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中国学者谈启蒙，隔靴搔痒，或者瞎子摸象

　　中国一些学者对启蒙侃侃而谈，但对西方古典只略知皮毛，永远只能是隔靴搔痒或者瞎子摸象。现在一谈中国的启蒙就是谈五四……五四的启蒙观念——自由、理性、宽容、人道主义……不都是从18世纪启蒙来的吗？

——题记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影响深远

　　启蒙是中国知识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启蒙的解释和争论一直不曾停息。无论是80年代的文化热，还是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抑或新世纪之后自由主义的复兴与“左右之辩”，启蒙的主题一直贯穿于其中。

　　迄今为止，著名学者徐贲已经出书20余种，这些著作虽然主题各异，但一直蕴含着启蒙的理念和批判的意识。逻辑严密、表达清晰的文字背后，潜藏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忧思。在万

　　前不久，徐贲的新书《与时俱进的启蒙》《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面世。可以说，前者是徐贲全部写作的点睛之笔，而后者则授人以渔，为读者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和认知的方法。

　　此前，曾有学者评论中国的启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回头来看，无论五四运动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与时俱进的启蒙》追根溯源，通过对18世纪前后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的交叉比较分析，抽取出四对在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核心观念：英国的自由与保守、法国的理性与革命、美国的制度与人性、德国的国家与普世；重点分析了开明专制（启蒙专制）的思想与实践，并从多个主题、多个层次加以重申；徐贲认为，启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未竟的事业。

　　就本书涉及启蒙的相关问题、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认识偏差、启蒙的理念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徐贲。因为篇幅较长。全文将分三篇刊出，第一篇主要谈论启蒙的历史；第二篇主要谈论启蒙的观念，第三篇则谈论中国的启蒙。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后两篇将于明后天连续刊出，读者可关注《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的持续推送。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科高研院兼职教授。1950年生，苏州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

中国学者谈启蒙，要么隔靴搔痒，要么瞎子摸象

　　燕京书评：如你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书中所说，西方的启蒙经过否定之后再度肯定，而中国的启蒙现在却陷入了低潮。“一度澎湃的启蒙热情已经转化为对启蒙的怀疑、摒弃和唱衰，体现在一系列思想、政治、社会议题及其讨论方式和取向上，包括对理性的怀疑和否定，迷信‘贵族精神’、反智的心灵鸡汤，等等。”（序言第2页）对待启蒙的中外有别，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徐贲：在如何对待启蒙的问题上，中外有关论著的根本的差别是论者学问上的差别。就1960年代后关于启蒙的学识著作而言，我经眼的英语和法语的相关著作就有几十种，更不要说学术期刊上的研究和争论文章了，而中文的原创著作，恕我孤陋寡闻，则少之又少。谈到启蒙的中文文章有一些，但质量无法与外文的相比。现有中文的关于启蒙运动或启蒙时期的专著基本上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倒是也不少，算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打个比方来说，西方这方面的学问犹如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而国内这方面的学问就像一些从这棵大树落到地面上的叶子。

　　然而，就算有了一些翻译著作，许多读者也未必就知道怎么从中获益，因为书里的信息量很大，涉及的西方古典文化面相当宽广，没有古典文化的基础，就会不知所云。知识是一环套着一环的，中国一些学者对启蒙侃侃而谈，但对西方古典只略知皮毛，永远只能是隔靴搔痒或者瞎子摸象。例如，现在一谈中国的启蒙就是谈“五四”，好像这是启蒙的源头似的。五四的那些启蒙观念——自由、理性、宽容、人道主义——不都是从18世纪启蒙来的吗？要了解18世纪的启蒙，就少不了要了解它的思想来源（例如，罗马文化对它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与它的关系、它为什么不青睐文艺复兴等），这样的知识基础在中国的启蒙研究里几乎完全是缺位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大学体制过分精致的学科分工，体制中人被定格在一个个小小的专业框子里，成为“小格子”专家。启蒙研究，不是这样的小格子所能限定的，也不是“小格子”专家所能胜任的。这几年大学开始提倡“普适教育”，算是一个补救，但最能体现启蒙理想的人文教育仍然滞后，成为明显的短板。

