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的缘分

　  相识中央大学，因为爱不分离

　  父亲生前曾经对我说过，中国人讲缘份。所谓缘份，就是许多非主观所能预见或控制的偶然性，与主观意志，性格，爱好等等的一些必然性，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似乎带有一些神秘性，又有一些浪漫性，使人达到一种美学的境界。那恐怕是只有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才能够领略的境界。

　　我的父亲与母亲的相识与结合，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由缘份所致。

　　浙江嘉兴沈家和湖北黄冈陶家，历代世交。我的外曾祖父陶月波公，曾由我的祖叔陕西提学使沈卫公举荐，考中经济特科进士。而我的外公陶希圣先生年幼时，也曾借住我二伯伯沈钧儒先生家，跟他学过八段锦。抗战时期，外公同二伯伯投身抗战，同在国防参议会共事， 经常激烈争执，也经常一起说笑。

　　但1942年秋天之前，父亲与母亲两人的生命轨迹，从来没有任何交集的机会。父亲是浙江人，母亲是湖北人。母亲童年时期，跟随外公在上海居住的年月，父亲在嘉兴读书，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父亲在杭州师范读书的时候，母亲则跟随外公外婆，到了北平。之后父亲考取上海文官考试，到上海做小学老师的时候，母亲又跟随外公到了成都和重庆。他们两人曾经在同一座城市居住的时候，只有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之间，那时母亲是汪精卫集团要员的大小姐，整日费尽苦心，琢磨如何逃出上海。而父亲则是仍滞留上海租界内的暨南大学的穷学生，白天读书，晚上打工，半工半读，睡眠不足。

　　父亲比母亲年长两岁，本来在大学应该比母亲高两班，正常情况下，他们或许永远不会有相逢的机会。但父亲因为高考时候，数学零分，先读了一年预科，升入本科，已经晚了一年，比母亲便只高了一班。从时间上说，两个人相逢的机会似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就空间而言，两人还是相距万里之遥。1940年初，父亲继续在上海读书，母亲却已经回到香港，而后又考取西南联大，到昆明去了。

　　日军1941年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占上海公共租界，暨南大学按照计划，安排全校教员学生，撤退福建北部的建阳。那时父亲读二年级，跟随学校南下。父亲先到嘉兴，与父母告别，然后步行数百里，到达浙东重镇金华。父亲是读书人出身，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可那时嘉兴一带是敌我交战之地，道路不通，火车停开，只有走路，而且还要冒死犯难，穿越日寇防线，很是危险。

　　金华设有暨南大学的学生接待站，把学生集合之后，用卡车送往福建的建阳。暨南大学借用建阳当地一座孔庙作为临时校址，一切都非常简陋，而且学生没有到齐，许多尚在后撤途中，学校开不成课，学生整天闲逛，无所事事，直到1942年春天。

　　父亲的四姐夫，就是我们的四姑父，从贵阳到福建来做生意，收购电动机，运往后方内地出售，途经建阳，同父亲见了面。父亲抓住机会，请求姐夫，把他带到重庆去。正值兵荒马乱，姑父也需要一个人帮忙押车，便同意了。于是父亲坐在姑父大卡车的顶上，披星戴月，从福建走到了重庆。

　　几乎跟父亲长途跋涉历险逃难的同时，母亲也经历一场同样的家庭变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香港，从此家信全无，母亲独自在昆明，焦虑成疾。几个月后，外公和外婆以及几个舅舅，终于逃出香港，千难万险，到达重庆。经过重大的离别与思念，母亲决定转学，从昆明的西南联大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以求能够与外公外婆和几个舅舅团聚。就这样，母亲也到了重庆。

　　父亲在暨南大学的时候，本来读历史专业，听说学历史日后不好找工作，所以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的时候，改入英国文学系。母亲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本来读中文系，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为了日后能够出国留学，也改入英国文学系。父亲和母亲，不约而同，异地同归，空间距离接近起来，显是冥冥之中，缘份起着神秘的作用。

