持了整整57年。

　　而他自己当时也不知道，这篇日记，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日记。

　　第二天，蒋介石忽然晕倒，私人医生熊丸给他注射了一针急救针，挽回了他的性命，但他就此陷入了昏迷。

　　蒋介石的这一次昏迷持续了6个月，一直无法参加任何对外活动。蒋家人对外界宣称“总统”是得了肺炎，但传言早已四起，甚至有人已经大胆猜测：

　　蒋介石已经去世了。

　　但是，在1973年1月，蒋介石却奇迹般地恢复了意识，并很快能坐在轮椅上正常生活了。

　　这对蒋介石身边人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大家心里都知道：他已时日无多。

　　唯一让蒋介石有所宽慰的是，经过这几年的博弈和斗争，他已经把可能威胁到蒋经国的台湾各方势力都“摆平”了，他的儿子接班，基本上不会什么问题了。

　　就这样，蒋介石在士林官邸过着不受打扰的清闲日子。

　　直到1975年4月5日。

　　士林官邸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福林路，早期属日本占领时代总督府园艺所用地，环境清幽，三面环山，山清水秀且交通便利。1949年台湾省政府在此造了7幢外宾招待所，蒋介石迁移台湾后，这里成了“总统府邸”。

　　5

　　4月5日这一天的白天，蒋介石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异常。

　　蒋介石喜欢唐诗，那几天一直叫一个姓罗的四川籍护士给他念唐诗。时逢清明，蒋介石让她念了两首和清明有关的诗。

　　第一首是家喻户晓的杜牧的那首《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对这首诗 ，蒋介石没做过多表示，却让罗护士给他念了另一首清明主题的诗，那是一首宋诗，作者是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念到“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的时候，蒋介石有所动容，又让罗护士多念了几遍这首诗。

　　当天晚上，蒋介石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当时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正在看风靡全台的电视剧《保镖》，听到有人急呼他下楼，心知不妙。

　　经过几次打急救针，蒋介石的心脏一度恢复跳动，但又停止。于是医护人员开始做电击。

　　此时，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已经接到通知赶了过来。经过几次电击之后，蒋介石的心脏依旧无法恢复自主跳动，医护人员建议放弃，但宋美龄坚持：

　　“不！再继续！”

　　电击持续了半小时，依旧没有起色。宋美龄最后轻轻说了一句：

　　“停止吧。”

　　按熊丸的记忆，当时是1975年4月5日23点50分。

　　那一夜，台北士林区忽然狂风大作，天降暴雨，这给后来一些人带来了“上苍同悲”的添墨之笔。而由于蒋介石头型圆尖，台湾民间曾有说他是“神龟下凡”的传说，这也让坊间多了不少类似《聊斋志异》的传说。

　　蒋介石官邸的宪兵王大海就曾信誓旦旦地对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父亲，当时官拜国民党少将的郎丰津说起过当晚自己见到的”异象”：

　　“那天晚上我站岗，当时电闪雷鸣雨也很大，院子里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很多乌龟，爬来爬去。真的很奇怪，以前有听说蒋介石是神龟下凡，也许是真的吧。”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蒋介石的去世抱有同一种情感。

　　针对那一晚的狂风暴雨，台湾民间也有一种说法：

　　“要死就初一十五，要埋就刮风下雨。”

　　那是针对做尽坏事的人去世说的话。

　　6

　　但无论如何，蒋介石的去世，是不可能不引起反响的。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自然是反应最强烈的。

　　蒋介石去世后，副总统严家淦立刻宣誓就职（但之后很快让位给了蒋经国），宣布全台湾进入30天“国殇”。“国殇”期间，全岛电影院、夜总会、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停业，高尔夫、网球和棒球这些比赛停止。

　　所有的电视只播放黑白的蒋介石纪录片或民众追悼的新闻，主播播报的措辞是：

　　“我们万民敬爱由衷敬爱、全球一直尊崇的一代伟人、总统蒋公”。

　　当时红遍台湾的歌星崔苔青一改平时的曲调曲风，开始在电视里唱起了铿锵有力的纪念“淞沪会战”时谢晋元团长“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歌曲《中国一定强》：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

　　……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一定强！一定强！ 一定强！一定强！”

　　全台湾报纸一律黑白版面，并且措辞的暗示更明显：

　　蒋介石的去世被称为“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有媒体还绘声绘色描述蒋介石去世时的天象：

　　“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

　　全台湾公职人员都要戴孝，也确实有不少民众自发戴孝的。而最伤心的当属一批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国民党高官和军人，他们曾发自内心相信蒋介石会带他们“打回大陆”，但蒋介石去世消息传来，他们顿时陷入了彷徨和迷茫。台湾《中央日报》就引用了一位老兵的话：

　　“我一直期望着总统蒋公能带我们回去，现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蒋介石去世两小时后，有关方面就发布了一份号称是一星期前的“遗嘱”，文中最后一句是：

