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玉：我在北大开“天眼”

（上）

　　我们这批人进大学，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不易。我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一直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上大学在我，似乎天生就顺理成章。我上的高中叫101中学，地理位置与北大、清华成三足鼎立之势，是当时北京男女同校中最好的（当时还有专门的男校、女校），那时我的理想同101中的大多数同学相同，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搞最尖端的火箭、航天卫星……强大祖国。而文化大革命则灭绝了我的大学梦。这种灭绝是锥心刺骨的，什么时候一碰，都叫人回不过气来……

　　我曾先后有过两次考大学的经历，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1973年，当时我正在内蒙兵团插队。那年因周恩来总理提议，在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推荐过程中，加进过文革以来惟一的一场考试。据说我在全团被推荐女生中考第一，结果却因张铁生一张白卷被无情刷了下来。这次考试给我打击很大，从此我不再参加推荐，自愿调进团部学校当了一名中学老师，下决心一辈子走自学成才之路。

　　我高考分数很高（北京朝阳区状元），但因是女生，年龄又大了，估计连档案也没有递上去，就又被刷下去了。后来，在1977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上，许多代表提出了扩大招生的议案，认为十年“文革”积压了大批人才，尤其是一些老高中生，文化基础好，又锻炼过，只要稍加培养，四五年后就是一笔财富。建议在北京各大专院校扩招一批走读生，投资不多，收益不小。于是，我们这批走读生就这样迈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永远感激咱们的班主任张剑福老师，是他亲自招我进的北大。我也一直记得他和谢冕老师之间的一个对话。张老师说：这么高的分，怎么第一批没有招进来呢？谢老师也惊讶而遗憾地说：是啊，当时怎么没看见这份档案呢？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未雨绸缪大学梦》，收在《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一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77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又被收入《我的1977》（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文章讲的就是我这两次考大学的故事。总之，这批走读生，后来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力量，现在再看，我们更要感激国家有识之士当年那高屋建瓴的远见之明。

　　如果1977年的我，第三次与上大学失之交臂，那我将会失去对生活的全部信任，将永远都不会再去报考大学。我可能45岁，甚至40岁就下岗了，后半生都在困苦与操劳中度过。物质上，生活窘迫；精神上，心理阴暗，充满了屈辱和对社会的不满。

　　文化大革命后能够考上大学，改变了我后半生，或者就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但是考上北大，又格外的意义不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大除了传道授业解惑外，她的大气、大量，还给了我更多的东西，她开了我的“天眼”。

　　这首先，是老师们给的。这不仅指老师们教给了我们系统的知识，更是因为“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他们给了我方法论和另一种看世界的眼光。

　　乐黛云老师：荒废十年，乍一进大学，面对汹汹而来的知识学问，读书竟一时不知该如何下手了。乐先生说：要抓住一个坐标系：纵的是历史，横的是世界。抓住这纵横两条线所组成平面上的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作家，以及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去读，就是抓住了要点。一语顿开茅塞。

　　百废待兴，大学里也才将教学秩序理顺（上课没有教材，靠老师们手刻油印讲义；图书馆只每周三下午外借文艺类图书，还不许带走，一部长篇小说看不完，需到下周三下午才能再来续读……），但乐老师已引进并讲授“比较文学”了。这是咱们班两位最早到美国去留学的吴北玲、查建英选择的攻读专业（1981年，在全国也算是最早的一批自费留学生了）。

　　当乐老师在黑板上写下“AIDS”这几个字母，并告诉我们说，这是“艾滋病”时，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开风气之先，不保守，跟着世界往前走，这是乐先生留给我的最深印象。

　　黄修己老师：黄老师在讲“赵树理专题”时，还讲了山西的“山药蛋派”。我第一次知道除了出身（文革中烙印最深的东西）对一个人成长有影响外，地理环境对一个人，甚至一方人也有影响。它甚至还能成就一个流派。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若干年后，当有杂志约我写有关城市或地域文化的稿件《城市/地域与它的子民们》时，我就用了如此的前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了这一方水土的地理环境，就有了这一方水土人文历史生成发展的土壤和背景，并养育出生长在这一方水土上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城市/地域的个性就是城市/地域的灵魂……”

