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牢笼里的囚徒——我所知道的达赖喇嘛

　“在下仅是一介凡夫，一个不经意间走上僧途的藏人。”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很多朋友想让我写一写达赖喇嘛，这确实是个值得一写的题目，在国内的舆论宣传下，已经将达赖喇嘛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反党反革命分裂祖国的封建余孽叛乱分子。我对达赖喇嘛的了解来自于多年来对他的持续关注，与此同时我并不虔信藏传佛教，对他也没有个人崇拜，或许能够比较理性客观地从我的认知和理解来对十四世达赖喇嘛进行一些解读。当然，我的解读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我能接触到的仅限于那些墙外公开的资料，仅供大家参考。

　　我之前写过一篇《朱熹、甘地与格蕾塔》，有些专门研究朱熹的人就跑来抗议，说作者你不了解朱熹，朱熹本身思想是很进步的，从来没想要束缚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我认为他们说得应该没错。只是我觉得吧，这恰好说明了一件事：很多历史人物，无疑拥有两种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历史塑造的，出于宣传的需要，往往鲜明而又扁平，被深度脸谱化；第二种形象，可能只会被认真研究过这一人物生平的专家学者所看到，更接近于历史上真实的他/她。

　　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多不胜数，比如一说起曹操就是奸臣，一说起关羽便是忠义，但历史研究者恐怕还会有更多见解；再比如朱熹、马克思，他们固然有着被世人所熟知的脸谱化的一面，但他们并非生来就是一张脸谱。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公众影响力或者历史影响力，都首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个凡人，就会跟我们一样会开心会难过、会累会饿、要吃饭要拉屎要睡觉。我们的舆论宣传说起达赖喇嘛经常用“狼子野心”这个词，可实际上他还不跟我们一样是“人子”嘛？达赖喇嘛脸谱化的那一面大家已经看得够多了，我主要就来讲讲他作为一个人的那一面吧。

　　【转世制度】

　　最早知道达赖是通过中学里的历史课本，达赖班禅作为西藏历史的一部分，每次被提及都是成双成对出现，搞得我还以为这是一对好基友，就跟咱们的主席、总理一样。当时只觉得作为一个大活佛怎么会叫“达赖”这么难听的一个名字，后来才晓得这个词其实是蒙古语。这得要追溯到明朝时期的蒙古，当时的首领俺答汗赐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达赖喇嘛”这一称号，“达赖”其实有一部分是对藏语“嘉措”（རྒྱ་མཚོ་）的意译，“嘉措”在藏语中正是“大海、海洋”的意思，除了追认的第一世达赖之外，所有达赖喇嘛名字都带“嘉措”。至于“喇嘛”则是藏语中上师的意思，相当于梵语中的Guru，表示“知识的赋予者”，所以“达赖喇嘛”（ཏཱ་ལའི་བླ་མ་）一词乃是半蒙半藏的缝合怪，直译过来是“大海上师”的意思。在有些解释中，将“达赖喇嘛”解释为“智慧深似海”，这种说法实际上有些牵强附会，十四世达赖本人都曾指正过。

　　你说达赖喇嘛不好好在西藏呆着，怎么会跑去接受蒙古人的册封呢？这其实是因为古代游牧民族政权需要解决合法性的问题。

　　大家也知道，蒙古人战斗力是很强，但他们的文化太落后，成吉思汗之前连文字都没有，制度更是跟动物世界里一样的，统治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全靠打出来，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这种制度在小部落里面搞搞可以，疆域大了之后内耗就会特别厉害，所以成吉思汗驾崩之后蒙古帝国就由于继承人之间的权利斗争跟着分崩离析了。俺答汗那时候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自己权利神圣化，于是就在晚年皈依了藏传佛教，独尊藏传佛教格鲁派。

　　那么为啥是藏传佛教呢？话说西藏自从引入藏传佛教之后，精神文明得到极大发展，在文化上确实要比蒙古先进得多。相比之下蒙古人只会打劫和砍人，信仰原始萨满教，擅长的是跳大神之类的巫术，当了大帝国的统治阶级之后再玩这套就有点low了，要给自己进行文化包装。但是吧，我们中原的那套儒家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来说有点水土不服，倒是西藏这种半农业半游牧社会的藏传佛教本身融合了萨满信仰的苯教，因此可以跟蒙古人的萨满信仰无缝衔接。不光是蒙古，后来满清统治者信藏传佛教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传佛教可以看做是一种升级进化版的萨满教，作为护法神的灵媒至今在藏传佛教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足以影响宗教和政治上的许多决定。

　　俺答汗并不是第一个用藏传佛教进行文化包装的，蒙古跟西藏搞基早有传统，在忽必烈那时候，藏传佛教萨迦派出了个牛人叫八思巴（Drogön Chogyal Phagpa），当上了忽必烈的国师，《神雕侠侣》里面金轮法王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八思巴。八思巴根据吐蕃的藏文字给元世祖忽必烈创立了一套新的蒙古文字（之前用的是回鹘文字），不过最后没有推广开，元朝被灭了之后就没人用了。八思巴得到的回报是借助元朝的行政力量在西藏建立起了隶属于元朝的政教合一自治政权，开创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先河。