　　“惟愿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台湾作家廖信忠曾回忆：

　　“当年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一定都在狂背中英文版的《蒋公遗嘱》，因为大家深信，考试一定会考这个。要不然就是猜测当年的作文，一定是有关“如何实践蒋公遗嘱”的出题方向。

　　这个《蒋公遗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执笔的，在那全民广为背诵的年代，简直就是全台湾最畅销的作家。”

　　不过，虽然蒋介石在遗嘱中依旧强调“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但在他的棺木中，最初只是按照他的嘱托放入了《圣经》、《荒漠甘泉》和一本唐诗选集。

　　经人提醒，才又补加了一本《三民主义》。

　　7

　　在台湾之外，世界各国对蒋介石去世的反应不太一样。

　　作为蒋介石一生最忠实的“盟友”美国，对此反应冷淡。

　　按照美国总统福特原先的安排，只准备派农业部长来台湾吊丧，对此，台湾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最终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带来了福特总统的礼节性慰问：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

　　然而，蒋介石作为二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当年的那些盟国盟友们，都没有派代表来出席葬礼。

　　而《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颇有点在“伤口上撒盐”的味道，文章称蒋介石的去世让人又“记起二十世纪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它指的是蒋介石坚持相信能从台湾反攻大陆成功。

　　与美国相比，蒋介石曾经长期愤恨的对象日本，倒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态度：各大报都头版头条报道了蒋介石逝世的消息，基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不少报纸称蒋介石为“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

　　时任日本首相的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发了唁电，并准备让前首相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但考虑到中国方面的态度，最终佐藤只是以“友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当时日本媒体还表示对二战后蒋介石放弃日本赔款，“以德报怨”表示感激。

　　最受人关注的，自然是中国大陆方面的态度。

　　对于蒋介石的逝世，中国大陆的反应很平淡，官方并没有什么特别表态。

　　1975年4月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右小角的位置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标题是：

　　《蒋介石死了》。

　　消息的开头是：

　　“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文章中称他是“背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一直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

　　这篇全文为444字的文章结尾，是一句话：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8

　　两个和蒋介石生前有不少交集的人，他们的态度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一个是曾经和蒋介石“拜把子”的兄弟，张学良。

　　张学良那年是74岁。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是宋美龄通过电话告诉张学良的，不过没有带来任何有关“释放”的消息。张学良之后带着赵四小姐去和蒋介石的遗体告别，并留下了一副挽联：

　　“关怀之殷，有如骨肉；

　　政见之争，有如仇雠。”

　　另一个，是蒋介石的一生之敌，毛泽东。

　　毛泽东那年是82岁。

　　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消息后，毛泽东只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本文完）

　　馒头说

　　坊间曾流传一种说法。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传来，毛泽东一遍遍地在房间里听《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的唱词录音带。

　　这首词是南宋张元干写的，通篇表达的是送别友人的惆怅，以及对山河家国的复兴的期待。尤其是最后一句：“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颇让人动容。

　　毛泽东后来还专门将“举大白，听金缕”改词为：“君且去，无须顾。”

　　于是就有了一种说法：毛泽东对蒋介石惺惺相惜。

　　毛泽东对蒋介石究竟怎么看，我们后人无从知晓。但就毛泽东听这首词并改词这件事而言，他应该不是为了蒋介石。

　　目前比较公认的是两种说法：一是悼念董必武（1975年4月2日逝世），一是感怀老战友周恩来（当时周已经病重）。

　　不过，作为一生之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台湾问题上，倒一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原先已经决定放弃台湾的美国改变了主意，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总统杜鲁门直接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庆幸美军在“关键时刻”协守台湾的蒋介石，在表达欢迎之余，却让“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了一份声明：

　　“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并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

　　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

　　“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所以，虽然之后台湾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但毛泽东还是认准了蒋介石的一点：

　　“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

　　并明确指出：

　　“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陈诚当总统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

　　蒋介石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始终态度坚定。

　　1967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

　　“美国‘两个中国’的想法，是我所绝对反对的，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时把蒋介石称为“老朋友”，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事实上，当时海峡两岸已经有了各种试探和沟通。

　　1972年10月，毛泽东就曾要求去美国的人要去看望下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曾让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通过香港的渠道，向中共方面传达信息：希望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激动的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

　　“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

　　不过，这一切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和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佳，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两个人都留下了一个伏笔。

　　1949年5月6日，人民解放军逼近浙江奉化，毛泽东专门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文，致电粟裕、张震等人，提及：

　　“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建筑物。”

　　文革中，蒋家的祖坟遭受红卫兵冲击，政府有关方面立刻制止，派人修复后拍照，通过特殊渠道传给台湾的蒋介石。

　　而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他的灵柩一直没有下葬，暂厝桃园县大溪镇的慈湖——他生前觉得这里特别像他的浙江老家。

　　他给自己的下葬规定了条件：

　　回归大陆，在故乡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