　　这篇文章，我一共写了8个城市/地域，连载了3期。其实当初约稿，讲好只写两期，而且当时类似的稿子也有人写过很多了。结果编辑看了后，大加赞赏，非要再加写一期不可。而稿子刊出后，也立即被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读者》转载。其实我在写稿时，想的就是黄老师当初讲课时的精髓：地理环境对一方人的人文影响。而黄先生在这一选修课的最后总结时说：本课目的，讲的是“方法学”。

　　讲法国文学的老师（想不起先生的姓名了）：老师身材不高，稍胖，但气宇轩昂。我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浴室文化的（还有后来的厕所文化）。那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吃饱肚子还是个全国性的大问题，但他已经在讲30年后才成为全国热门话题的高度文明了。那种前瞻性，真是令人敬佩。

　　老师另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内容是讲私生活的，他举了许多伟人（主要是艺术家）的例子后，说（大意）：这些艺术家一生都多次结婚，或有过许多情人，而正是女人，给了他们不断创作的源泉，迸发出创作激情，使他们创作出无数名留青史的伟大作品。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些伟大艺术家时，一定不要放过对他们个人情感生活的研究。

　　在读一位大师的作品时，竟然还要关注到他的私生活？！天呐，真是闻所未闻（刚刚经历过文革，8个标杆样板戏，哪允许提个人感情生活）！然而细想想，难道没有道理吗？30年后的今天，当我年届花甲，走完人生一个圆，又要重新开始起步时；在中国开放到令人目瞪口呆的今天，对老师的话，我有更深的理解了。

　　吴组缃先生：吴先生是大师级人物，他的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是上了文学史的。有一年，忽听说吴先生要给我们开《红楼梦》选修课，立刻报名者无数。开课那天，课堂爆满，还有许多外系甚至校外的人，地板上，走廊里，窗台上，到处是人，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没办法，只好换教室。

　　吴先生讲课很有意思，他没有讲稿，手里只拿一张信封大小的纸片，牛皮纸似的颜色，估计提纲就写在上面。

　　先生真正讲课时，却也不沿着这个提纲讲，而是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比如有一次讲到涮羊肉（也许是《红楼梦》中哪一顿吃食引起的），就从北京最有名的涮羊肉馆子是东来顺，东来顺在北京的方位，东来顺羊肉选料之精，羊肉是从口外什么地方进的，那儿的草是什么样，羊肉为什么嫩……一直讲到文革中想吃涮羊肉怎么个难，他们有一次老朋友相聚，怎么在东来顺吃的涮羊肉，那味道怎么个地道法……等到一节课下来，那话题真是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

　　还有一次是讲“凌迟处死”。这词我小时读古典小说时看过，却从没深究过。那时小，读书主要是看故事图热闹，不懂什么叫学问，这次听先生一讲，那学问可就大了。比如光行刑用的刀，就有大小上千种。最小的形如柳叶，薄如纸片，却也锋利无比。那是用在人额头上的。也不是一刀切下去就算完，而是要一刀刀地割下去，每刀只有一小条，按照预先设定的格子在额头上走刀。切的时候也有讲究，不能太深了，只是把脸上的皮拉下来就算完，脸上的肉却还是留着的……先生还说，这套行刑用具最完整的一套，是当时保存在建国门旁古观象台博物馆中的一套……

　　先生如此讲课，我当时也迷惑，不知就里。估计其他人也如此，所以课堂上人就渐次见少，最少的一次，我当堂数了一下，只有6人。我算是自始至终的一位，这主要缘于习惯：做事不做则罢，做则一定坚持到底；另一个就是觉得有趣。听先生授课，几乎每件事都有典故，每句话皆有出处，学问之广博，知识面之丰富，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哪像现在的一些什么“博导”，写篇文章都要靠抄袭别人的才能够凑数。

　　现在再来想这事，收益当然是大大的了，就像只捂了多年的绩优股，有超值收获。想想吧，你现在到各大学去，哪儿还能再听到那一辈先生的高谈阔论了？！

　　刚毕业时，读到过一本书，好像是写西南联大时生活的，讲到两位名教授的逸事（书名和两位先生的名字都忘了），一位上课时并不点名，只提笔在点到簿上，从第一位学生一笔划到最后一位，算是全班学生都到了。另一位更有趣，考试完后给学生记分，第一位同学记60分，然后依顺序是61分，62分……直到100分后，下一位同学再从60分开始。读书到此，哑然失笑，脑海中却现出吴先生上课时的风采，心中万分感慨：那一辈大师们的飘逸，开通，怎么在现今的国人们身上，就再也难以为继了呢？！

