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还在世的国民党“战犯”如今已102岁

　　下面是蔡省三的自述：

　　1951年10月26日，上饶市召开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公审大会，上万人聚集在上饶体育场，群众情绪激昂。在阵阵声浪当中，我低着头，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只听见一个高昂的女声宣布：“判处蔡省三等九名反革命首恶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我头脑一片空白，眼前发黑，耳朵轰鸣，脚也软了，等待我被执行的那一声枪响。九个人中有一个叫高清源的，当场被吓得失禁。另有一个叫陈连苏的，开始破口大骂、然后嚎啕大哭。

　　我全身哆嗦，等待那一声属于我的枪响。等待许久却始终不见响动。正当我感到有些蹊跷的时候，法警将我重新押上车，囚车居然开回了监狱。数天后，我接到判决书，才知道就在枪决执行前，审判官接到上级通知“枪下留人”，改判我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49年，江西。承蒙蒋经国的提拔，我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当时国共军事政治对比的形势已经越发明朗，由于我一直都是蒋经国身边的“红人”与“得力干将”，许多国民党军政官员纷纷找到我，希望我能“递句话”、疏通关节，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台湾再作长久计议。而我却不为所动，我说我不跟你们走，因为我很不服气。

　　国民党最后一列撤退的火车经过贵溪浙赣线，蒋经国身边的一个侍卫长专门停车找我，劝我随着车撤退，说此地不宜久留，被共产党抓住就是死路一条。可我还是拒绝上车，并托他向蒋经国代话，说我蔡省三留下一定会“有所作为”。

　　迫于形式，我化装成摆摊的小贩潜伏上饶。“镇反”运动开始后，我原来的那些“老部下”接连被捕，我深知情况不妙。一天夜里，我正在家里睡觉，突然外面有人“镗镗镗”地拍门说要查户口，结果一开门，哗哗哗，大队人马一下子冲进来，拿着枪把我团团围住。

　　上饶的公审大会“枪下留人”一幕，让我和阎王打个了照面却死里逃生。其中的原因，后来我分析有可能是我在关押期间写过的一篇分析1949年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地方首长的注意；而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正是我 “蒋经国旧部”的身份。

　　当年我离开老家、投笔从戎，独自闯荡社会之时，当我追随蒋经国豪情万丈地投入“赣南新政”事业之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曾预料到今天我会以“战犯”的身份，与这些曾经的敌人一起关押在这里。当然，我也不曾预料，在今后的岁月里，这座高墙之外政治风云变换、高墙之内悲喜冷暖。而我离开这里，却将是在整整25年之后的事情。

　　1937年，19岁的我在上海读完高中，时逢“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全国招生。这个训练团团长为蒋介石，被誉为国民党干部的“最高学府”。我以江西第一名的地位被录取。很快，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我也成为国民党第一批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蒋介石的率领下进行宣誓。两年后，我完成了学业，与十几个江西籍的同学由武汉回到江西。

　　当时，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不久，担任赣州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紧锣密鼓地筹建三青团江西支团，正在大力物色人才。而我由于工作积极，良好的口才而突现于年轻人群体，很快被蒋经国发现，他派人把我找去见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那天蒋经国穿着一身工人服，戴鸭舌帽，脚上一双草鞋，很质朴。他问我：“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读书？”

　　我说：“我是投笔从戎啊！”

　　他讲：“你投笔从戎也很有志气，有什么特长，你能够做什么？”

　　我说：“我能唱歌演戏写文章。5月我刚在报纸发表一篇文章，写日本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他说：“我知道这篇文章，上下篇，我看过。”

　　我说：“我也会演戏，也编了两个剧本。唱歌方面呢，黄鹤楼举行万人大合唱，我指挥万人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蒋经国听过连说：“好、好，那你很善于做宣传工作。我们成立了江西青年宣传大队，你当大队长。”

　　这让我吃惊不小，我连忙推托说：“我年纪太轻，参加演戏是群众活动，我当个演员什么的也许可以，但让我带队伍，我的能力可能还达不到。”