　　但是父亲还是比母亲高一年级，时间距离犹在，原本也可能很难相逢。可是父亲从上海后撤福建的时候，在暨南大学读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在撤退途中度过。他转到重庆，注册中央大学，却没有二年级下学期的学分记录，只好重读二年级。于是仿佛天造地设，四二年秋天，中央大学开学的时候，东南西北，万水千山，父亲与母亲两人，坐进了同一个教室，中央大学英文系四一班二年级。那年父亲二十三岁，母亲二十一岁。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大英文系，聚集了范存忠，楼光来，俞大絪，俞大缜，初大告，徐仲年，许孟雄，杨宪益，叶君健，孙晋三，丁乃通等许多著名学者，教授阵容颇为强大。范存忠是牛津大学毕业，学问很好，当时乃至以后数十年间，全国公认的英文权威。他当时在中大教授英文散文，本人生性并不幽默，但教课有时会讲一两句笑话，倒让学生忘不掉。因为是系主任，学生们背后不叫他教授或老师，而叫他老板。当时学生中间还传说，范存忠教授与俞大缜教授很要好，两人经常一起出没，还有学生看到范教授晚上到俞大缜教授的住地去。

　　父亲母亲当时读中央大学，几乎没有一本象样的教科书，所有课程都是发油印讲义，而且用的是土纸，黄褐色，粗糙易破。他们读大学的时候，那种艰苦和用功程度，后来的学生想都想不到。那时学生之间，彼此也很亲近，外文系的学生更比其他各系学生活泼，经常集体活动，比如野餐之类，很有情趣。为练习英语，全班每个学生都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父亲叫做乔治，母亲叫做玛格丽特，还排演过一些英语话剧。

　　父亲母亲英文系那一班，总共不到二十名学生，女生本来多于男生，后来政府在大学生里征募翻译官，帮助美军顾问团工作，吴文津，朱立民，王晋熙三个同学应征离开，班上男生便只剩下父亲，耿连瑞，祁延朗，丰华瞻四人。祁延朗叔叔后来在北京新华社工作，跟父亲常有来往。耿连瑞叔叔后来在西安外语学校做教务主任，到北京来看过父亲母亲。我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也去外语学校看过耿叔叔。丰华瞻叔叔美国留学后回国，在复旦大学做英文教授，常到北京来跟父亲母亲聚会，他结婚时父亲母亲送他一条花被面。

　　三个从了军的同学中，朱立民叔叔后来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做教授，改革开放之后跟父亲重新取得联系。吴文津叔叔后来跟随美军顾问团到美国，退伍后在美国继续读书，获美国史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做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数十年，我在美国经常去看望他和颂平阿姨。王晋熙叔叔没有跟随美国顾问团去美国，退伍后回到中大完成学业，比父亲母亲低了一班，后来在北京外语学院做英文教授，曾经参与编写一套很流行的英文教材，我们常去外院看他，文革时受到严重迫害。

　　父亲母亲那一班的女生，有蒋百里将军女公子蒋和阿姨，丰子剀女公子丰陈宝阿姨，马寅初女公子马仰兰阿姨，荣毅仁胞妹荣墨珍阿姨，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女公子刘致学阿姨，山东青岛市警察局长的女公子吴慧阿姨，再加母亲，可谓高干子弟成堆。

　　父亲和母亲大学四年级确定了恋爱关系，确实是缘份使然。虽然父亲和母亲殊途同归，千里相逢，但母亲是党国要员的大小姐，全家团聚，欢天喜地，父亲则是独自一人在后方，家人都在日占区浙江嘉兴，牵肠挂肚。两人当时家境相距甚远，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每天穿着整齐，花裙皮鞋。而父亲则整年只穿一两件长袍，冬天把里子装上去当棉袍穿，夏天把里子拆掉当单衣穿。母亲曾经对我们嘲笑，父亲读中大时容貌十分秀美，可是衣着实在剌遢。父亲则告诉我们，他读中大，用的是空气洗衣法。一件长袍穿得脏了，放到椅背上，换另一件穿。穿过一段时间，发现身上这件，比挂在椅背上那件更脏，便又换上挂在椅背上那件。这样来来回回换，用空气洗衣服。

　　最后母亲决定带父亲回家，去见外公外婆。那天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到四姑父家，借了一身西装，不合身也没办法，穿了去见未来的老丈人。好在外公本也是个对家产衣着无所谓，只重身份学问的人，见了父亲，大谈陶沈两家的世交渊源，倒好像在说明父亲和母亲的恋爱，还可算是门当户对。而且外公外婆很爱母亲，很尊重母亲的判断，所以便准许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

　　1945年五月，父亲和母亲同年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本来读英美文学的学生，都是打算毕业之后出国留学的，父亲母亲当然也不例外，毕业前积极申请，也都获得了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录取。父亲可以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母亲可以到伦敦一家英国私立大学进修。

　　出国留学是母亲从小的志愿，外公因为自己没有能够出国留学，始终抱着很大的遗憾，所以特别支持母亲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他同意母亲去英国留学，并且愿意资助她，但是外公没有能力同时资助父亲。