　　毕业后，我先是分配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下属有作协、文联、文化局、文物局等，也算是在文化圈里混事的人，也听到过有高人发议论，如当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人艺”院长曹禺先生的讲话，还有充满智慧的王蒙先生的发言，都颇有收益；但更多的，则是听官僚们的“八股”。常常听得一头雾水，汇报笔记都记不下来，不要说言之有物了，连逻辑都没有，空洞无物的废话能连讲两三个小时，却不知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时候，中国的官僚们能真正地有点文化底蕴，中国的事情也许就好办多了。

　　很快，一学期要结束了，到最后一节课时，课代表李彤请求先生说：再讲讲《红楼梦》吧。先生果真在最后一节课时，集中讲了一堂《红楼梦》。

　　当时对《红楼梦》的评价，是以毛泽东的论说为主导的：认为它主要表现的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腐杇没落。但先生却在课堂上坚持自己的观点：《红楼梦》是描写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一部小说。勇气非凡。

　　在讲到如何结构小说时，先生专门以黛玉进大观园为例，讲中心场景之重要，说这是类似于太阳光的发散性结构：能够在一个场景中，集中把众多人物一一介绍到了，是最省力省篇幅的方法了……又举例说熙凤进场时，人未到声先行，她对不同人物打招呼时的不同用语、态度，既描写了其他人物，也活脱脱表现出了她的性格特征……

　　我每提笔或做事遇到困难时，总会先想到先生教给我们的方法论，知道有了目标后，方法就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武器了。

　　先生不但才学好，在思想境界上也常发惊人之语，给人以启迪。

　　1980年11月初，北大学生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竞选”是我们进校后发生的一件大事，校内外都有很大影响。我作为“文革”过来人，这种场面见过太多，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后，再遇这种活动，我就只是到处走、看，并不参与。一天先生在课堂上却突然放言，对学生参加竞选活动大加赞赏，并说（大意）：青年人就应该这样，热血沸腾，血气方刚，忧国忧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连青年人都没了锐气，没了冲劲，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先生应该是“5.4”运动的过来人吧，“文革”也是逃不掉的，他如此年纪了还能在公开场合如此讲话，尤其这是在课堂上讲的，可见他对青年人所寄与的无比厚望……

　　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竞选。王文澜摄

　　另一次讲课，不知怎么讲到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先生竟然说（大意）：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能维持几千年？是因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没有那么尖锐，相对是和谐的……我听了，大吃一惊。那时“文革”刚结束，人们头脑中的“阶级斗争论”还未清除，就是在如雷贯耳的民主自由发源地——北大，也绝没有人敢这样去讲话啊……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晚年的周扬，以及巴金、季羡林，还有我所在单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女士，周、韦二人都是革命党人，晚年反思令人敬佩，而吴先生的讲话，则比他们还要早一二十年啊！

　　我父母亲出身剥削阶级，后参加了革命。我小时候，他们是绝对不讲早年间家里事的，也禁止我姥姥讲，直到她们都耄耋之年（父亲去世早），在聊天时，才陆续透出一点当年家里的生活情景。我一听，立即想起吴先生的话，他们（我母亲的爷爷奶奶）与雇工的关系，真的是很平和融洽的啊！我惊叹先生对生活的观察和反思（《一千八百担》也是写地主与农民尖锐矛盾的），更敬佩先生敢于在公开场合讲出自己一家之言的勇气。他教年轻一代的不但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如何做人的大无畏精神。

　　以上仅是印象最深的几位先生的讲课片断，其实这样的先生，在当时的北大比比皆是，先生们给我的最大受益，就是面对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再步“文革”惯性思维的后尘，人云亦云了。

（下）

　　开“天眼”的另一段北大生活，是我陪住留学生的时候。

　　那时班里挑了部分家在北京的同学，每人与一名外国留学生同住一间宿舍，称之为“陪住”。为什么挑北京同学，据说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同学普通话标准；二是北京同学每个周末都回家，能给外国同学留下一些“私人空间”（什么叫私人空间？为什么要有私人空间？这个词对于我们，当时其实是很陌生的）。

　　很快，我们又明白了陪住还有着另一重任务：监督留学生。留办（留学生办公室）曾召集大家专门开过会，讲了许多注意事项，不许这不许那的许多规章条例，以及需要汇报的种种要求。大家私下里想：这不是“小特务”嘛。

