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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丑闻:菲利普·罗斯如何将文人神话做到极致
www.creaders.net | 2021-05-01 19:15:17  全现在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菲利普·罗斯传》记录了罗斯精心管理的职业生涯,堪称“文学事业屠龙指南”:不要结婚;不要小孩;在和出版商打交道,看清钱的去向;卖你的朋友,卖你的家人,卖你的情人,卖你自己;在敌人死光之前,不要停下来。

  在美国,主流的文学风格,与其说是现实主义或它的竞争对手,不如说是事业第一主义(careerism)。这既不是评判,也不是诽谤。几十年来,小说家、短篇故事作家甚至诗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花在管理自己事业上的时间和精力,和花在写书上的一样多。在制度里耍手腕,在简介和问答中故作姿态,四处巡演活动培养读者群,想方设法地在社交媒体上吸粉,在文学上把自己塑造为浊世中的一股清流——如今,每一个年轻作者,都要对这些要素进行平衡。这是一件关乎生死的必要之事,它的重要性高于并远远超过了与编辑、经纪人和好莱坞大佬的日常往来。

  过去,作家习惯于把自己塑造为神话。如今,这样的做法要么过时了,要么被视为毒药而被抛弃。古老的画廊中陈列着有教养的文人(豪威尔斯和艾略特)、废奴主义者(斯托)、探险家(梅尔维尔、伦敦、海明威)、疯人(坡)、萨满(惠特曼)、移民过来的贵族(詹姆斯)、移民过来的波西米亚人(斯泰因、鲍德温、毕肖普)、移民过来的花花公子(菲茨杰拉德)、咖啡社的入籍者(华顿)、浪漫主义的乡下人(凯瑟、托马斯·沃尔夫)、小镇编年史家(安德森)、农村的“先生”(福克纳)、城郊的“先生”(契弗、厄普代克)、流浪汉(艾格林)、怪人(庞德)、酒鬼(韦斯特、艾吉、贝里曼)、浪荡子(卡波特、汤姆·沃尔夫)、颓废者(巴恩斯)、抓蝴蝶的老外(纳博科夫)、嗓音沙哑的贵族(洛威尔)、古怪难测的隐士(塞林格、品钦、德里罗)、投入的激进派(斯坦贝克、雷克斯罗斯、赖特、哈米特、海尔曼、佩利)、醒悟的激进派(埃里森、玛丽·麦卡锡)、变成名流的激进派(梅勒、桑塔格)、活动的女文人(莫里森)、异化的移民之子(贝娄)、新-牛仔(科马克·麦卡锡)、潮人(凯鲁亚克)、瘾君子(巴勒斯)、嬉皮士(金兹伯格)。但画廊的尽头,只有信奉事业第一的职业作家,后者首先是一名职业作家,最终是一名职业作家,并且也只是一名职业作家。在美国文学中,第一个这么做、并且迄今为止把这件事情做到最极致的,就是菲利普·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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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文集

  当2018年罗斯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去世时,德怀特·加纳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一个文化时代就此终结了。罗斯是“一代多产而权威的白人男小说家中最后一个第一流的幸存者”。不要太在意这个事实,当时至少还有四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重要美国小说家还活着:德里罗、麦卡锡、莫里森、品钦。不要纠结于白人男小说家这个分类,虽然在职业生涯的起点,罗斯曾受邀和拉尔夫·埃里森一起参加关于“少数写作”的小组讨论(当时犹太人还处在边缘)。也不要管这点,罗斯赖以为生的套路正是当前的主流:带喜剧夸张的自传,自传的元虚构,对不远的过去的虚构。罗斯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当下的起点。

  在他之前也有侥幸取得成功的金童,如菲茨杰拉德和梅勒,但在1960年写出他荣获国家图书奖的《再见,哥伦布》时才二十六岁的罗斯,重新设定了电视时代天才作家的模板:他带着那本书上了黄金档,和迈克·华莱士谈笑风生。在和华莱士谈话的前一天早上,他接受了《纽约邮报》一个年轻记者的采访,后者告诉他有批评家说他的书“展示了犹太人的自我仇恨”,并问他对此怎么看。几周后,身在罗马的罗斯通过简报服务,在邮件中读到了这篇访谈。访谈称,罗斯说那个批评家应该“写一本关于他为什么恨我的书。那可能会让他更了解我,也更了解他。”为罗斯撰写传记的布莱克·贝利称,当时罗斯说,“我当场决定放弃公共事业。”