　　那时母亲跟父亲正在非常热烈的恋爱之中，相信若是两人出国不能到同一个国家同一所学校，那就不如干脆不出国。一英一美，相隔大西洋，那怎么行？或者父亲不去美国，母亲一人赴英，一英一华，更不是办法。母亲不愿意一个人独自出洋，把父亲留在国内。于是两人便决定，谁都不走，都留在国内，好歹是在一起。

　　既然不出国，毕业之后，就必须找工作。对于正常人来说，大学毕业，就是大人了，不能继续依赖于家庭。母亲由外公帮忙，到化龙桥中国农业银行总管理处工作，任英文翻译。

　　父亲则请二伯伯沈钧儒先生帮忙，介绍给当时在重庆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金仲华先生。抗战时期的美国新闻处，就是后来的美国新闻总署。金仲华先生是浙江桐乡人，桐乡隶属嘉兴府，所以是同乡。谈话之后，金仲华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上级刘尊棋先生。刘尊棋先生当时在中国文化界的声望，不弱于郭沫若。他很器重父亲，立刻录用，于是父亲进入美国新闻处，任翻译。

　　有了不错的薪水，父亲母亲在重庆一家餐厅举行订婚仪式。父亲邀请堂兄沈钧儒先生，母亲邀请其父陶希圣先生。沈陶两家本是世交，沈钧儒和陶希圣二先生又多年同在国民政府任职，经常一起开会，政见不同，经常争论。但是接到两个年轻人的订婚邀请，沈陶两位先生，抛开政治，欣然赴宴，举杯痛饮，见证两家结亲。

4

报纸发表父母订婚启事

　　外公一家当时住在长江南岸，母亲因为每天一早上班，并要经常同父亲见面，所以平时不住南岸，而是借住当时在重庆城里的伯父陶述曾先生家，我们叫他公公。公公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家庭生活很宽裕。父亲则是独自一人在大后方，借住当年带他到重庆的姐夫家。两个住处相距不远，父亲母亲要见面，本来很方便。

　　但两人的上班时间却是错开的，所以相聚还是不易。母亲在银行任职，每天早上进办公室，傍晚下班回家。父亲在美新处做翻译，由于中美分东西两半球，时间相差十数小时，父亲每天晚上进办公室，收听美国广播电台的英文新闻广播，翻译成中文稿，报告给中国政府和国内新闻界。所以一对恋人，平时只能早上晚上，匆匆打个照面，或者打打电话，只有星期日才得以相聚整天。

　　父亲母亲上班刚过一个月，八月六日美国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重庆美军司令部人员密切注视日本反应，工作紧张起来。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也一样繁忙，父亲整晚都在办公室翻通讯稿，有时还要加班。母亲便也回家去住了。

　　八月十五日晚上，父亲照常到美新处上班，收听美国旧金山电台的新闻广播，接收最新战况，转译中文。出乎意料，父亲听到美国电台广播：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美国电台广播，确实在反复地报告这条消息。父亲激动之余，还没有把新闻稿翻译成中文，就先迫不及待打了个电话，把那惊人的喜讯，告诉给了母亲和她的家人。

　　母亲听到电话，两脚直跳，大喊大叫：日本宣布投降了！日本宣布投降了！

　　外公和外婆听了，不能相信。然后他们都明白了，忍不住低头流泪。四个年轻的舅舅，跳起来，踢翻座椅，跌跌撞撞冲出家门，一路狂呼：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院外山坡上，夜色笼罩，四野一片寂静。四个舅舅齐齐站在山涯边，两手拢住嘴巴，扯开喉咙，拉长声音，向着山野天空，一遍一遍地高呼：日——本——投——降——啦——

　　响亮而欢乐的喊声，在山谷空旷的夜空里飘荡徊响，层层迭迭，前扑后拥，经久不息。左近几户人家听到喊声，都跑出来看，不知怎么回事。只见陶先生家四个男孩，拼命喊叫着冲下山去，冲进小镇商店，掏出每人身上所有零钱，全部买了鞭炮。然后回家，乱放一气，大喊大叫。

　　半个钟头以后，父亲翻译发布的这条新闻，开始在重庆电台广播。顿时之间，山上山下，前山后山，江北江南，城里城外，这里那里，陆陆续续，都响起喊声，叫声，歌声，笑声，鞭炮声。所有报纸都赶印号外，满街散发。重庆城里灯火通明，鞭炮花炮，彼伏此起，不绝于耳，半个夜空都闪动粉红色，烟雾升腾迷漫，呐喊之声轰轰做响。满街是人，载歌载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重庆的那个夜晚，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快乐的时光，那一次，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忘情地狂欢。