　　能去陪住，很高兴，除了居住条件比中国学生宿舍好以外，还能满足我对各种事情强烈的好奇心。那时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是少数，更何况是这样近距离地观察外国人。再一个，就是想跟着能学点外语。

　　分到我们这拨的共有两名英国同学，我陪住的叫克莱尔；另一名叫简妮，小楂陪住。北玲陪住的是位澳大利亚人。我们仨就是这时候走近到一起的。

　　克莱尔是所有陪住女留学生中年纪最大的。初次见她，很不习惯，她正双脚翘在桌子上。这种坐姿在外国电影中见过，但一般是男人，一个女人，怎么能这样呢？

　　克莱尔中文不太好，也许因为有伴，她不太和我说话，喜欢去找简妮。她和简妮带给我许多新鲜的东西。

　　为了让外国同学能多了解中国、学好中文，当时留办经常组织一些中外同学共同参加的活动。一次到颐和园，几人分别照了彩色相片，那时彩照还很少，是稀罕物。当她们把彩照送给我时，我有些吃惊于我和简妮的合影。画面上，我留着短发，头发直直的；上身是件“国防绿”军衣，下身是条蓝裤子，脚上一双“跳伞靴”。跳伞靴是打开国门后最早的时髦品，很受女孩子喜欢，记得郭丽平也有一双，她十分珍惜。那件军衣则是正宗货，是我妈妈的，而不是兵团发的“狗屎黄”。那时还有文革遗风，真正的军衣仍然受到追捧，所以我很得意于我的打扮。拍照时，我记得简妮做了个动作，看相片时，才发现她是成心把开身黄毛衣褪去一些，露出里面的白色跨栏背心和半个膀子。现在满大街都是穿跨栏背心和露肚脐眼的女孩，但当时大家还是很保守的，所以她这种打扮让我意外，也留下了我俩反差如此之大的一张相片，作为历史的一种见证。

　　还有一次，克莱尔和简妮在一起议论女人的内裤，说要粉红色的，越小越好，这样才好看（类似于比基尼泳装的那种，实际是指遮挡的越少越好）。我们当时都傻呼呼的，不知她俩啥意思，我就愣头愣脑问了一句：穿在里面，谁看得见啊，还要漂亮？她们恐怕也没想到我这样无知，意味深长一笑，不说了。简妮活泼，平时和小楂聊天多点，那时就常常惊奇于小楂的无知，没想到我比小楂大10岁，也仍然是空白一片。

　　克莱尔的择友标准，也是我不能理解的。按中国人传统：郞才女貌。克莱尔漂亮，细高挑儿，金黄头发。当年拍电影《白求恩》需要外国演员，她去应聘，一直到剩下最后两个女主角时，她才被刷下。

　　留学生中交朋友的很多，周末的“私人空间”也给他们留下了可活动余地。白人好像尤崇尚棕黑色皮肤，有和黑人交朋友的，叫我们开眼界。我当时是国人的一般看法，认为西方人随便，喜欢乱搞男女关系。这点，留办曾和大家交代过，遇到时该怎么处理。但是真到克莱尔，她的择友标准还是叫我诧异了。她第一次的男朋友是个老挝人，常爱自吹，说他爸爸是（军政府的？）什么高官，有钱有势。他也是北大的，又瘦又小又黑，从外貌上，根本配不上克莱尔。

　　1980年夏，克莱尔妈妈到香港，她去看她。但暑假没过完，就回来了。她带给我一盒外包装非常漂亮的礼物，里面是果冻，但当时没见过，很稀罕。可吃时却觉得一般，不明白为什么外表要弄得那么奢华。30年过去，现在国内的外包装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克来尔回来后，研究生也不读了，说是认识了一个香港船员，要退了学与他结婚。这香港人才初中毕业，真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后来他俩真结婚了，咱们毕业后，克莱尔还给我寄来一张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片。

　　克莱尔不太有钱，学生读书时能打工，我就是从她那儿知道的。她1979年暑假时去给英国大使馆粉刷墙壁，每小时挣10元人民币。这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时已有10年工龄，是带工资上学，每月36元，在同学中算是不缺钱的，我曾自吹是自己供自己上大学，但按她那种挣法，一天8小时，80元钱，一月得挣多少啊？晕，简直是天文数字耶！