  在当时,这句话看来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回头看,则虚伪得可笑。与退出公众的视野相反,罗斯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控制自己公共形象的运动。他一直仇恨批评家,但他只在写给编辑的长信中才会说刻薄的话(他在1974年写给《纽约书评》的一封长信中,建议《时报》解雇批评家克里斯托弗·李曼-赫普特,说每年找些本科生来搞个征文比赛就能顶他的活);或者,把谴责写进小说,让他自己和他创造的人物角色说了算。他欢迎谄媚者,这些人会找他做友好的访谈,然后再把访谈发表在得过且过的报刊上,比如当时和如今的《纽约书评》;而这些报刊呢,在知名作家出版新书的时候,也总是乐于为他们效劳。“如果你提到一位作家的名字却不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那么,你就是在贬低他”,在谈到伯纳德·马拉默德在一次派对上受到的轻慢时,罗斯这样说。至少,对罗斯本人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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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贝利《菲利普·罗斯:一部传记》

  除了与他常年受疼痛折磨的背一样脆弱的自我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医生诊断说,这是因为他长时间使用Olivetti打字机造成的结果,于是罗斯换了一台更好用的IBM电动打字机),罗斯还有长期的公关问题。太过于经常地,人们把他和他笔下的角色混为一谈。罗斯一直都是一个犹太人,但他信仰的原则是世俗的,他的神是成功和性。他靠写背叛种族的人、背叛阶级的人和变态而成名。他需要传播这样的信息:他还是一个好犹太男孩,负责、成功、正常。他收到了太多的邮件:受冒犯的新泽西拉比写来的仇恨邮件,以及兴趣盎然的中西部护士写来的建议。他享受这一切,但在有所成就之后他马上就知道,他有太多不想失去的东西了。

  怎样协调情欲和现代的礼节,是罗斯的重要主题之一。精神分析师是聆听坐在办公室里的专业人士(罗斯笔下的亚历山大·波特诺伊就是纽约市长的人类机会处助理处长)的肮脏秘密的神父。而传记作家则是这样的人,小说家会把自己想要信以为真的“真相”告诉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试图表现得好一些,也为此而付出了努力。可无论打字机给肩膀带来了怎样的疼痛,作家独自在桌前做的工作是很难戏剧化的。

  留给传记作家的材料,还有什么呢?家庭生活、情事、出版的细节、职业上的竞争、声望的起伏。高级的八卦或一般的八卦。任何成功的事业,都会产生大量这样的东西。罗斯号称讨厌八卦和八卦的人,但他的书中又堆满了经过过滤的八卦。布莱克·贝利新出版的《罗斯传》,也充满了高级和低级的八卦。在校样开始流传的时候,纽约文学界(至少在那些四十岁以上的人那里)有传言称,每个人都被写进去了。来自西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听说自己也被写进去了,不过书中并未提及他的名字。我能找到他吗?我找到了他。2005年,他出了一本小说,罗斯的一个朋友,也是我朋友的老师,想通过向这位大师引荐他来帮他一把。罗斯也好奇,我朋友是不是同性恋(而实际上他不是)。我朋友笑了。那顿晚饭所占的篇幅,比1965年杰奎琳·肯尼迪邀请罗斯去喝睡前酒的那个晚上要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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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在小说中将多年的妻子克莱尔·布鲁姆描述为无聊的中年大妈

  读这本书的结尾,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个错误。罗斯的最后二十年,到他2009年完成《复仇女神》后封笔为止,是很有生产力的。(如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算起,把《萨巴斯剧院》和美国三部曲也包括进去的话,那么,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罗斯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在两次婚姻的动荡后,这二十年可谓欢乐时光。他挖掘新近的美国史,翻转旧主题,重访旧角色,思考必死性。这些书写得好的不少(《垂死的肉身》、《反美阴谋》、《凡人》),也有一些写废了(《退场的鬼魂》、《低入尘埃》、《复仇女神》)。

  但这部传记的最后几页,只是在记流水账:罗斯写完一本新书;书中虚构角色和真实人物的对应关系;他为美国版图书馆索引和编辑吵了起来;他又去医院做了一次手术,也许,是进一步的血管成型手术;他找到一个比他小几十岁的女友,搞起了忘年恋,他的大方助长了这段恋情(无节制地购物,还债),但女友生娃的提议又熄灭了爱的火焰,在七十岁前,罗斯几乎没有想过并且事实上一直在抗拒生孩子这件事情;书出来了;角谷美智子这么说(她说《萨巴斯剧院》“不好玩,令人不悦”);弗兰克·克默德那么说(在评论同一部小说的时候,他说“棒极了”);罗斯拿了这个奖,却没有拿到另一个奖。如此反复,直到2010年的《复仇女神》。(我会为发现我在《纽约观察者》上对那部小说的批评没有被引用而感到失望吗?会的,读者。)