　　“文革”后大学重新招生，都是非常用功的学生，但已经错过黄金学习时期。绝大多数人既无“家学”又无“幼学”，学一个狭小的专业已经勉为其难。开拓知识面更是困难重重，成年后学的那点外语，根本不足以让他们快速浏览外文资料。但他们经常心气很高，雄心也大，所以对中外古今的文化大胆断言，下大结论时空而无物。无论是高论“贵族精神”、“文明四大轴心时代”，还是放言“现代”“后现代”、“中西文明走向”，只要与相关的西方学术一比，就能见出其捉襟见肘、相形见绌。出版社在翻译西方重要著作时，也是瞎猫拖死老鼠，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分不清什么对当今中国是否有用，许多翻译更是一塌糊涂，弄得读者一头雾水。由于“启蒙”本身是一个精致学科分工体制之外的话题，又依赖于准确的西方资料，所以落后和隔离也就表现得格外突出。

　　这可以当做一个教育失败的教训，补救需要从中学开始——要求从小学开始，似乎并不现实。其一就是要努力提高外语水平，这会大大有利于掌握知识先进的原创资料。最近关于是否要取消英语在中学课程中的必考科目有不少争论。我自己碰到过不少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专业有的是法律，有的是文学或历史，还有政治或社会科学的。他们中有的说，国内学的专业课几乎完全是白费了，早知道还不如把时间多花一点在提高外语能力上。虽然未必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但学一门有用的、性价比特高的外语是不断深造的条件。古代的教育家就已经这一点。在古罗马，这样的外语曾经是希腊语，希腊语是当时实质上的“世界语”。

　　罗马修辞学和教育家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在第一卷里对儿童教育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至今对中国的儿童教育还有启发意义。他说，父母要教育好孩子，自己就需要受过好的教育。儿童应该先学习说希腊语，因为罗马人都说拉丁语，孩子迟早都能学会。希腊语不只是一种外语，而且是今后一个罗马人接受先进文化必须的语言工具。就像今天学英语一样，学西班牙语、俄语也是外语，但就文化价值来说，“性价比”无法与英语相比。英语不好，以后的专业向最高层次发展必定会受到阻碍。但昆体良认为，儿童学说希腊语应该避免“走火入魔鬼”（fetish），不要用太多时间，或只是说希腊语。这似乎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儿童英语教学。还有，不要逼儿童学习，并非每个孩子都是好学的神童，逼孩子反而会让他憎恨而不是热爱学习。（卷一，第1章）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对欧洲任何国家的读书人来说，拉丁语都是实质上的世界语。物换星移，随着西方文化中心的转移，法语成为欧洲宫廷的用语，成了西方世界实际上的世界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就看不起德语，认为德语太粗鲁，他用法语写作，还请伏尔泰为他修饰文字。伏尔泰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描绘了这个法语文化时代的盛况：此时的法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文 明和秩序与艺术和科学的伟大创作相结合的典范。

　　伏尔泰写道，“九百年来，法国的精神，在分裂与内战的时期，几乎一直受到一 个野蛮政府的钳制，既无法律可言，也无固定的风俗可说。它的贵族缺乏教养，除了打仗与懒散之外一无所知；它的教士生活在混乱无知的状态之中，而它的人民则不能安居乐业，只是终日沉沦于悲惨的境遇里面。”  如果这些弊病得以避免，如果这个国家得以强大，如果艺术与科学得以兴盛的话——这是伏尔泰认为具有无上价值的东西——则“不但人民 可以享受有法律保障的自由，国家的主权也可得到没有争论的肯定”。 使得伏尔泰非常高兴的是，由于路易十四掌权的关系，法国的文明——宫廷文化、 建筑、社会风貌、礼仪（manners）、军事组织以及各种艺术，特别是戏剧、文艺，成为整个欧洲仿效的楷模。当然，在政治方面，伏尔泰一向偏爱英国的政体，而不喜欢绝对的君主专制。尽管如此，法语仍然是17-18世纪西方世界性价比最高的外语。

　　学习一种性价比高的外语，永远不会吃亏。因为这种外语的知识含金量最高，所以不应该让短视、浅薄、廉价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冲昏头脑，白白放弃一个宝贵的知识资源。让国人明白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观念上的启蒙。