　　按留办规定，我们是不允许请同屋到自己家玩的，如果同屋先提出要求，则需事前向留办通报。因为简妮老讲，如果我们在英国留学，她一定常请我们周末去她家玩，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中国是礼仪之邦，我觉得留办的规定太没人情味了，于是耍了个小心眼：我先邀请了克莱尔（只能是自己的同屋），然后又对留办说是克莱尔先提出的要求，于是我成了咱班陪住中第一个请同屋到家中去玩的人。

　　留办对我的家庭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包括家中几口人，是干什么的等等。我知道什么叫“政审”，于是写了一个大大的清单，罗列了家庭所有成员。结果留办又说只需当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于是又删了好多。动身那天，为回家快捷，我帮克莱尔借了辆自行车。途中有一段为抄近路，我们还搬车跨了好几道铁轨线（当时的第二机床厂附近有小火车轨道），克莱尔觉得新鲜有趣，兴奋得脸都红了。

　　到家后，小院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人也非常热情，我姥姥苏菜有一手，皆大欢喜。姥姥高寿，脑子也好，活到92岁，后来还一直记得克莱尔，夸她长得漂亮。

　　这事的结果非常有趣，原来留办要我写下家庭成员不是为了政审，而是要给予补助（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按就餐人口补。我家生活不困难，我凭空得了一笔“外财”，于是也不上交家里，自己暗自高兴。刘德联也是个热情好客之人，后来也想请同屋，向我咨询，我就将此秘密告诉他了。小楂许是遵守纪律，一直没提过请客的事，我也不好硬说（到底还是觉得撒谎不好），害得简妮一直牢骚不断。

　　更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父亲姥姥都已去世多年，有一天我和妈妈闲聊，说起当年请克莱尔吃饭之事，妈妈无意中说起，当时为了克莱尔要来，不光我家居住小院，连整个街道、居委会（估计还有派出所）都惊动了，家家户户要求打扫卫生，吃饭当天，小院的邻居甚至被要求不许迈出自家屋门。听到这儿，我这才有了羞愧感，汗都下来了，为了我的一个“礼仪之邦”情结，竟惊动了那么多人，真是没想到，也深感不好意思。

　　还有一次游玩是克莱尔发起的，或是她打工的英国大使馆的人要玩，路程是先到颐和园再到圆明园。圆明园那时还是废墟一片，可随意出入，但不知道的人一时也找不到路径。101中本身就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因文革，我在那儿上学3年半，没事时老玩，所以很熟悉。

　　我们上中学时曾有一个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60年。所以每年冬天，我们都要从学校后面大操场的铁丝网撕开处跑到校外的农田小路上去长跑。学校有当时北京市中学都少见的大操场，为什么还要到校园外去跑？不知道，是101中的一个传统。101作为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学，又有带着一帮干部子弟从延安随共产党进京的历史，自有着她自己许多独特的传统。

　　农田小路的长跑按距离分为两个圈，称之为大苇塘、小苇塘。那时海淀算是比较偏僻的郊区，水泽也还多，学校周围甚至校园里都布满了水塘，还有桃园、葡萄园，夏天种水稻，秋天收莲藕瓜果，冬天则是我们的溜冰场。

　　那天是个星期天，夏秋交接之际，天气很好。我让他们每人自备一辆自行车，克莱尔仍是我帮她借的，在北大集合后先到颐和园。一路上，微风习习，马路两旁庄稼还绿着，但已有人把马路当场院了，晒谷子、扬场，一派农家田园景象；加之蓝天白云骄阳，水气氤氲之间，夹杂着翠绿金黄，好不怡人陶陶。那些英国人都很兴奋，以为到了中国的乡间，纷纷拍照，忙个不停。临近中午时，我们转战圆明园，先从101中的正门进去，然后从后面大操场的铁丝网裂口处出去，搬着自行车，跨过一道小水沟，再骑行在乡间的小路上，竟然还是我10年前在101中读书、闹文革时的风格。他们都觉得有趣无比，在我，却已物是人非了。

　　到了圆明园废墟处，先打歇，每人一份盒饭，我和克莱尔也是他们准备的。他们还送给克莱尔一些小礼物，以示谢意。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巴掌心大小的金色小算盘，算是工艺品吧，当时只觉得精美无比（后来我随先生去平壤赴任买礼品时，也想买一个，却没有，只好买了个骨制的）。我没有礼物，只有盒饭，每人两盒。但我已经很满意了。打开塑料盖，一盒是夹着黄油的面色，烤得微焦，一盒是蔬菜，有蔬菜沙拉，几片香肠，还有切好的新鲜黄瓜段和西红柿片。这些东西我都见过，也吃过，但快餐（当时还没听说过这词）、盒饭却是第一次见识。我带他们出去玩，本就是义务的，没想过要报酬（当时也没这概念），自己高兴，并能有新鲜见识，在我就是收获了。