      金门饭店结婚，人生关键时刻做出留在大陆的决定

      半个月后，美国新闻处决定迁回上海，刘尊棋先生把父亲列为第一批返沪筹建美新处人员，十月份坐飞机到达上海。那几个月，父亲身穿美军卡其布制服，佩戴美国新闻处USNS的徽章，开着美军吉普车，在上海南京路霞飞路上跑来跑去，让刚从日军手里接管过来的上海人看来，实在是派头十足。母亲后来曾笑说：如果父亲懂得钻营，那段时间真可以敛些财。

　　两个月后，母亲作为美新处员工家属，也回到上海，同父亲团聚。两人决定结婚，报告给还在重庆的外公。要结婚就得有房子住，外公写了个条子，要母亲面呈当时在上海的邓葆光先生。

　　邓葆光先生是外公的湖北同乡，也曾是外公的学生。抗战胜利后，邓葆光先生受重庆国民政府委派，以敌伪财产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上海，权势很大。父亲母亲拿着外公的条子，找到霞飞路上邓葆光先生的住宅。后来父亲母亲告诉我，当时邓葆光先生的寓所很大，非常豪华。父亲母亲手里递过外公的亲笔信，邓葆光先生非常客气，不仅招待父亲母亲喝茶，细谈所需，而且还请父亲母亲吃了一顿中饭。

　　过了几天，邓葆光先生通知父亲母亲，他已将狄思威路上的一座小洋楼分配到外公名下，由父亲母亲居住。

　　狄思威路在虹口区，路不长，二三十年代开始建造了四十八座花园洋房，上下两层，屋顶还有一层阁楼，英国风格，灰砖红瓦。每座洋房居住面积大约五百平方米左右，花园面积八百平方米。抗战时期虹口成了日军驻地，狄思威路的这些小洋楼也成为日军将领住宅，保护得很好。

　　一切安排妥当，父亲母亲在《申报》刊出结婚启事，在上海金门饭店举行婚礼。祖父祖母从浙江嘉兴乡下来上海，参加婚礼。当时国府尚未返都南京，重庆正开着政治协商会议，外公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络小组成员，参加修订《和平建国纲领》，工作繁忙。他向蒋委员长请了三天假，以军事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的身份，专程飞到上海，参加宝贝女儿的婚礼，倍受各界重视。

　　婚礼上，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做证婚人，美新处主任文化名人刘尊棋先生做父亲的介绍人，陈布雷先生的弟弟上海《申报》总编辑陈训畲先生做母亲介绍人。金门饭店门口车水马龙，八楼大燕会厅贵客如云，甚至蒋委员长也差人送来亲笔贺幅一帧。丰子恺先生特意画了一副字画，一棵高大的松树下，两个小娃娃并肩站立，上书双松同根百岁长青几字。当时礼仪，多以关金二十元为一封，价值高于法币。婚礼之后，各种礼品堆积如山之外，只关金礼封一张长桌尚容不下，流落四周地上。四姑父是上海银行的会计，请来负责接收礼品，忙得满头大汗，叫苦连天。

　　母亲穿雪白的一领婚礼纱长裙，腰束得细细的，裙拖得长长的，像雪浪翻滚。新烫的头发蓬松整齐，顶上披着一块雪白的纱巾，一角从乌发中央伸到额前，扎起一朵小白花。鹅蛋形的脸，扑了粉，拍了胭脂，白是白，红是红，眉毛修得细细弯弯，又长又乌。眼睛描得又黑又亮，腼腆幸福之中，眼神一扬，飞光流彩。她手里捧了一大捧鲜花，白花绿叶，生机蓬勃。

　　父亲穿一身藏青双排扣英国哔叽西装，英俊挺拔。西装里小坎肩压住同一深色的领带。白衬衫衣领浆硬挺立，折着两个尖尖小角。左胸口袋插了一块白色方巾，支起高低两端。他头发两分，显得一个额头更加高大，闪着光亮。长脸尖下巴，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难怪中大同学都拿好莱坞影星叫他格里高利毕克。

　　婚后数月，父亲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离开美国新闻处，到正式的新闻报纸去工作。母亲支持他，请外公出面介绍，安排父亲到上海《新闻报》去做记者。

