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中国：一个中国　两个世界

在中国，“机会”背后隐含著一桩看不见的交易，即人民不公开批评党，不向党要求政治权利，党的责任则是增加人民物质财富。（汤森路透）

一九九五年初，我来到北京担任记者一职，开始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那一年，前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已经退休，并且据报有病在身，但不论是对学者、商人，还是共干、平民百姓来说，他始终还是众人的谈资。多年前他早就辞去最后一项正式职位，不再担任军队的头头，只保留了中国桥牌协会的“荣誉主席”职衔。他一直很爱打桥牌。他虽然身体状况岌岌可危，但是他对党高层人事安排、经济政策之拟定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家仍然经常热烈议论。

我们在一家主打“毛家菜”的饭馆用餐（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邓小平在湖南省隔壁的四川省出生；这两省都以爱吃辣出名，也以出国家领导著名）。饭馆里烧著煤球以为取暖之用，空气中的煤烟味十分呛鼻。这时我们看到一名美国记者在骂她的澳洲籍男朋友，他也是驻中记者。她骂他竟然还没有写好邓小平的讣闻。因为邓小平可能随时都会死掉，身为外籍驻中记者，要是认真把工作当一回事的话，应该早就写好钜细弥遗的报道，随时只要按个“传送”，就能够把报道送到报社才对。这样的报道应该包含这一位“领导”传承下来的一切。若要说到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政治独裁的历史，走入现代世界，功劳都非他莫属。他的讣闻无法不提及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扮演的重大角色。 

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了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刀阔斧地革除毛泽东的彻底激进的平均主义，为中国及其人民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该国现在的高速铁路网，其里程数占全世界里程数的三分之二；城市中高楼大厦栉比鳞次，公路上挤满了崭新的汽车，地底下複杂的地铁路网四通八达，人工智慧产业日益强大，专利发明数量占全世界第二位，举国所产出的亿万富翁人数仅仅次于美国，然而其领导力却更为果断。所有和邓小平有关联的政策里面，至少有两个是中国这一切的发展的关键，一个是结束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自由选择在家里种田或是离开农村，去工厂做事。第二个是鼓励民营企业，并且欢迎外资前往深圳、厦门等沿海城市新设立的经济特区投资。 

“农民放弃人民公社”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当今官方论述特别强调的成就。我们在这些故事中听说中国共产党总是充满了务实的精神：共产党高干一方面保住了自己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但又能够接受不得不然的重大变革。他们容许中国企业主在城市创立私有企业，也容许农民在农村掌有土地，自行决定要种植什麽作物，收成之后要卖给谁；这样不但能够提升产量，也能够促进经济成长。如此这般，那时候满脑子生意经的党只要开口邀请外人来投资，其实都已经替投资者准备好了劳动力；人民公社已经解散，农村里那些过剩的劳动力全都涌向沿海各城市，找工作，做工赚钱。他们在城里赚的钱比以往多，也改善了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最大的人口移动潮就这样开始了。 

几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读当代中国史时候就有读到中国这一段历史。中国从毛主义独裁国家蜕变成由务实的改革派领导人领导，这段史实无论是学界人士或商界高管来看都确切无疑。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悲剧当然令人怀疑日后再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朝向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发展的趋势却像是已经水到渠成，不会再有改变了。过程中难免发展不均等。据说，邓小平在他的“涓滴经济学”中曾经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能干的中国人－－包括千千万万农民、移工──都有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背后却隐含一桩看不见的交易，那就是，人民不公开批评党，不向党要求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党则是负责不断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务期增加人民的物质财富。 

我于一九九五年来到中国，邓于一九九七年亡故，但是这一桩交易至少在各大城市并未人亡政息。九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党领导阶层在会中宣布私有企业解禁，民营企业从此“成为中国经济体重要的一部分”，但这其实只是反映中国经济前此数年来已有快速的成长，不少中国人早在国家法条的禁锢之外创造了大笔财富。九九年，一心一意推动改革的总理朱鎔基为了使中国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导了“市场开放”等极为艰钜的“让步”措施。朱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湖南人，但和毛不同的是主张放鬆党对国有银行及新闻自由的控制。中国领导高层承诺欢迎外资投入中国汽车、农产、金融、保险、观光等等一切一切产业。 

此一“自由化”开放政策后来从海外引来了一股钱潮，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创造了就业和机会。二〇〇〇年，网络荣景席捲中国，网易、搜狐、中华网在纳斯达克挂牌，股价大涨。相关各界极力宣扬这一现象，说这一种现象证明新中国已经快速转变成适合创办最先进企业的地方。城里一些见过世面的人开始会用英文缩写“VC”来讲“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另外，众多八〇年代后陆续前往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现在也开始归国，渴望在这一波经济发展中参上一脚。 