龚玉和她的英国同屋克莱尔，摄于1979年夏颐和园

　　另一件违反纪律而又有意思的事，是在克莱尔去香港看望她妈妈的时候。

　　那时我对学英语有兴趣，小刚讲的费能文教我们学英语的事我也记得。当时我曾在78级某同学那儿看到过“一块砖”式的录音机，她说不贵，在香港才几元钱，托人能带进来。于是我就请克莱尔带一个，并一定交上关税钱。没想到克莱尔竟给我带回一个“三洋”双喇叭的，价钱要到250元。我当时对品牌没概念，只觉得250元是天价，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于是请了立哲来咨询（说明书都是英文的，立哲英文好）。没想到立哲一看，连声说好东西，爱不释手，并表示我若不要，就让给他。他这么一说，我又舍不得了，犹豫再三，还是自己留下了。

　　随同机子一起的，还有十来盒音乐磁带，有英文的，也有当时正走红的港台歌星曲子，包括邓丽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磁带我要单给钱，克莱尔不要，说是送我了，我也就不客气了。现在想，也许是随机送的赠品吧。

　　但是克莱尔并没有给我关税单。我放心不下，等那船员来北京接克莱尔退学一块去香港结婚时，我就请她过海关时，无论如何把关税补交了寄回给我（不交关税要罚款，而我也认为我是在犯法）。克莱尔后来给我写了信，寄了全家福，但就是没有关税单。许是她忘了吧。

　　现在虽然已经有了更上一层楼的播录音器材，但这机子却一直还在我们家，也还能用。

　　老挝人有个好朋友，日本人（忘记名字了，好像是哲学系的），喜欢和我聊天。为什么，不知道。他对北大的“校情”似乎比我知道得多，比如他的同屋（工农兵学员）什么情况下会去“打小报告”，他比我还清楚。他已结婚了，还邀我去他家玩过。他夫人算是外国专家，教日语，住在友谊宾馆。非常逗的是，临别时，他爱人送了我好多塑料包装袋。这东西在那时刚刚出现，算个稀罕物，而我也就接受了（想起梁左自述在火车上初见塑料小刀叉，觉得精美异常，用完后就扔，舍不得。如出一辙）。现在塑料袋已成公害，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有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坐在“三角地”或是图书馆的一个花坛旁闲聊，因为愉快，说了有一两小时的话，还说要一块去爬香山，他带上彩色胶卷照相（那时也是稀罕物）。我这人贪玩，听后高兴极了，兴奋了好几天。没想到还没成行，张老师找我谈话来了。

　　张老师脾气好，为人也好。他好像是大学“0字班”的，就是“文革”那年上大一，应该1970年毕业。从年龄上算，他只比全班的老大哥叶君远、颜乾虎大一岁，比我大3岁，所以与咱们这个班并无太大的“代沟”，师生之间，更像是朋友。

　　张老师找我谈话，所掌握情况当然来自留办，如果更确切一点，一是日本人的陪住同屋，一是留学生女生宿舍楼的门房，或是外班一些富有责任心的陪住同学，他们都负有监督留学生甚至中国学生的任务。

　　老师问我，是不是与日本人晚上在一起聊过天。我没当回事，说：是啊。还把准备一起爬香山的事也“不打自招”出来。

　　老师又问我：是不是和这日本人在谈恋爱？

　　我恐怕是全班没有异性朋友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许多人都关心过我的恋爱问题，连当时系里的党总支书记都操心帮我介绍过对象。张老师这么问，也在常理之中，所以我仍没在意，说：没有啊。并把自己的择偶标准讲了一下：不会要年纪比我小的。

　　我当时已看过一些婚恋方面的书（当时很少），知道合适的家庭有几种形式，比如姐弟型或兄妹型，主要依各人的性格而异。我自知不是个姐姐型的人，所以结婚对象一定要比我大，多大点都没关系，就是不能小了，总支书记介绍的人面都没见一下，就是因为年龄比我小。