　　1949年之前的上海，有三家大报纸。一家是《申报》，原本全名《申江新报》，最初由英国商人美查于一八七二年四月集资创办，一九0九年由中国买办席裕福先生买下，转手于一九一二年卖给史量才先生。《申报》是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出版过二万五千六百号。早年许多左联作家文章，都提到《申报》。抗战胜利，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受《申报》，由陈布雷的弟弟陈训畲任总编辑。1949年后，《申报》被封闭。

　　另一家大报，是《大公报》，在吴鼎昌先生任社长，胡政之先生任经理，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的时期，遵循著名的四不社训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最为成功。四一年张季鸾先生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改由王芸生先生主持，开始左倾。1949年后由中共接管，继续发行。香港《大公报》早年是当地中共党报，《大公报》编辑委员会就是中共香港工委。父亲的一个同窗金尧如先生，曾是香港《大公报》总编辑，也是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

　　四十年代，与《大公报》和《申报》并称上海三大报的另一家，是《新闻报》。上海《新闻报》创办于1893年，当时《申报》已经出版发行了近二十年。《新闻报》开办之初，仅发行三百余份。《新闻报》避开与《申报》正面冲突，定位商业报纸，为小商人、小市民服务，加之以发行为首位，以发行统领报纸经营。经营到抗战胜利，《新闻报》已经在发行量上超过《申报》，成为上海三大报之首。而赵敏恒先生接手担任总编辑之后，逐渐将此商业气息重的报纸，转往政治社会也能领先群雄的真正大报。

　　中国近百年的新闻记者和报人当中，赵敏恒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抗战之前，已经相继有路透社，美联社，伦敦每日电讯报，美国国际新闻社，日联社，朝日新闻，塔斯社等七家外国通讯社，同时聘请赵敏恒先生发报道。当时有人笑说：张仪身佩六国卿相之印，连横之首，赵敏恒发七家电讯，广及世界各地，盛哉无冕皇帝之尊。1949年以前，赵敏恒先生不仅全国闻名，而且世界闻名。二战期间，赵敏恒先生是属于世界级新闻记者群内的唯一中国人，诸如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美英中三国元首开罗密谈等重大新闻，都是赵敏恒先生第一个向世界发出报道。

　　父亲进入上海《新闻报》的时候，社长是程沧波先生，总经理是詹文浒先生，总编辑是赵敏恒先生，号称三巨头。父亲因为做采访记者，接触最多的是赵敏恒先生，称之为恩师。父亲从美国新闻处转入上海《新闻报》，虽然很热心从事新闻，崇拜无冕君王之说，而且中文英文都很不错，但对于专业新闻采访作业并不熟悉，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可说是赵敏恒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

　　古话说，名师出高徒。在赵敏恒先生这样的世界级新闻记者教导下，父亲很快熟悉了新闻采访业务，短短一年便在上海新闻界崭露头角，被同行们称为中国新闻记者三颗新星之一。赵敏恒先生对父亲的进步也甚感满意，派父亲远走南洋，采访国民政府宣慰专使李迪俊先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活动。

　　父亲不负重望，工作出色，归国之后被委任为驻南京特派员，专责政治要闻采访，后来升为上海《新闻报》南京记者站站长。当时盛传，上海《新闻报》正在构想设立美国记者站，父亲很有希望成为驻美记者的人选，一时之间，父亲似乎前途远大而辉煌。

　　如此父亲母亲一家聚在南京，无忧无虑。外公做总统侍从秘书，兼《中央日报》总主笔，住在田吉营。父亲在上海《新闻报》驻南京记者站，母亲做总统府秘书，工作清闲，跟父亲一起住在城左营报馆宿舍。总统府，田吉营，城左营，都在南京新街口区域之内，距离近，来往走动非常方便。报馆又特别配给父亲一辆吉普车，父亲母亲闲暇时，可以到中山陵，秦淮河，紫金山，莫愁湖，甚至苏州扬州等处游玩。

　　逢年过节，或者父亲需要到上海汇报工作，或者上海有什么他们特别喜欢的演出，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尔第的歌剧，贝多芬的音乐会，法国意大利的画展等等，他们就会回上海。每到上海，他们都还是住在狄斯威路的小洋房里。父亲在上海有了一部自己的黑色奥斯汀小轿车，可以开来开去兜风。他们在冠生园吃点心，在永安公司买用品，在蓝星大戏院看演出，在霞飞路浏览花花绿绿的橱窗，在外滩欣赏秋天高悬的明月。