  2012年,菲利普·罗斯对前来采访的法国记者透露他要封笔后,罗斯在国际头条新闻上读到了他退休的消息。而在一些人看来,这又是一次狡猾的事业谋划。他进入了终生成就奖阶段,因为他对美国文学的贡献而得到不少金表。他徒劳地等待诺奖,在声称自己已经放弃那“自恋的盛宴”的同时,又沉迷于此类其他不需要在大西洋间飞来飞去的活动。书中还写到了罗斯和朋友们的争吵、重聚,和贝利对这部传记做出的诸多努力。后来,罗斯变成了前女友孩子的爷爷。他给维基百科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更正来源于群众的记录。在他的厨师辞职时,他在自己的椅子中哭着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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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

  亚当·贝格利在2014年出版的约翰·厄普代克传记,因为对传主最后几十年的处理不够全面而遭到批评(因为厄普代克的第二任妻子不愿谈)。这个缺陷,其实是有利的:厄普代克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达到了顶峰,而他的中晚年则要比他的骚动的青年要安静得多。在涉及晚年的时候,我开始觉得,类似的信息缺失,对贝利的书和罗斯本人来说,可能也是有利的。罗斯给自己的传记作家下的命令是,“我不想让你恢复我的名誉,而要把我变得有趣。”

  但,罗斯的晚年,又不是那么的有趣;甚至,所有那些被暗示的性事也很无聊。丽莎·哈利迪笔下的罗斯,就很有趣(在2018年出版的小说《不对称》中,埃兹拉·布莱泽的原型就是罗斯)。但哈利迪用的是一手的材料,她有虚构的奢侈:在她的虚构中,这个人温柔而又有趣;他唯一的伤痕,是他身体上可见的那些,而不是他灾难性的婚姻留给他的那些。贝利被冗长的事实困住了。可怜的老男人罗斯。他富裕、有名、孤独并且他依然饥渴。据贝利所言,后来发现万艾可的核心核苷酸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罗斯在军队的一名战友;而对七十五岁后的罗斯来说,万艾可已经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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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

  但在生命与事业的竞赛之后,到他和演员克莱尔·布鲁姆离婚(在贝利手中,这件事情几乎是太过于有趣以至于他无力承受了),罗斯最后的几十年读起来就像是一个平静的结尾。罗斯两段婚姻的痛苦(每一段婚姻都把各方逼到了自杀的边缘),从控诉与反控诉的灌木丛中浮现,后者是如此地复杂,以至于读者只能耸肩猜测这些被诅咒的结合,可能几十年前就露出了征兆,顺着贝利的叙事,像读一部黑色性喜剧一样往下读。这样阅读这本书,也便于安置众多的女友和情人,她们的存在在书中看起来有些无谓,就像他1975年在一家匈牙利咖啡厅勾搭的匿名律师助理南茜;她大叫“你的著作叫我疯狂!”要不是有这句话,关于她的部分就太过于平淡了。

  1959年,罗斯的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马丁森,找她在公园里遇到的一个孕妇买来尿液,骗罗斯她经历了一次堕胎,出于愧疚,罗斯和她结了婚。(假堕胎在前,后来有了两次真堕胎。)她持续维系与罗斯的关系,说如果罗斯敢和她正值青春期的闺女睡觉(罗斯看起来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的话就杀了他,而后,在离婚前(她决心从罗斯那里拿走她能拿走的一切)死于一场车祸。在马丁森的葬礼后,罗斯赴雅多潜心写作,用十二天写完了《波特诺伊的怨诉》。他的第二段婚姻,也就是和布鲁姆的那一次,在分床睡后又在台面上持续了好几年。这段婚姻最终把罗斯送进了精神病院,也造就了布鲁姆1996年的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罗斯害怕这部回忆录将永远毁掉他的名声)。罗斯在一些小说中对这些关系进行了虚构的处理。就他是歌唱性与成功的诗人而言,他实际上也是歌唱人与人的不相容的诗人。

  大萧条后的那一代工人阶级白人男女,不可能知道在他们年轻时见证的稀缺和战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怎样一个自由和繁荣的时代。任何人,只要读过罗斯的几本书,对于他在纽瓦克、巴克奈尔和芝加哥度过的岁月的总体状况都不会陌生。维奎克毕业的好犹太男孩(和许多女孩),随后都成为了出色的医生、律师、牙医、教授、精神病学家和政府官员。罗斯是这些信奉事业第一的职业人士代言人,他用自己的技艺说出了他们个人的野心和羞耻(合起来看,这些品质被统称为色欲)。罗斯也被归为事业第一的信奉者:哀叹他偏离了犹太传统的欧文·豪这么说;杜鲁门·卡波特在《今夜秀》上这么说;《成功》的作者诺曼·帕德赫罗茨(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这么说。他们说得都对,可他们对罗斯的奚落是错位的。罗斯的事业第一是不可避免的,是他那一代身处繁荣和择优时代的美国人的时代精神。罗斯看到了那一代人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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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艺术家罗纳德·布鲁克斯·基塔伊为菲利普·罗斯画了一幅“斗志昂扬”的夫妻画

