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 中国的影视剧为什么总是缺乏生活常识

　   现在都喜欢说“文化”，“文化”这概念过于伟大了，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像”。

　　▌影视剧中的常识错误屡见不鲜

　　老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巩俐演的小金宝，就“不像”。导演和演员对上海舞女这行当，都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小金宝”形态显然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工农化电影里，对“舞女”的漫画式描绘中演绎出来的：她不停地扭动腰肢，飞扬眼风，浪声大笑。

　　而我们的电影电视里，凡舞女、妓女、交际花，大都是这一路的作派，比如多年前的电影《日出》里的陈白露。

　　风情可不是这么风情法的。曾经看过“百乐门”大舞厅头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么贤良贞静的。脂粉很淡，家常的布旗袍。想想也是，已经到了这份上，就不必浓油重彩，隆重登场。尽可以收敛起来，也是大盗不动干戈。

　　声色场，尤其是上海的声色场，其实是紧跟社会的习俗和潮流。看史料上写，有一个时期，舞女妓女流行的是女学生的装束，素色衣裙，齐耳短发，甚至还配上一副眼镜。

　　在开放的上海，声色场的风气也能倒过来，影响社会的时尚。可见这一行里，并不是那样娼门气毕露的。

　　她们这样从异性手里讨碗饭吃的，是要比常人更解风情。可什么是风情呢？

　　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列数名妓，形态各异。有一个“汤二官”，特征是“善谐谑”。“钱三官”，姿色一般，“而豪迈有气”。“杨高三”，其描写大有深意，是“无门户习气”，什么意思？就是不像妓女。“梁桂林”，“性和缓”，“喜谈诗，间有佳句”。

　　有一回，被一名公子包了半月，同食同寝，却不说一个字。终有一日，似有开口的意思，众门客奔走相告，“公子力请再三，蹇涩出二字曰：‘家去。’”这是何等不动声色的风情，不着一兵，已人仰马翻。

　　舞女和妓女，实际上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人，风情里都藏着些豪气。因是这样没保障的生计，就特别能领人的真心，又以赤胆相报。苏童的小说《红粉》，那个秋月就写得有点“像”了。但到底是电影厉害，某些情节在小说里说得通，一到电影，具体化了，就又“不像”了。

　　看小说是不觉得，看电影《红粉》，见那秋月从解放军的地方逃出来，逃到“王志文”家里，竟住了下来。住下来还不说，听“王志文”他妈说闲话，还要上去对嘴，发一通议论。这实在就很无理了，发的是小姐脾气，妓女可不是这样不懂世事的人。

　　像秋月这样老辣的妓女，又是没有归宿的，她被解放军驱离妓院的时候，在紧张的形势下，她也会在身上藏一些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等她终于逃了出来，她就不用急着去找她的老相好，而是先在某一处租一间小屋落下脚，然后再与相好联络。

　　联络上了，把那相好的男人缠在屋里，三天两头地不回家，他妈这时找来，秋月才可对人家说番大道理，声张做人的志气。俗话说，顺理成章，常识里就是有些理的。

　　大家庭，或者风尘中的常识到底与一般人隔得比较远，而离得近的，就在身边的百姓生活的常识，那里面的寻常道理，其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就是这寻常道理，因和你我他都有关系，却最有触动。

　　▌有常识的影视剧才好看

　　《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儿女情长》为什么好看，就是有常识。父亲病了，大哥回来裁决，谁出多少钱，谁出多少钱，没人反对，只是沉默着。各人回到家，夫妻间都有一些口角，怨言，怪大哥派得不公，可还是服从，都按大哥的分配拿出钱来了。

　　《唉哟，妈妈》里面，将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给家境优越的“肖雄”做女儿，聪明伶俐的则给了清贫的“张闽”，也对了。穷人家的孩子才能长成精豆似的。

　　《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就有常识。穿一身笔挺的洋装，到厨房水槽上洗碗，一点不脏衣服，利利落落，像一个老板娘。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会劳动。劳动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可现在的演员，大多不会劳动。

　　作家艾明之的小说《火种》，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烟厂撕烟叶，为表示她老实肯干，两手紧扯，浑身乱颤，看上去是干活最差的一个。

　　不止是她，大凡勤劳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总是弄得很狼狈，一头一脸的汗和污浊。其实真正善于劳动的人，干活身上是一点不脏的。车间里的老师傅，可以穿着雪白的衬衫、笔直的西装裤上车床。

　　农田里的把式也是，一天的活干下来，身上没有一星土，锄板上也没有土。人不邋遢，活也不邋遢。看把式干活，是很享受的。地里有一个好把式干活，田边过路的人，都会伫步观赏。看他一招一式，又简洁又有效，相当优雅。

　　又不知道为什么，影视作品里，常常把劳动搞得非常愁苦，非常不得已。再其实，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在劳动时，是很快乐的。电影《骆驼祥子》，祥子刚拉上洋车的时候，在街上跑得多好！年轻，健壮，有的是力气，腿脚轻快极了，又兴兴头头的。

　　《远山的呼唤》剧照

　　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倍赏千惠子多么会劳动！她也向“高仓健”诉苦：累得受不了，真想不干了。可一干上手，她却又是那么喜悦。即便在枯燥的流水线上，劳动者也还是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那些纺织女工，在弄堂里穿行，像燕子一样，看她接头，手指也像燕子。