　　张老师又说：他结过婚，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啊，我还去他们家玩过呢。于是把去他们家玩的事也讲了一遍，还是作为好玩讲的。

　　张老师还问，说：他爱人是外国专家，你知道吗？

　　当时中国学生同外国留学生谈恋爱，当局一般不予支持。我曾听说过一对（也常见到他们，女孩子好像还不是陪住），因中国政策当时不允许，俩人只好分手，曾泪眼相对，枯坐一夜的故事。我有个工厂时的朋友，是79级国政系的，长得高大白净帅气，也不是陪住，却被一个加拿大姑娘梅兰妮看上了，最后两人决定结婚。这姑娘我认识，对她颇有好感。记得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中国学生食堂饭菜便宜，他们有时到这儿来打饭），有人想“加塞儿”。中国人对这种事司空见惯，有时自己也干，所以一般都忍了；如碰到太过份，比如加塞儿的再带进来好多人，忍不住时就起冲突。梅兰妮却义愤非常，当即站出来，从道德的高度加以指责，看得我目瞪口呆，也对她的勇气和正义感充满钦佩。

　　他俩准备领结婚证时，正是我们临毕业的当口，记得我俩就这事议论了很久。我一再劝他三思而行，他则表现得非常坚决。于是我又改劝他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要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叫人抓了小辨子，更不要因此而给父母、家庭带来不幸。

　　张老师找我谈话到了这一步，我再“没心没肺”，也听出它的不寻常之处了。这时，我突然气愤填膺，忍不住大声说：我没和他谈恋爱！但是，我就是和他谈恋爱了，那又怎么了！？

　　我知道张老师是个与人为善的大好人，他来找我谈话，也是奉命而行，身不由己；而且，他能对这些事知道得这么详细，也自是有人注意到我（试想，我们在北大校园人来人往的热闹之处坐着聊天，本来也没想瞒什么人嘛），再打了小报告上去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忍不住了，大声嚷嚷起来。张老师见我这样，也就不再往下谈了。

　　这事使我心里十分不快，于是告诉那日本人，周末不去爬香山了，彩色相片也不照了。他表示遗憾和理解。而我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害怕，只是由于气愤。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估计也是张老师对我既做了正确分析判断，也对我有所保护的向上汇报的结果。

　　陪住时，张老师一共找我谈过两次话（好像听北玲说，张老师也找她谈过话，什么内容，不记得了，但情况与我大同小异）。另一次也很有意思，好像就是我从北戴河比北玲、小楂早回来的那个暑假。我为了那位呼市好友，想带她们逛北大，就回了趟学校，没成想正遇上克莱尔要与香港船员结婚。也许是事情来得紧急，克莱尔是突然决定不读书了，要退学去香港结婚的。她只用了一两天就打包走了，什么人都没来得及告诉，只和我简单说了一声。

　　她匆匆走后，我望着突然有点空荡、凌乱的宿舍，一下有点发蒙。后来想想，暑假期间，留办没人，但无论如何，还是需要和宿舍管理员（即女留学生宿舍的门房）说一声，于是就去告诉了她们。她们上来后，像旅馆招待员似的，把所有物品清点了一遍，说是少了一个枕套，非向我来要。我哪知道克莱尔的东西，就是她要走，我也是刚知道的，于是向她们解释了一遍。我觉得这件事到这儿就算完了，我也尽了我的责任和义务，没想到这两人不依不饶，怎么解释都没用，好像我非要贪图一个别人用过的枕套似的。

　　后来见再三纠缠也没结果，两三天后，她们又来通知，要我马上搬回中国学生宿舍。这本来也没什么，但按常理，这应该是开学后的事，现在正值暑假，原宿舍不知道还有同学在不，而我长时间没住那儿了，突然回去也得和她们打声招呼吧。于是我回去看了看，好在黄蓓佳还在，我就把自己的行李搬了去。剩下克莱尔一些零碎（她穷，也没什么值钱东西），我左右为难，又怕出什么意外，于是一古脑先卷了回家。

　　开学不多久，张老师就又来找我谈话了。还是先了解情况，问我枕头套之事，我如实述说一遍；接着就问克莱尔还有些什么东西，放哪儿了，说是有个语言学院的留学生来问，要拿走，是克莱尔说要送给她的。我立刻告之东西下落，周末回家后又立刻卷了回来，当面交给这位姑娘（主要的还有个电炉子，以及装煤油的塑料桶，做饭用），这事就算完了。但事后细想，我不由舒出一口长气，幸亏这些零碎我当时没一下子扔了，否则，就算碰见张老师这样的好人，我怕也是有嘴说不清，因为毕竟还有许多人，是和我们的思想方法不一样的。