然而，即便各种交易消息可以吸引读者，我对这一片网络繁荣现象却兴趣缺缺。当年我之所以想要研究中国，是因为我想知道，这个古老的国家，文化和西方差异如此巨大，后来到底是历经怎样的农业革命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又开始要转变成市场经济体的？如今我既然来到北京担任《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的记者，自然会想看看在这一波改革当中，老百姓是不是受益，受益程度如何。记得当时我曾经跟朋友说，我来中国并不是要来报道一些哈佛毕业的MBAs以及前麦肯锡投资管理顾问怎样运用VC热钱投入新创网络公司。事实上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很无聊（多年后，我发现学术界论述中国农村时也会用到缩写词“VCs”，但现在他们指的“village committees”（村委），而不再是“风险投资”，我好高兴！） 

邓小平“自由化”开放政策从海外引来了一股钱潮，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创造了就业和机会。（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离开北京 

所以当大家在北京热议新兴的网络“游戏”之际，二〇〇〇年夏季，我从北京南下，来到了当时还未受到这一股“网络疯”波及的广东和贵州两地。广东在当时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出口基地，贵州却还是很贫穷，没有什麽发展。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令名；此地──包括深圳、东莞－－聚集了数百万农民工，在数千家工厂里做工。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东莞一区聚集了许多工厂市镇，那些工厂盖得乱七八糟，毫无规划，但是每一镇都有其特定产业，譬如製鞋、玩具、家具、灯具等是。贵州长久以来处于中国边疆，以其美丽的石灰岩山水为人所知，山水之间住著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他们一向都有反抗中央控制的传统。大家都知道这里耕地不足，是个贫穷之地。这种情况意味著大部分年轻人都必须离乡背井，到沿海城市工厂做工，做工地工人。有一句谚语就说，贵州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 

我跑来这里，是想要看看共产党政府进行的那一笔巨大的交易，“另一个中国”是否买帐。这里的“另一个中国”，指的是贵州等发展迟缓省份的工人、农民，而不是沿海那些物质财富越来越发达的样板城市比较有钱的居民。二〇〇〇年初，决策官员决定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一项政策会叫做“西部大开发”，表示在中国的这一片腹地，各类发展并不顺利。这一个政策是江泽民主席的构想，他是中国领导人当中最“城市化”的一个，一生从政生涯大部分都在上海，但是他这个政策的目标却是想要促进贵州、广西、四川、甘肃等内陆省份，甚至是西藏、山城重庆等地的经济成长。政策实施之后，免税、低利贷款等措施，加上公路、铁路、发电厂等基础建设的公共支出，吸引了众多本国及跨国大公司进驻、投资。北京方面的官员确实认识到中国有许多地方发展落后，区域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很不均等，但是他们没有讲的是，这个政策，目的是要让那些多年来一直在工厂做工的农民工回转家乡。要让农民工回家，中国内地起码要有某个程度的繁荣才行。 

二十一世纪初，以电子製造业为主的长安镇是农民工找工作的主要目的地。长安镇是全中国最大的“镇”，人口有六十万之多（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中国政府分为五级，依序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省、市、县、镇；“镇”有时候聚集的人口可达数十万，长安镇就是这样。至于“村”，虽然不算是正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但还是设有村长及党书记）。东莞众多工厂市镇都是沿著一〇七国道延伸展开，长安镇也一样。一〇七国道北起北京，向南贯穿整个中国，最后直抵东莞香港边界。在最后这一段，中国在这里的巨大出口“机器”其内部景象一览无遗，丑陋不堪：一间间两层楼高，装著铁窗的厂房，屋顶积满了厚厚的泥尘，沿著这条干道一公里接著一公里连绵不绝。厂房与厂房之间，那些水泥牆后面，偶尔可见几间别墅，是台湾或香港籍老闆的住宅。整条国道一直维持著这样的情景，最后来到深圳的大海港盐田。这个地方，每次都要等到有台风扫过，大量雨水清洗掉那些工业景象，远方地平线外青山重现，你才会发觉原来广东是亚热带地区。 

莫梅荃和另外三名农民工来自贵州同一个村子。我初识她时，她十八岁，来工厂做工即将迈入第二年。她十五岁那一年辍学，然而却是他们村子里几个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辍学之后，前两年她在家里帮父母下田种稻，后来于一九九八年来到长安镇。我们碰面时，她还是穿著蓝色工作裤装。她每天要上班十四个小时，穿著那工作服做品管工作，检查录音带、录影带有没有瑕疵。我们在“崔顿电子厂”对面一家餐厅面对面坐著，她很害羞，讲话的时候一直躲著我的目光：“家乡那里找不到工作，我们家地又很小，我只好到外面来做事。”她一边眼睛看著桌面，一边说她工作每小时工资一块人民币。厂里有供给宿舍，但是宿舍夏天酷热，冬天酷寒，而且还是十五个人同住一室。梅荃的远亲表哥莫玉开和我们一起用餐。他二十四岁，头上一绺头发染成红色，很有一点时尚味。他说：“我觉得很惨。我想回家做一点小生意，不想再回来了。”

※本文为《低端中国》导论／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罗谷（Dexter Roberts）是美国驻派中国的资深记者，从1995年开始采访报道中国长达23年，曾任《商业周刊》（Businessweek）中国社长与《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国社长，采访过无数中共高层、中国或外资企业的高层执行长，足迹遍布全中国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远敏感地区，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