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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我的母亲(1-4)
www.creaders.net | 2021-04-20 12:59:09  澳门导报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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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走了。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回到生养她那片土地上。

妈妈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她深深爱著的学生们中,活在她眷恋的乡亲们中。

妈妈名叫杨志云(曾用名杨秀安),1921 年农历 11月 14 日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父亲杨凤翔(作者的姥爷,编者注),是名村医,靠开个小药铺维持生计;母亲杨马氏(作者的姥姥,编者注),家庭妇女,不识字。

妈妈可能是姥爷、姥姥领养的孩子,人们都这麽说,可妈妈至今不肯讲。姥爷、姥姥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谁也不愿再提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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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作者的父母在北京西城区文津街旧宅合影

妈妈生在苦难的时间和苦难的地方。

宜兴埠是津北重镇,自古是由津门去宝坻和冀东的必经之路,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攻守天津的军事要地。

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宜兴埠长期处于灾难之中。妈妈童年时,家乡已是穷苦不堪、民不聊生的乡村。村子里是土道、土房、土炕,庄稼亩产不足百斤。

人们多从事荞麦皮、麻杆、秫秸、香草等买卖,艰难度日。

一首民谣道出了当时的情景:

住土房、睡土炕,男人外经商、家中无米汤,孩儿哭叫饿、女人泪汪汪,麻杆换来玉米麵,糊弄肚皮度饥荒。

1936 年,姥爷因病去世,年仅 45 岁。药铺靠姥姥一人经营。姥姥请了山东两个姓赵的伙计,帮助料理药铺。除开药铺外,还租了“聋十爷”(姓杨的一户地主)的 10亩地。

那年 10 月,日本侵略军在天津郊区进行了夺取平津的“假想敌”式的大规模演习。六七千名日军从宜兴埠外西北到东南,形成半月状弧形包围圈,枪声、炮声大作,许多庄稼和农田被毁。老百姓不敢出门,庄稼不能收割,生意不能做,生活困苦,衣食无著。

1937 年 4 月 22 日,日本侵略军全面侵佔华北的战争迫在眉睫,决定修建临时飞机场,为向天津空运兵员和物资做准备。地址选在宜兴埠村东南。当时许多农田被毁,许多农民被抓去干活,使宜兴埠又一次受到损害。“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著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开始。

1937 年 2 月至 1938 年 1 月,父亲在宜兴埠士范小学任教。这期间,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1938 年 4 月,父亲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史地组(后改为史地系)。那一年妈妈生了第一个儿子,爷爷给他起名光华(光复中华之意),不幸仅活了一岁,因患肺炎而夭折。

1942 年 9 月 15 日(农历八月初六),妈妈在国难中又生下了我。爷爷心疼,给我起名“家宝”。那一年,日寇在华北大扫荡,津北一带也成了他们“清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

10 月的一天,一股日寇进入宜兴埠,将全村老小集中村西南广场,四周架起机枪对著村民,威逼交出八路军。妈妈抱著刚出满月的我挤在人群中,惊恐万分。鬼子吼叫著,扬言不交人就开枪。场院一片寂静,妈妈怕我哭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在兵荒马乱中,药铺开得不安宁。伪军、国军常来骚扰。一天下午,妈妈正在屋里靠著窗户的地方用木盆洗衣服,一隻狗卧在外面窗下,妈妈并未看见。突然来了一群伪军,开枪把狗打死。妈妈埋头洗衣服,没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枪声把她惊呆了,放下衣服,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被吓坏了,紧紧抱住妈妈,躲在她背后。这时,只听到外边一片狂笑声。

1948 年 12 月,平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解放军攻打天津。国民党守军为了空室清野,扫清射界,下令放火烧毁了津北 70 多个村庄的农舍,致使 14 万村民毁屋丧家。宜兴埠被烧民房 200 多间。爷爷全家住在西下坡,房子全部被烧为灰烬,1926 年办的士范小学也被烧得荡然无存。姥姥家和她的小药铺没有倖免。

已是年过半百的姥姥随村民仓惶逃难,在路上把随身带的一点积蓄全部丢失。看著经营多年的小药铺没了,家没了,又身无半文,今后的日子怎麽过?她悲痛欲绝,痛苦多日,自此一病不起,于1949 年逝世,终年 51 岁。

那些日子里,妈妈要服侍姥姥,又要照顾我,还要处理小药铺的后事。我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很沉重、很难过。

妈妈好强、自立、向上。

解放前,为了苦苦支撑起这个家,妈妈到处找工作,先后在宜兴埠士范小学、天津县七区中心校任教。她深知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因而十分珍惜。抗战胜利前后(1944年 7 月至 1946 年 7 月),她曾在天津“马大夫医院”护士学校学习,后因我无人照管而辞职。

妈妈上学不多,为了找工作,曾上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簿记夜校。三十多岁的人,又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 年,她忍痛离家,和一群年轻人赴甘肃支教。在天水伏羲小学当一名教师,一去就是大半年。那一年我才 12 岁,刚上初中。爸爸上班,无暇照顾我,晚上还要和爸爸一起做饭。就在那时,我学会了蒸窝头、熬稀饭。三岁的妹妹寄养在五姑奶奶家。