《与时俱进的启蒙》，徐贲著，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版

启蒙的无效，不是信息洪流太大，而是阻碍启蒙的力量太强

　　燕京书评： 财新周刊副主编高昱，2020年发了一篇文章叫做《2020年随感》，在文章哀叹：“三十年启蒙已经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我认为，这只是片面现象——社会形势的变化导致某些思潮沉渣泛起，甚嚣尘上。但是，那些真正被启蒙思想照亮的心灵，却不会因此更弦易辙；那些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至少也能洁身自好。你怎么看待高昱的悲观？

　　徐贲：我也不同意他的看法，倒不只是因为他“悲观”——我自己也时常悲观，而是因为他悲观得没有道理，他的悲观缺乏合理证据的支持。首先，他那句话本身就有逻辑错误——有越来越多怀疑和痛恨启蒙的人，这并不是因为有人想帮助他们免于恐惧，而是另有原因。在高昱的话里，错误的“因果”关系是很难以说服别人的。你说真正的原因是“社会形势的变化导致某些思潮沉渣泛起，甚嚣尘上”，我同意你的说法。启蒙的无效，原因并不在有人试图启蒙，而在于阻碍启蒙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如果我们不是用要么全然成功，要么全然失败的黑白两分发生去看待过去三十年的启蒙，启蒙的影响已经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成效。当然，这个影响的范围还无法确定，也有待于扩展。不说别的，就说对新知识信息的渴望和好奇吧——这是启蒙知识传播的第一个条件。现在还有谁只是从某个报纸的社论去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还有谁在心里真的相信“偷听敌台”是一种犯罪？每年出版社的新书多一半是从外文翻译而来，谁还在把它们当做“西方资产阶级毒草”？谁还认为以阶级斗争名义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有人把启蒙的失败归咎于网络，这是对政治原因的避实就虚、舍近求远。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网络时代是一个信息泛滥、娱乐至死的时代；网络信息缺乏深度和系统知识、思想、理论，让人变得浅薄和脑残。我在《人文的互联网》一书里用文艺复兴知识爆炸为先例，驳斥了这种看法。我特别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安·布莱尔（Ann M. Blair）在《知识太多》（Too Much to Know）一书，在这本书里她令人信服地指出，信息过多永远胜过信息不足，信息多是个如何管理和甄别的问题，但不会像信息不足或遭受限制那样导致愚昧。

　　即使我们把信息过多视为一种危机，危机也能酝酿出了有用的东西，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各种处理信息积累的新方法。其中包括早期的公共图书馆计划、第一部尝试列出所有付梓图书的通用书目、第一批对做笔记的方法给出建议的手册，以及比以往任何时代规模都更大更广的百科全书编纂工作。通过信息详尽的纲要和以字母排序的索引，读者无须通读全书便可从中自取所需。而大部头参考书的制作者们，又实验性地利用纸条从手稿和印刷品中剪贴和粘贴信息——数世纪后，这一技术成了现代文字处理的基础。了解古人如何应对当时的信息洪流，可以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应对因数码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喷发，进而对信息加以积极利用，不断开拓新的运用领域。

　　“三十年启蒙已经失败了”，从这个说法我们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失败或不成功，因此需要知难而上，与时俱进地继续坚持启蒙呢？还是就此放弃？这恐怕才是“失败论”的关键所在。现在流行一个荒唐的逻辑；启蒙失败了，所以要告别启蒙；民主失败了，所以要告别民主；共和失败了，所以要告别共和；法治失败了，所以要告别法治；革命失败了，所以要告别革命。这样，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徐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

今天的启蒙与18世纪的启蒙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燕京书评：《与时俱进的启蒙》既回归了18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启蒙运动的历史现场，同时又强调了启蒙的道义性和当下性，“当下的启蒙是继续在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的、自由对抗专制的历史传统”。 那么，当下重申启蒙，与18世纪的启蒙存在怎样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徐贲：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首先是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传承和变化，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已有中译本）一书中从理性、科学、人道主义和进步这四个方面来说明18世纪启蒙对当今世界的意义，我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书里中也确定了四种传承的价值观：自由、理性、宽容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差不多的。