　　也许就因为我老有点小出格的事吧，所以自克莱尔走后，我就再也没有去陪住过。

　　陪住时，另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是与郭丽平一起。那天我们一起在男生宿舍走廊上碰到一位黑人，我俩都不认识他，但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宿舍玩。那时我还满脑子的“亚非拉人民是朋友”呢，郭丽平不知是怎么想的，总之，我俩就去了。

　　他招呼我们坐下后，又叫我们等会儿，他去买些吃的来，于是我俩就等着。没想到他一走半天不见影儿，我俩无聊，就瞎想开了。我记起日本人说的：美国黑人区是治安最乱的地方；黑人脾气挺暴躁的，语言学院曾有黑人一生气，把女朋友从二楼窗户扔下去……郭丽平说了点啥，忘了。但是我俩突然害怕起来，于是决定离开。等我们又下到一楼走廊时，正巧碰见那黑人抱着一大捧啤酒等吃的回来，见我们要走，立刻又邀我们回去。但这一次，我俩都胆小起来，谁也不肯，坚决地走了。事后有时猜想，如果我俩跟他回去了，会有些什么故事呢？不知道。

　　郭丽平是个胆大内秀之人，现在大家都与她联系不上，写出这点小逸事，也算是对一位同学在这纪念册中留下的小痕迹吧。

　　与留学生的交往使我开了不少眼界，比如有次到男留学生宿舍，刚进楼道，突然听见一曲如高山流水般的音乐，不知是从哪个宿舍传出的，如水银泄地，优美异常，我这个基本不懂音乐的人也为之动容。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德沃夏克的《致新大陆》，因为磁带和音响都是立体声的，我们的耳朵从未听过这样的音乐效果，所以才惊疑，以为是天籁之音（黄蓓佳说的75元一套的15盒古典音乐磁带我也买过，至今还保留着，但因是单音道的，所以没这种效果）。

　　除了以上种种新鲜事外，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有思想的启迪，这主要来自与那个日本人的聊天。

　　我从兵团返城后，在一大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待过2年，那时我已没了前进目标（回城了，进工厂了；我因是那批进厂者中惟一的党员，被分配做打字员，工作轻松，一人一间小破屋，还被许多人羡慕着；上大学无望；找对象心高身价低……）。午休是被工人们充分利用的，许多女工刺绣，以装饰弥补家中不丰富的物质生活。我姥姥妈妈都会这活，我小时喜欢，也做过，绷子丝线都现成，于是也跟着拓图案买料子，有了不少成果。

　　我曾送过克莱尔一对枕套；日本人走时，我又把以前没做完的一对枕套赶着绣完送他。没想到他非常欢喜，认为很珍贵。我不解，问为什么？不就是自己买料子做的手工活嘛，也不精美，心意罢了。他对我做了解释。也就是从他这儿，我知道了流水作业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因是机械操作，可大批量生产，所以远不如人工值钱。而中国却正是人工最不值钱。我这才明白我在兵团7年，虽曾豪情万丈，吃大苦出大汗卖大力，却是在做着世界上效率最低的事；而这种傻事，若干年来，全中国几亿人都一直在做着啊，我们能不落后吗？！

　　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俩闲谈到警察的破案率问题，在我的思想中，破案率达到100%，那正说明警察的工作效率太高了，应该受到表扬；日本人却认为，一个国家破案率如果达到100%，则说明这一定是个被专制、极权、暴力统治的国家。我初听这话，大吃一惊，后来从哲学的高度细想，才知道他是正确的。试想，世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100%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真达到了这纯之又纯的地步，那确实已经是“矫枉过正”了！

　　日本人回国时，请许多中国同学留言，我也写了；什么内容，忘了，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但一辈子忘不掉的，就是他，以及北大陪住留学生时所打开的眼界，并从此明白了：世界并不是都用与国内同一的思维方式在看事物的，别人的思想方法是可以作为参照系数，以修订我们自己看问题时的不足的。

　　北大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更重要的是，她用知识和开明、开放的大度，改变了我已成的思维定势，明白了世界之大，国外有国，天外有天，她开了我的“天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