妈妈 1959 年到东门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她年轻时读书多,语文基础坚实。她的学生于亚回忆:

我们语文课一直由杨老师教。同学们很喜欢上她的课,从拼音识字开始,到读书作文,每堂课都讲得清清楚楚。朗读课真的把人带入课文中,几遍下来基本上就能背诵了。她腹有诗书,最爱讲故事,让同学们懂得做人的道理。

学生孙秀庭回忆:

杨老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异常严格、扎实。记得老师有一根教鞭,至今它点在黑板上的“哒哒”声有力地迴响在我耳边。往深处理解,老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给我们灌输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准则,渐渐地,我们班具备了一种班风:它是被学习的风气引导的、自觉自律的、注重道德品质的。

于亚问:我们身上是不是都具有一种为一个信念献身的精神?

我说有,会为某种崇高美而感动。如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去战斗,即使献身也在所不惜——即便到了这个年龄仍然是这样。孙秀庭答。

妈妈到了九十多岁高龄,她的学生仍然惦念她。他们在事业上有成就了,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提到杨老师:

我们的杨老师到了人生九十多的高龄,我们仍然是有老师在的孩子,这是我们人生一大幸事。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学生们这样回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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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是个极富同情心的善良人。

妈妈同情穷人。

宜兴埠庙前邻居韩家是贫农,孩子多,生活困难,偏偏全家都患上肺结核。妈妈从年轻时就和他们家是朋友。解放后,韩家只有一对姊弟(韩玉琴、韩富奎)在天津。妈妈在自家生活窘迫的情况下,照顾这对孤儿,直到姐姐在国棉七厂找到工作,弟弟在天津 35 中毕业,当上体育教师。韩富奎在 35 中上学时无处可住,妈妈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九平方米的小屋本来拥挤不堪,又添了个大小伙子。

我家居住的西门里大街达摩庵前胡同,是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地方,他们都靠劳动和经营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强度日。随著时间的变化,这里的房屋愈来愈破旧,道路愈来愈泥泞,胡同越来越混乱,居民越来越拥挤。

刚搬来时,胡同里来了一户读书人家,人们相待都很客气。称父亲“温先生”、母亲“杨老师”。父母亲为人老实,待人谦和,与每家相处得都很好。

房东刘奶奶,孤身一人,无亲人照顾,靠租赁院里两间房子和一点积蓄为生。我家租住院里靠外的一间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妈妈对老人很好,房租虽贵些,但一直按时付款,还时常给老人送点东西。院落、茅厕、厨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间,我家被“疏散”到农村;“文革”后又回到这里,直到街区拆迁才搬家。

胡同邻里许多人家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当中有蹬三轮车的、开拔丝作坊的,开酱园的,还有孤儿寡母。父母与他们交往不深,但彼此相处是热情真诚的,有时还互相帮助。这里没有职业和文化的隔阂,没有虚情假意。多年来,父母没有与一户人家闹过不和。这种关係一直持续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当家里受难时,街坊悄悄同情我们,在晚上没人的时候撕去胡同里给爸爸贴的大字报,没有一户落井下石的。

记得,那时家里饭菜很简单,每顿饭一般只有一个菜,很少吃肉。有时让我到肉铺买上两毛钱肉,还要说明要肥瘦,这就是改善伙食了。遇到年节喜庆之日,家里吃顿“捞面”,妈妈总是端著满满一碗麵条,放好炸酱和菜码,给邻居一家家送去。这是妈妈对邻里的心意,也是她待人的热忱。

妈妈一生简朴,活得清白。

解放后,1950 年,爸爸、妈妈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可谓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爸爸的工资每月仅 37 元,可光房租就要 8 元(一袋麵粉钱)。这间小屋伴我们全家几十年,其间家里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妈妈省吃俭用,我们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就是这样,工资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还要借点钱。那时,爸爸有个小本子,专门记帐用的。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简朴的生活习惯贯穿一生。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妈妈给我做了双新布鞋。那天,我高兴地穿上新鞋上学,不巧下学时正赶上大雨。我到家时,妈妈冒雨倚门等候,远远望著我光著两脚走路,手里抱著那双新布鞋。她赶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在雨中,我望著妈妈,她流泪了,满脸是泪水和雨水。

人穷志不短,妈妈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记得天津刚刚解放,城里无安身之地,家乡房子已毁,爸爸、妈妈带著我回到宜兴埠,暂借一远房亲戚的一间房子住,我在爷爷租用村中杨家下场仓库作校舍的士范小学继续上学。

一天,我在街上捡了一分钱放在衣兜里,被妈妈发现了。她边打边问钱是哪儿来的,竟把一个扫帚打散了。从那时,我就懂得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能要。这个道理我记在心里几十年,一次都没违反过。

妹妹比我小 9 岁,她上幼稚园经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学回家,她带回了一个布娃娃。妈妈追问她是从哪儿拿来的,她只是哭,硬是说不清楚。妈妈让我带著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园里。到幼稚园才弄清楚是园里给每个孩子发的。