　　我在书里还特别讨论了18世纪开明专制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对专制独裁本质的认识；专制独裁之恶，在于它是自由、理性、宽容和人道主义的障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世纪开明专制改革也是打着理性、科学和进步，甚至以人为本的旗号的。但因为专制的根本性质，这些价值在它的改革中充其量只起到工具和手段的作用，而不可能改变专制独裁的本质。18世纪的“开明专制”幻想也被传承了下来，先是梁启超主张的君主立宪，今天是换汤不换药的“新威权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等。我要强调的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开明专制的路是走不通的。

　　18世纪君主专制用一些新的观念来重新铺垫其政治合法性，从法国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到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王，开明专制的改革都是出于实际的需要，因为旧的合法性依据（君权神授）事实上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政治需要。合法性话语转变，经常被视为开明专制改革的标志，但应该看到，开明专制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和稳固专制，不是改变或抛弃专制；而且，所有的开明专制改革没有一个取得了持续和稳定的成功。

　　18世纪开明专制的失败，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为什么法国革命会变得不可避免。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是全新的，而不只是给君主专制这个“旧制度“刷上一道新的油漆。尤其是安托万·巴纳夫（Antoine Barnave）、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es）、让-约瑟夫·穆尼耶（Jean-Joseph Mounier）这样的法国理论家，在1789年至1791年间成为革命代言人。他们不仅需要证明推翻旧制度的合法性，而且要证明自己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他们不得不去想象有关法国历史、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新的叙述方式，并对之加以利用。一句话，他们必须要创造出现代政治。法国革命要用现代政治代替传统的君主政治，君主制开明不开明已经是在其次了。

　　我强调的是18世纪启蒙与今天启蒙之间的思想和观念传承，因此，我所讨论的启蒙不只是指某种基础知识的普及；基础知识的普及，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但不是我着重讨论的那种人文启蒙。我不排斥知识普及的启蒙，没有知识的普及也就不可能有人文启蒙；但是，知识普及不能代替人文启蒙，这就像普适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不能代替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公民教育（civil education）一样。

　　举一个知识普及与启蒙关系的例子，“文学研究”小格子里的教授可以把“见证文学”或“灾难文学”当作专门的“文学知识”来介绍。但为什么要关注这样的文学呢？这是因为现实中有太多关于过去人道灾难和事件的谎言和欺骗，如果能以抵抗历史谎言和欺骗为目的，让后代人知道如何在历史和记忆问题上不受人之惑，不上当受骗。这样的文学知识，也就从普适教育变成了人文教育和批判性思维教育，并因此会有启蒙的作用。

　　除非有意识地引导或仔细体悟，普及的知识并不会自动成为启蒙，普通老师与启蒙老师的区别即在于此。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不愧是一个启蒙意识很强的学者。今天，学习如果做到不轻信、不自欺，学习批判性思维，是一项重要的启蒙。它的启蒙功能，在于教人如何不受人惑，凡事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寻求真实和真相，把事情想个明白。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徐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在今天学科划分非常精致化的教育体制中，不可能出现18世纪那种以大学为基地的苏格兰启蒙，也不可能有用报刊和小册子为公开媒介的美国式启蒙，或者由腓特烈二世亲自主导的德国式启蒙。今天的启蒙，只能是那种悄悄渗透在社会文化中的、没有学科界限的法国式启蒙。当然，倘若大学里能够推行人文教育，也是值得尝试的。特别强调一下，我这里说的是人文教育，不是一般的普适教育。我在《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一书里，已经详细介绍过这两种教育性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区别，这里就不多说了。

　　18世纪启蒙，不是一次科普运动，也不是一次基础知识普及运动，而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革命运动。倘若我们今天的启蒙只是以基础知识普及来代替人文启蒙，那么18世纪启蒙与我们今天便没有什么继承的关系可言了。正如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一书里指出的那样，18世纪启蒙是一场推动人文观念和政治文化改革的运动：“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对他们所追求的治目标十分确定。除了一些次要问题上的分别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为一种世俗、合理、人道、和平、开放、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鼓与呼。他们的共识有力地证明了启蒙哲人大家庭的存在；虽然时有分歧和争执，但因世界观和理想而基本上团结在一起。可是，政治手段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的政治诉求实现之路艰难而曲折，而且似乎时常是行不通的。”