　　后来我在南京出生了，两家人更多了欢乐，母亲每天抱我到外公家。外公和外婆特别喜欢抱我，因为我整天只会笑，从来不哭。一段时间，父亲母亲带了我，住到上海，父亲也把祖母接来，看看孙儿，享受天伦之乐。

　　那四年左右的日子，是父亲母亲结婚三十六年里，最平静，最美满，最幸福的岁月。可是他们的美好是短暂的，惶恐不安的，如同在旋涡中飘动的一片浮萍。在他们的身边，内战如火如荼，你死我活，仿佛一把巨斧，高悬上空，随时可能降临，将每个家庭破坏殆尽，把每个人的生活都砍得粉碎。

　　内战期间，美国人出于西方人道观念和妥协求安的社会理想，频频派员，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停协商。马歇尔特使曾为国共和谈，五上庐山会见蒋介石。每次马歇尔登庐山，上海《新闻报》必派人同行采访，所以父亲也上庐山数次，专责采访报道马歇尔会见蒋介石的新闻。

　　也是父亲在南京跑新闻的几年里，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周恩来是代表团的领导，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是沈钧儒的女婿范长江，也就是父亲的侄女婿。因为这层亲戚关系，又因为父亲在《新闻报》的身份，范长江经常会见父亲，转达中共的意见，请父亲代为在《新闻报》对外报道。有时范长江约父亲到外面找个餐厅吃饭谈话，有时范长江请父亲进入梅园，直接会面。因此父亲曾多次面见周恩来，很受周的器重。据说周曾经有意发展父亲入党，可惜父亲当年只想做新闻，对政治毫无兴趣，婉言拒绝了。范长江离开南京之后，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梅益范，继续与父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晚年。

　　1948年南京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并通过宪政治国的方针，制定出宪法和相关法规，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会后蒋介石仿照西方民主国家做法，举行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总统府新闻局向南京各媒体发紧急通知，召集记者会。父亲恰好在办公室值班，接听了电话通知，立刻叫上一个摄影记者，直奔国民大会堂。

　　蒋介石站在招待会门口，同走进会场的中外记者一一握手问候。当时凡参加招待会的，个个记者都同蒋介石握了手，完全礼节性的，每人讲不到两句话。记者们只是报告自己姓名和的报馆名称，蒋介石表示欢迎而已。因为新闻局通知时间紧迫，绝大多数报馆都只派了一名记者赶场出席。只有父亲临时想到拉了一个摄影记者同行，所以父亲同蒋介石握手时，被拍下了照片，第二天大幅刊登在上海《新闻报》头版。当时那是父亲的一件丰功伟绩，表现出做记者的急智，很受总编辑赵敏恒先生的赞赏。那年父亲二十六岁。

　　淮海战役将近结束，大军压境，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人心徨徨。1948年秋，外公将外婆和几个舅舅们送到香港，静观局势。那时我一岁刚过，母亲抱了我，也一起到了香港。外公没有去，他必须陪同蒋总统，留在南京。父亲也没有去，继续在《新闻报》工作。

　　上海《新闻报》三巨头中，只程沧波先生一人飞去台湾，总经理詹文浒先生和总编辑赵敏恒先生，都决意留在上海。国民政府曾两次送飞机票给赵敏恒先生，请他去台湾，都被他拒绝。华侨胡文虎先生请他到香港担任《星岛日报》或者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编辑，他也没有答应。联合国邀请他去主持新闻宣传事务，赵敏恒先生同样没有去。

　　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用公告方式，向全国人民宣布《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产，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

　　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正直诚实并且持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诸如赵敏恒先生和父亲，对这份《约法八章》深信不疑，所以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做出不离开上海的决定。

　　如果父亲决定离开上海，在海外谋一份差事，绝无问题。他的暨南大学同学金尧如先生当时任中共香港特委的书记，身份是香港《大公报》总编辑，聘父亲任职，不过举手之劳。外公也已经安排好，让父亲到台湾《新生报》做采访主任。我的泰来大舅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印刷厂，自任厂长，聘了母亲大学好友许湘萍的丈夫梁同武先生，也随时可以请父亲加盟。

　　可是父亲心意已决，所有这些机会他都不接受，专程飞到香港，把母亲和我接回上海。我们三月份回到上海，五月份蒋总统乘船离开上海，外公跟随身边。外公离开之前，几次劝说母亲，跟他一起走。可母亲说自己已经嫁给父亲，父亲走，她走，父亲留，她留。父亲决心不走，所以她也只好留在上海。

　　母亲就为了这一个千古的缘分，和父亲留在了上海，静静地等待之后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