妈妈脾气不好,对孩子从不溺爱,十分严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妈妈是把这样的事情作为道德的根本,严格要求全家。天津刚解放那年,爸爸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正值私营工商企业改造时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营工商企业者打交道。妈妈非常警觉,经常嘱咐爸爸千万不能收人家任何钱和物。爸爸非常老实,从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钱,结果,在以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自身乾乾淨淨。

妈妈一生结交的都是同事、邻居、普通百姓,从未高攀过一个当官的。1978 年在农村待了近 10 年才得以落实政策,回到原来的家——达摩庵前胡同那间狭小破烂的小屋,在这里一住又是 15 年。1985 年我调入中央,妈妈从未因我的升迁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没有打我的旗号给家里办过任何事情。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全靠微薄的工资度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妈妈坚强而有主见。

从我记事时起,就看到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艰辛、坎坷。他经历新旧两个社会,在沧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终于也没有逃脱政治的漩涡。1959 年“审干”期间,因“历史问题”,他离开了多年的教师岗位,被“限制使用”。开始在农场劳动,后来到校图书馆工作。那些年,家里仿佛出了大事情,妈妈忧心忡忡,又要劝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落在我们家中。爸爸被揪斗,关在学校监视居住,停发工资。大字报从家门贴到胡同。妈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先给爸爸留足伙食费,自己亲自送到学校。她不放心这点钱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让造反派给收条为据。1970 年,全家又被强制疏散到农村。先是要全家到内蒙古五原(妹妹当时在通辽下乡),当时父母已年过半百,实难带幼子适应那里的环境。经反复交涉、多方联繫,后改迁到天津市北郊区小淀公社劳动,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调到天津北郊区宜兴埠九十六中学做教员。

1978 年 11 月 5 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作出关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的覆议意见,认为“文革”期间的审查,“未发现新问题”。1979 年 6 月 26 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又撤销 1958 年作出的《关于对温刚限制使用的意见》。1982 年办理退休手续,1986 年改为离休。

父亲能忍,但有个性。我刚满周岁时,正赶上日寇清乡、扫荡,行人过道卡,均要严格盘查,不准带一粒大米。有一次,妈妈因奶水不够,让父亲买点米带回家。天黑了,爸爸怀揣一包大米过路卡,日寇持枪盘查,非要搜身不可,父亲宁死不依,差点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间,父亲被关在学校,经常遭受野蛮的“审讯”和打骂。一天,造反派一拳将父亲的脸打肿,眼睛被“封”得看不见东西。父亲忍无可忍,指著心口说:“小子,朝这儿打!”

他虽然有些倔强,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变得更加少言寡语。没事时,经常抄写古诗词或报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怅之情。

妈妈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窥见他内心那些难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从不埋怨父亲,反而总是宽慰和体贴他。他们相濡以沫七十五载。

父亲没有留下什麽,他把艰辛、苦痛和挚爱都带走了,走得那麽安详,仿佛这个世界就给他这条路。

妈妈教我做人。

妈妈爱读古书,经常给我讲岳飞、文天祥、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也讲我熟悉的长辈往事。她做家务时,我常缠在她身边,她边做活边给我讲故事。妈妈常说,人要努力、向上。她总是把做人、志向、责任同刻苦、认真结合起来,使我深切懂得人不仅要有作为,首先要学会做人。妈妈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常边听边落泪,下决心为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气节、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每每忆起妈妈说话的神情和至今难以忘却的话语,我从心中油然萌发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

对于我担当大任,妈妈是忧虑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亲的两封信。一封信写在 2003 年 11 月,我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一封写在 2007 年 10 月,我即将担任第二届总理的时候。

第一封信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多麽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麽大,人口这麽多,很难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

第二封信写道,“过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后五年的工作是艰难複杂的,继续保持,谈何容易。这麽大的国家,这麽多的百姓,经济又是这麽错综複杂,许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达到一半,就谢天谢地了。这麽多事,你一个人肩膀有多宽能承受得住?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渡过五年难关。”

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国家身上。她每天看新闻,瞭解国内外大事。她从不过问我的工作,但经常用各种方式告诉我群众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 年 2 月 2 日,我在英访问期间,专程到剑桥大学发表演讲。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剑桥礼堂座无虚席。我演讲的题目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我以充满感情的话语,向师生们介绍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演讲博得阵阵掌声。

临结束时,出现一个“插曲”。一名西方模样的学生扰乱会场,大喊大叫,并向主席台扔鞋子。我昂首站立,不为所动,表现出冷静和镇定。会场安静后,我讲道:“这种卑鄙的伎俩,是不能破坏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我的话引起会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我不知道就在这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直播的母亲,因担心儿子和受到刺激,而突患脑血管栓塞,从此视力减退、说话困难、行走不便。那一年母亲已 88 岁高龄。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 28 年,其中担任总理十年。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做官”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

退休之后,回到妈妈身边,我的心情很高兴,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又感到难受。八年来,我很少外出,经常陪伴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的爱,妈妈的恩情是无法报答的。她的许多教诲已经渗透到我的细胞中、融入我的血液中。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係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可以窥见他的真实。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予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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