　　政治问题受制于现实的制度条件，不是启蒙哲人能够影响或主导得了的。因此，他们的政治理念和行为之间充满了无奈和矛盾，也使他们倍感困惑。盖伊说：“但是，不论这些问题有多少分歧和困难，启蒙哲人依然用同一种精神去推行同一个行动纲领。他们一致认为，必须赋予人道主义以组织形式和有效的力量当时，启蒙哲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同时代人对启蒙哲人的活动有不同的看法：批评者把它贬低为一种刺耳、喧嚣的声音，体现的无非是广泛存在并且日益普及的态度；赞美者则把它视为启蒙哲人的标志性成果，赞美他们为宽容、和平、法律改革和放奴隶所作的宣传。”这种启蒙与政治的矛盾，也在18世纪和今天的启蒙关系中以变化的形式传承了下来。

 伏尔泰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孙子祈福

虚荣和伪善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恶，独裁者背后都有他们的支持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强调，西方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说在1970年代开始攻击启蒙运动，这些理论在哲学上可能并非全无价值。哈贝马斯的弟子理查德·沃林在《非理性的诱惑》一书中，严厉批判了福柯、巴塔耶、德里达等人，认为他们敌视自由、民主等启蒙价值，青睐左翼极权主义，到90年代之后，左翼极权主义统治的历史真相逐渐披露，他们的观点已经在事实面前破产。在现实中，也有一些学者在向权力谄媚，为专制大唱赞歌且振振有词。人们无从知晓他们究竟是学术或思想上的“误入歧途”，还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卖身求荣。但这些做法，无疑会误导一些民众并人为制造了当下启蒙的障碍。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徐贲：我无从得知那些左派知识分子的真正动机，心理学的动机猜测并不是理解左派政治立场的最佳途径，反而是文艺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哲学批判、历史研究等学科，更能揭示知识分子在学术或理论界自我定位的问题。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用文艺社会学解释了精英领域内部的区分和定位之争，文化精英内部相互顷轧与斗争使得他们备受“标新立异”的压力。又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则把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视为“那些工作始于观念也终于观念的人”，也就是从观念到观念，至于那些观念会造成什么社会问题，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这也就是美国批评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所批评的“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reckless intellectuals）。

　　索维尔认为，“理解和运用复杂观念的能力足以用来定义智力（intellect），但不足以涵盖才智（intelligence），才智还包括：在选择相关解释因素时，在为任何新出现的理论确立实证检验是的严谨判断，以及这种严谨判断与智力的结合。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这个对智力和才智的区分是为了指出，有的观念是愚蠢的——愚蠢是智慧的反面，是危险的；相对而言，迟钝，即智力的反面，则比较不那么危险。

　　索维尔鞭笞那些只有“不明智智力”，但缺乏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们虽不迟钝，但却愚蠢。乔治·奥威尔说，一些观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会相信那些观念的程度，指的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索维尔认为，他们几乎是20世纪的特产，“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斯大林、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人。”

　　奥威尔、阿伦特和历史学家朱特（Tony Judt）都批判过这样的知识分子，索维尔的批判与他们不同在于，他不仅强调判断力的重要，而且更是从知识分子的“圣化理念”来寻找他们“不明智智力”的原因。这样的知识分子，包括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左派”的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

　　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书中则是结合了历史和心理的方法，他指出，虚荣和伪善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恶，也印证了心理学家荣格的名言：“在我的经验里，除了说谎成癖者外，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即就是知识分子。” 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造成启蒙的障碍，而且成为可怕的极端主义、暴力恐怖和空前人道灾难的思想来源。

《明亮的对话》，徐贲著，三辉图书丨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

　　燕京书评：当下的启蒙会遇到各种困境：首先，启蒙话语在言说上会受到种种限制；其次，相当一部分民众承受了过重的生活压力，无暇他顾；第三，如你所说，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思潮披着新的外衣（503页），某些思潮在默许和暗中支持下，一起围剿、攻击启蒙价值。在此情况下，你在《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明亮的对话》所强调的理性思维、逻辑、说理的技巧和方式等就更为重要，似乎也更为可行。我感觉，你一再强调这些因素，不仅有知识上的因素，似乎也有很多亲身的体验。实情是否如此？