  罗斯作品中出现的丑闻,既来自他的拒绝(他拒绝实现向上的流动),也来自于他的坚定(他坚定地以这样的方式描绘他的角色:他们都被自毁的欲望附体)。随着他那一代解放了的世俗犹太人成为建制,他的作品遭遇的第一波敌意——犹太教建制的反犹指控——也随时间而消退了。厌女的指控(这样的指控从一开始就有,但在《波特诺伊的怨诉》那里达到顶点)还在,而看起来,在最后的几年里,为避免冗长乏味的讨论(比如说,他的女性角色是“圆形的”还是“扁平的”),罗斯也不再冒险进入教室。在罗斯去世几天后,X世代小说家,同为新泽西犹太人的达拉·霍恩在《纽约时报》上哀叹说,她在罗斯小说中认出了一切,除了他的女人们:“我所知道的新泽西犹太女性是才华出众的专业人士,她们分布在各个领域,并经常投身罗斯很可能要求蓬勃发展的那两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业:教师和治疗师。罗斯在描写像他自己那样的人时成就了真正的伟大,但他一直对这些女人的灵魂缺乏想象。”言下之意,“才华出众的专业人士”和有“灵魂”是一回事。而这,也颇能说明当前的文学态度。在哪里更可能找到人的灵魂呢?不是在简历里,而是在他们背叛彼此的方式,在他们爱、恨的方式中。

  现在,对作者形象的管理,渗入了小说本身的写作。读者(和批评家)越是满足于把作者的他我和作者自身混为一谈,作者也就越倾向于理想化他们的虚构的自我:忏悔文学把场地让给了自吹自擂的自我虚构。在平庸的情节剧中,角色是仔细调整过的,这样他们才不会受情绪影响。在其他地方,恶人和受害者会被扁平化,这样,读惯了当代哥特叙事的读者才能轻易地把他们分开。我们的批评越来越习惯于在这些问题上搞伪政治的道德化,各种奖项也频频被授予关于虐待和恢复的煽情的治疗叙事。(去年获布克奖的《舒吉·贝恩》便是如此。)罗斯绝少煽情,无论他的角色多么地沉迷于治疗(或者,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分析),治疗都不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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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著作封面赏

  这种道德说教的文化的种子,在罗斯年轻时就播下了,而他抗拒它们。虽然贝利看起来从他的传主那里继承了一种时不时的,对批评家的敌意(在这里,说批评《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威廉·加斯是一个“复仇心切的,自以为文化修养很高的家伙”的是谁,是贝利呢,还是罗斯?),但他很擅长追随罗斯文学进步的弧光。结果表明,罗斯(和一切以事业为重的人一样)痴迷地读他的批评家,并经常听从他们的建议。(他甚至直接向安纳托·布洛亚德索要建议。)在《再见,哥伦布》(这部小说的主角身上有种《伟大的盖茨比》的浪漫主义魅力)的突破之后,罗斯对詹姆斯和福楼拜的方法的投入,使他有变成“作家的作家”的危险。批评家告诉他回归喜剧,他也因为《波特诺伊的怨诉》而翻红。在《乳房》和《伟大的美国小说》表露出讽刺的过度之后,他又回归自传,并逐渐磨砺出一种元虚构的方法,结果便是《鬼作家》、《反生活》和《夏洛克行动》的成功。《萨巴斯剧院》是融合了早期的性主题和后来的必死性主题的杰作。在“美国三部曲”(其中结合了自传和历史)最后的进取之后,在最后的十年里,罗斯又退回了伤感的、专注于死亡的中篇小说。

  建议年轻的写作者都读读这部图腾式的、教人爱难释手的小说,它记录了罗斯精心管理的职业生涯,可被当作持久文学事业的蓝图来使用。它给出的建议包括:不要结婚;不要小孩;早点请律师;牢牢把控著作的封面设计;听批评家的话,同时公开地对他们表示不屑;在和出版商打交道的时候,看清楚钱的去向;不要给对你抱敌意的访谈者哪怕一分钟的时间;躲开不奉承你的摄影师;弄清楚你擅长做什么,坚持做下去,一本接一本地写,要有足够的变化,让他们猜不到那你接下来会写什么;卖你的朋友,卖你的家人,卖你的情人,卖你自己;继续前进,直到所有年轻作家都可以说是你的模仿者;在你的敌人死光之前,不要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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