　　蒋经国说：“你可以的，没问题。”

　　蒋经国善于发动青年人的热情，善于鼓动。比如有一次在冬天，早晨我们有一个升旗典礼，本来是很庄严的仪式。结果蒋经国把上衣一脱，喊道：“是好汉跟我一起来！”就领着我们跑步。冬天的早晨，即使是穿单衣服也必须不停地运动，否则就一定会冻僵，更何况还是赤膊上阵呢。所以一场锻炼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累得满头大汗。

　　再如有一次我们参加修机场，蒋经国带领我们带着所有工人，男男女女都来参加挑土，他也是赤膊上阵，激情得很。

　　这是工作方面的狂热，在娱乐方面也是如此。一次蒋介石过生日，我们组织许多活动和游戏祝寿，其中一个活动叫“吃面条比赛”：满满的一大碗面，在固定时间里，看哪个人吃得快、吃得多。结果蒋经国带头参赛，吃得“昏天黑地”，居然他还真拿个冠军, 大家笑啊跳啊，现场气氛真是狂热。

　　蒋经国回到重庆后，在1943年12月开始创办“三青团中央干校”，由于在赣南这段共同的经历，26岁的我也被他调任“中干校”支团部书记，来主持干校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我当时感激于知遇之恩，豪情万丈，提出要把“干校”办成是“第二黄埔、政治黄埔”的口号，大力培养“太子系”的人才。

　　我的第一任夫人曹云霞正是在赣南时期蒋经国的学生，婚礼举行的那天，蒋经国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公务，回避了所有的应酬，特意换了一身长袍，笑容满脸地来到婚礼会场，极郑重地送了我们两人八个大字：“同心同德，为国为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重庆城也是彻夜狂欢，蒋经国也跟我们一起彻夜狂欢，一起庆祝胜利。他忘乎所以，着实喝了不少酒，把上衣都给脱了还继续喝酒。我们也忘其所有。这是我见到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狂欢。

　　很快，国内战场情况急转直下，一次战役中我也险些被俘虏，有些身边的人就开始劝我早作打算，早到台湾去，再作长远计议。蒋经国也找我谈话，问我的态度。我当时非常顽固地说，我就是流血也要让鲜血流在大陆的土地上。

　　1975年，我们这些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了25年的最后一批国名党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战犯所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结果我们听到的是人大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大家听到“全部在押战犯”，欢腾一片，不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3月19日，293名特赦战犯汇聚北京。我们受到了叶剑英、华国锋等领导代表中共中央的接见。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一上来就哭了。站在那先是非常感谢，我说：“八年抗战，为了民族的生存，我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可是也很对不起党，也很对不起毛主席。我蔡省三去到社会上决不叛离祖国，决不做有悖人民利益的事情。我现在很感慨，因为我经过那么多死亡关，这些‘你死我活’的‘敌人’这么优待我，我心存感激，对共产党的政策很感激。”

　　当时中央就对我们宣布，被特赦释放的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去，还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政府也照样欢迎。当时我想，我如果回台湾去，也许还可以投奔蒋经国，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开始的时候，台湾当局表面上对我们是欢迎的，有文记载：“中央社香港分社社长曾恩波表示，台湾欢迎该批前国军军官及党政官员回台。”也许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真的同意让我们自由选择出路，并允许我们到台湾去。

　　1975年4月14日，我和原国民党中将军长王秉钺、陈士章等最后一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在特别的戒备下，乘军车越过罗湖桥来到了香港。

　　罗湖桥口，几百个香港和国外媒体的记者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多时。我们刚一出现，就见外面的闪光灯唰唰唰地亮。话筒、摄像机、照相机几乎贴到我们的脸上。一时间人声嘈杂。记者们有的问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被“洗脑”，有的问我们是否是带着“特殊使命”。这么大的阵势，说实话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们也没有想到国民党从大陆退败台湾近30年后，我们这些最后的国民党战犯的出狱竟然还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可是当特赦成为现实，当回台成为现实，当我们一行十人来到香港等待入台时，台湾当局措手不及，态度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变。说这些人不能接收，他们是统战工具，是间谍，受中共利用的，特别是那个蔡省三。他们鼓吹说我们为共产党宣传。你既然靠拢共产党，那么感激共产党，你还到台湾来干什么。竟然还有报纸造谣说，蔡省三这个人已经给中共枪决了，现在这个蔡省三是假的，是中共干部假冒蔡省三。