　　徐贲：是的，我亲身参加了1990年代与中国“后学”左派的论战，我当时写的一些文章收在了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和1998年在香港出版的《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后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一书里，由于当年的政治形势，最早的论战文章大多都是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刊物《二十世纪》上，后来由汪晖和余国梁编进了《90年代的“后学”论争》（1998）一书里。那时候，汪晖还不是“新左派”，他对这场论争秉持的是中立的、兼听则明的立场。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当时的“后学”打的还是“第三世界批评”的旗号。我在《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一文中点出了它的“后1989”性质。我认为，它是从1980年代后期有政治诉求的文化热向体制内话语的转向，是一种精心打扮的，看似新潮其实新瓶装旧酒的倒退。

　　果然，在这场论战中冒出来的新左人物中，有的成了《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有的在大学里当上了学官。《中国不高兴》那种信口开河的文风影响了当时一批类似的作品，包括大名鼎鼎的《中国可以说不》。我在《明亮的对话》一书序言里，分析和批评的正是不会说理的《中国可以说不》。

启蒙知识分子无法帮助拒绝启蒙的人们

　　燕京书评： 康德主张的启蒙，就是人要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摆脱不成熟的状况。如你所述，专制君主总是会采用蒙昧主义教育，并且对民众洗脑，使得部分民众成为了专制制度自觉的维护者。因此，18世纪的启蒙哲人对底层的这些民众很失望。《与时俱进的启蒙》也强调，如果启蒙的光明找到的人始终闭上眼睛，那实际上没有办法。这是否意味着，对于类似的民众，即便有互联网的传播便利，即便有你所说“人文的互联网”，启蒙也是无效的？

　　徐贲：启蒙不可能对所有的人有效，更不要说对广大无边的“公众”了。启蒙只能影响那些对启蒙已经有亲近感，并自己觉得有启蒙需要的人们。他们不过是一个范围很小的“小公众”。18世纪启蒙时代，伏尔泰一辈子致力于倡导理性和破除迷信的启蒙事业。但是，他在临终前表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衰败的时代。另外一些启蒙哲人则认为，他们本来是民众的恩人，但民众却一直在抵制他们，这让他们感到心寒。德国科学家利希滕贝格（Christoph G. Lichtenberg）在他的《格言，1793-1799》里写道，“人们大谈启蒙运动，还要求有更多的光。但是，我的老天，如果人们不长眼睛，如果有眼睛却死死闭着，再多的光又有什么用啊？”狄德罗有一次情绪低落，他对哲学家休谟抱怨道，“哦，我亲爱的哲学家！让我们为哲学的命运哭泣吧。我们对聋子讲智慧，我们确实离理性的时代还很遥远。”休谟认为，在启蒙运动及有教养的支持者的世界之外，有一大片黑暗的荒漠，那里的人们麻木不仁，到处是文盲和迷信，是一片愚蠢和无知的王国。无法启蒙的人们，不是因为天生或注定要永远缺乏理性，而是因为习惯于浑浑噩噩，而对理性根本就没有兴趣。

　　用一个柏拉图的著名比喻。启蒙知识分子是医生，不是厨子。医生告诉病人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厨子迎合食客的口味，要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启蒙知识分子还是摆渡人，不是乡愿老好人。当有人需要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候，摆渡人在那里为他们服务，但摆渡人不会上岸，强拉不想渡河的人渡河。知识分子是读书人，不是政客，他们不需要讨好选民，做出亲近民众的样子，假装与民众在智力和学问上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他们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差异和距离，唠嗑、寒暄没有问题，但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他们看问题的方式与普通人不同，想象和联想的方式也不同。

　　启蒙知识分子无法帮助拒绝启蒙的人们，他们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的正直和诚实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自我欺骗。这是他们对现实客观认识和判断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因为想表现出政治正确，就扮演出不愿意对民众“居高临下”的样子。他们知道，“居高临下”是一种话语效应和为人方式，不在学问和见识的高低上。知识浅薄的人反倒更加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读书人对社会的启蒙义务与其见识的透彻和学问的精湛有关，与是否居高临下无关。