　　看过两部描写普通女工的电影、电视，一部叫《股疯》，一部叫《走出冬天的女人》。演员潘虹也是缺乏劳动的常识。像里面所要表现的那类能干聪明的女工，手脚都应十分利索，可女主角做什么都别手别脚，性急慌忙。

　　尤其是有一个镜头，重病的丈夫摔倒了，她去搀扶。真是没见过这样搀人的：先将男人的一只胳膊扛在肩上，再使劲往下压，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为了节约，给出差的丈夫数草纸，这过分了，也不得法，甚至有些愚蠢。

　　有一回，我在妇联信访站旁听采访，一个女工来告她的丈夫。她丈夫无中生有地怀疑儿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动地说道：“这孩子真是争气，越来越长得和他像！”

　　《走过冬天的女人》里，后来女主角与一个京剧的龙套好上了，这也不像。她更可能会喜欢一个勤勉精明的做水产的个体户。她们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像小知识妇女那样，会被些小花头迷住。

　　有一个纪录片拍摄一个瘫痪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说道，她心情烦闷睡不着觉，就从床上起来，把家里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所以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纪实性的电视片，其实也就是里面有常识，合情理。我最喜欢的就是《毛毛告状》。

　　当亲子鉴定下来，证明无业的残疾青年赵文龙，就是毛毛的父亲时，赵文龙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散了席的法庭里，那电视剧的编导走过去问他：做爸爸了高兴吧？这句话问得实在好，贴心。

　　官司其实是赵文龙输了，她没有问：服不服？而是问：做爸爸高兴吧？这就是做人的常识，做人常识里的良善。然后赵文龙回答她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没有办法。女编导再问：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们母女？他说：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原谅我。停了一会，他又说：可我还是没有办法！

　　他的话似乎都对不上茬，可明明白白，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有哪个编剧能想出这样的好台词？张艺谋拍《一个都不能少》，干脆把台词交给非演员的演员自己去编，也就是要编出些日常生活的常识常理。

　　《一个都不能少》剧照

　　▌常识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

　　编导们总是习惯将生活文艺化，结果倒还不如生活的原貌。

　　又要说到演员潘虹了。《人到中年》里，她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送孩子看急诊过后，来不及烧午饭，只得啃一只烧饼。她很艰难地啃了一口，随即热泪盈眶。这个镜头很是被专家们称道，可实在觉得文艺腔太重，不像。一个被生活煎熬了多年的人，对这些该是习以为常，早已经具备应付能力了。

　　在与此电影差不多的年代里，放过一个电视短剧，也是写一个女知识分子的辛苦生活。丈夫去世，独身带一个女儿，上班的学校又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每天很晚才能到家做饭。教育局的一个干部去她家访问，天黑了，还只有小女儿一个人在家。

　　等了许久，忽然，从门外往床上扔进一个包，紧接着，又扔进一件外套，再接着，就听见油锅爆响了。然后，听那女教师朗朗地叫了一声：酱油！小孩子立即应声送上酱油。

　　这一情景就有常识了，它不是像前者那样顾影自怜，而是，真的很艰辛。

　　好像是，过去的电影比现在的，有常识。记得旧电影《乌鸦和麻雀》，黄宗英演的那个小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出场时的镜头，是一双纤手，翻着一本连环画。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状态。

　　还有《马路天使》里，周璇演的小红。在卖唱的茶馆里，她独自一人玩着，将一本什么折子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这嘈杂的茶馆里，她玩得这么开心，一点不悲戚，不知自己处境的卑贱和悲惨。她的浑然不觉，格外地叫人痛惜。这也符合她的年龄、身世，和所处的环境。

　　那时候的电影，现在看起来还是好看。

　　《饮食男女》剧照

　　另外，台湾的伦理片，似乎也要比大陆的更具常识。《喜宴》，那台湾的同性恋青年，为了应付父母，和想办绿卡的中国女留学生假结婚。想不到事情弄得尴尬了，父母从台湾赶来参加婚礼，女留学生爱上了他，而在一番假戏真做之下，女孩子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他的同性恋伙伴西蒙则大怒。

　　最后的结局非常合乎人情世故，四方都作了妥协：女孩子同意将孩子生下来再离婚，西蒙也认可了这个孩子。最微妙的是男孩子的父母，他们装作不了解这一切内幕，承认他们的骗局，好让女孩子给他们生下孙子。

　　还有，《饮食男女》里，那老厨子后来竟是和女儿的朋友结婚，令人大吃一惊，但再想想也对，其实老早就有迹象了。他每天做了饭菜，送到那年轻女人与前夫生的孩子的学校，把孩子母亲做的饭菜换回来自己吃掉。

　　有一个镜头，后来回想很是温煦：老头用筷子很不解地拨弄一下那女人做的铁硬的排骨，然后吃了下去。那女人也问过老头，她做的饭是他吃了吧，因为孩子从来不会吃完她的菜。这个细节很好，有一种上岁数的人，对年轻女人的爱。

　　我们的电影电视，就比较缺乏这样的情景，大约是对生活了解得不够。其实，生活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