　　对于这些报道，我可以做到充耳不闻，我相信蒋经国对我是知根知底的，我甚至希望透过一些管道把我的情况和想法转述给他，并且相信回到台湾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事情的发展却与我最初的想法南辕北辙。

　　此时，在香港的我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过港签证五次延期后，台湾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任何改变。而就在这时，竟然传来了我们同行十人当中的张铁石已自杀身亡的消息，香港警察还发现了他的遗嘱。张铁石在遗嘱里写到，他感觉到已经彻底绝望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最后的希望竟然在“家门口”这样破灭。而我们见到遗体的时候，他还是穿着抚顺战犯所特赦时发的那套衣服。张铁石的尸体在香港火化，骨灰寄存在殡仪馆很久以后，才被允许运回了台湾。人没过去，过去的只是骨灰，人间最悲惨的事莫过如此。

　　台湾方面的态度依然暧昧，回台的条件一变再变，日期也一拖再拖。后来又有人提出要有人出面担保，我说我在1949年前的历史，台湾许多人都可以作证，至于1949年以后，我们从来没有和台湾的朋友通过消息，台湾的朋友谁能为我们担保呢？要说担保，最能为我担保的是蒋经国先生。

　　由于情况复杂，又有人身安危之虞，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找了一个地方隐藏了起来。至此，申请赴台特赦战犯对台湾彻底绝望。十人中，一人自杀、四人去了美国、三人返回大陆、只有我和王云沛留在了香港。当时世界救援组织找到我，跟我说只要我发表反共声明，就可以安排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政治避难。我拒绝了。因为避难一定要依附另外一国，我投到外国就背叛自己祖国了嘛，就不做中国人了，是不是？那我不愿意。我死也死在中国。

　　我送给蒋经国一首诗：月明清夜深思量，通今达变除旧章。安得青史着一笔，终是华夏好儿郎。

　　几个月后，我的夫人曹云霞由大陆来到香港团聚。当时我们都已年过半百，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在香港白手起家，重新开始我们新的生活。由于没有钱，我们搬到浅湾一个土屋里面去。我只能靠当时就靠写字谋生、举字聊饥。我每天至少要写三千字的专栏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这个时候，蒋经国已是国民党主席，是台湾一号人物。在大陆看来，原来解放台湾是对着“老蒋”的，现在换成了“小蒋”，台湾该如何解放，又该如何与他打交道，很快《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对我的专访叫《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在文章中，我详述了我所知道的蒋经国先生从政的经历，与蒋经国的特点，归纳我对他的看法：蒋经国“三不会”：不会卖，不会向外国卖身投靠；二不会降，不会投降中共；三不会烂，将有一番作为。

　　后来我得知，这篇文章得到了当时已经病卧在床的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周总理在文章边缘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XX（两字模糊）。

　　周恩来 1975年9月4日

　　1988年1月13日，我正在家中写稿，突然看新闻里播出蒋经国因心脏衰竭逝世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感觉很可悲。毕竟年轻时有过一段一起奋斗的经历，但临终时，我却被他拒之于台湾门外。想要送他最后一程，于是再次申请入台给他吊丧，但结果依旧是“拒绝”。

　　直到1991年12月，我应台湾新闻学会之邀，以香港著名“专栏作家”的身份终于登上了台湾岛。从1975年特赦、到香港申请赴台、到真正成行，整整用了十六年。

　　我在他的墓前凭吊，有人问我对蒋经国的感情是不是很复杂？我说我十年追随蒋经国，却做了二十五年的班房。尽管他拒我于台湾门外十六年，但毕竟年轻时他对我始终有知遇之恩。今天我来看看他，我也是在尽一个中国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