英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大卫·休谟

　　启蒙知识分子不是亲民的模范，因此，他们经常显得孤独，或冷眼旁观，或保持距离——狄德罗、伏尔泰、卢梭有这个脾气，托克维尔也有这个脾气；可以说，梁启超和陈独秀也都有这个脾气。托克维尔知道，自己的这个知识分子脾气妨碍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坦然地说，“我缺乏我梦想扮演显赫角色所必需的品质，我的优点和缺点结果证明都是障碍……政党领袖的基本能耐是他必须不停地与朋友，甚至敌人打成一片：对谁都和蔼可亲，对谁都平易近人，语言抑扬顿挫，贤与不肖都相宜；不断地协商讨论，变着花样千百遍地重复同样的事情，对同样的问题总是保持不衰的热情。所有这些我完全不会：我发现，讨论我不感兴趣的问题让我难堪，而讨论我极度关心的问题让我痛苦。对我而言，真理如此珍贵，一且找到它，我不想让它冒辩论之险；这就像灯晃来晃去就会熄灭一样。至于与群众搞好关系，我不能按普遍或有条不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所认识的人太少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个人的思想或感情没有打动我，可以说，我眼里就没有他。我总是认为优秀者与普通人一样有鼻子，有嘴有眼，但我从未能把这些特征与某个特定的人结合起来烙在记忆里。我常常请教那些我天天见面却陌生的人的名字，过后又常常忘记。这并不是因为我轻视他们，而是因为我很少与他们打交道，感觉他们就像许多老生常谈：我尊敬他们，因为他们创造了世界，但他们让我感到乏味极了。”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乏味极了”的感觉。在我的《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和伦理》一书的豆瓣评论里，有这样一则评论：“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文章集合。非学术性。散文。杂感。”我的第一感觉是厌烦，这显然是一个习惯了教科书的读者，把所谓的“学术性”与四平八稳的论文八股等同起来，以为“随笔”和“杂感”就是随便一说，信马由缰，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这样的读者让我觉得沮丧，觉得乏味，但继而一想，这样的读者不是正需要关于什么是教科书，为什么需要随笔写作的启蒙吗？其实，我在《人文的互联网》一书里已经做过这样的启蒙。

　　在历史上，教科书的出现是一件相当迟的事情。16世纪中叶，法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巴黎大学教授拉米斯（Petrus Ramus）发明了现代教科书。他对欧洲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古腾堡印刷术的视觉效应贯彻于课堂教学。从此，大学教学依靠阅读文字，而不再是口耳相传的古老教学方法。拉米斯倡导用印刷文本取代手抄本，并用阅读印刷教科书代替口头对话，大学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教科书是一个利弊参半的发明，老师仍然讲课，但是，知识不再是由老师口说，并由学生记录在笔记里的东西。不同的学生听同一堂课，各记各的，记下什么算什么，准确不准确没个标杆。但是，他们用的是同一本教科书，教科书才是可靠知识的标杆，从此知识有了“标准答案”。

　　文化史家沃尔特·翁（Walter Ong）在《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衰败：从对话的艺术到理性的艺术》（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一书中认为，拉米斯在教科书的知识内容上并无新的知识建树，但他对正在形成的新知识秩序却有着非凡的敏感。拉米斯敏锐地预见到，现代大学知识将被分门别类地划分成不同领域。人类知识就像一本大书，各个部分都井然有序，就像一本大书划分成不同的章，然后由章再划分成节一样。

　　可以说，教科书是一种刻板、最机械、最勉强、最不自然的写作样式。18世纪没有一个启蒙哲人愿意用这种方式来传播启蒙知识，他们的启蒙知识话语主要有三种：历史、小说和随笔式的论述。为什么他们都偏爱这种活泼、自由、不拘一格的启蒙话语形式呢？我在即将出版的《启蒙时代经典阅读》里谈到英国随笔大家艾迪生的伟大贡献，也谈到哲学家休谟如何吃到随笔甜头，特别青睐随笔的故事，在别的地方还谈到梁启超如何发明了其实就是随笔的“报章体”，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