　　俺答汗在皈依藏传佛教之后跟格鲁派大师索南嘉措在青海面了基，俩人“惺惺相惜”，俺答汗给索南嘉措封了一个尊号叫“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认证了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思是“执金刚”。这位新晋的“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也很识抬举，回赠了俺答汗一个尊号——“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认证了他是成吉思汗的化身，是全蒙古的大汗。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这套把戏其实就是已经玩了千百年依然经久不衰的“君权神授”，法老和祭司、国王和主教之类说白了都是这么回事儿————王权扶持神权，神权认证王权，从而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好让底下的老百姓乖乖听话。比方说明末清初那会儿，蒙古的固始汗征服西藏，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封了五世达赖为“大国师”；五世达赖后来又反过来赐予了准噶尔汗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称号。

　　当时俺答汗已经受了明朝册封为顺义王，于是索南嘉措也要求册封，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还往前追封了两世，从他算起是第三世。顺便说一句，八思巴也被追认为了达赖的前世，达赖的前世据说可以往前一直追溯74代，最早是佛陀时期的一位婆罗门男孩。

　　一个不言而喻的巧合是，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ཡོན་ཏན་རྒྱ་མཚོ་ Yontan Gyatso）是俺答汗的亲孙子，并且是史上唯一一位蒙古裔的达赖喇嘛。

　　我经常会想啊，转世这个事情，要是某一世弄错了，那后头一连串不就全错了吗？

　　轮回转世的概念存在于许多宗教中，甚至连一神教的某些教派里都有转世说，而“活佛转世”制度则是藏传佛教的“独门绝活”。首先要说明的是，“活佛”这个称谓具有很强的误导性，这个词在藏语中的原文是“珠古”（སྤྲུལ་སྐུ），意思是“化身、转世者”，梵文里是 nirmānakāya。汉语里之所以会叫活佛，是因为当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吹捧他“西天佛子，化身佛陀”，于是就有了“活佛”这个词，至于这个词究竟是元代还是明代出现的则有争议。 “珠古”这个词本身不包含任何暗示这是“佛”或者“现世的佛”的意思，所以“活佛”一词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产生极大的误解。

　　在佛教教义中，佛陀会化身“珠古”救渡众生，但并非所有的“珠古”都是佛陀化身。另外“珠古”和“仁波切”也不同，“珠古”（即我们说的“活佛”）通常都是仁波切，并非所有的仁波切都是“珠古”——你只要修行到一定程度就能被称为仁波切，但你得转世过才是“珠古”。

　　那要怎么才能转世呢？这就得要说到源于藏传佛教密宗的一个叫做“颇瓦”（འཕོ་བ་）的修行方法，颇瓦法是当年玛尔巴（Marpa Chökyi Lodrö）传入西藏的，梵语叫“saṃkrānti”，是一种禅定的练习，想象自己进入死亡后，神识离开肉体，自由选择下一世转世的地方。这个颇瓦法原来主要是为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藏传佛教里面就开发出了一种新功能：通过有选择的转世，来累积自己的修行，直到成佛。

　　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之所以要转世回来是为了继续完成上辈子未圆满的“传教利众”事业，是为了世间众生的无私奉献——但这个只是神权阶级挑好听的说，用来忽悠老百姓。转世制度之所以被发明出来，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过去寺庙财产权、宗教及政治特权的继承问题，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财产和权利的分化，以及内部斗争造成的消耗。藏传佛教的派系斗争从古至今都非常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早建立传承制度的是萨迦派（ས་སྐྱ་པ་），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在萨迦法王的种姓“昆氏家族”（འཁོན་，是藏族远古六大姓氏之一，属于贵族）中抽取男性继承法王头衔。但这个办法明显逼格不够高，后来噶玛噶举派（ཀརྨ་བཀའ་བརྒྱུད）极具创新地发明了转世传承制度，建立了噶玛巴世系，其他教派一看这玩意儿好啊，于是纷纷跟进，各大“活佛”横空出世。不光是藏传佛教，就连苯教都有转世制度。

　　还是那句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习俗背后都有经济学原理。转世制度说白了就是藏传佛教的“世袭制”和“继承法”，因为和尚没法儿靠传宗接代来传承嘛，寻找转世灵童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老问题，却又出现了新问题——藏传佛教的转世是基于颇瓦法的，那也就意味着只要修了颇瓦法都能转世，你转我也转，那样一来不就乱套了吗？转世的“珠古”果然就越来越多，清末光是在册的“呼图克图”级别的“珠古”就有160位，所以清政府就对转世传承制定了章程，作了很多限制，一些活佛的转世被禁止，所有转世都得清朝理藩院注册批准之后才能进行。

　　除了各种真假“活佛”扎堆转世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灵童扎堆出现。当无法确定灵童的时候，按照西藏的传统会在佛像、圣物前举行“食团问卜”，具体做法是把候选灵童的名字纸条藏在大小重量完全相同的糌粑丸子中，然后把糌粑丸子在碗中不停摇晃，只到只剩下一个丸子，糌粑丸中的名字是谁就是谁。乾隆的时候为了规范活佛转世的管理，搞出了“金瓶掣签制”，说白了就是“食团问卜”这种平民风格抓阄儿的豪华升级版。金瓶一共有俩，一个放在雍和宫，专供蒙古地区的灵童抓阄用；另一个在布拉达宫，专供西藏、青海的灵童使用。

　　我们中国2007年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办法里面有两种“不得转世”的情况：“（一）藏传佛教教义规定不得转世的；（二）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命令不得转世的。”我当时听着只觉得这也太特么搞笑了，人民政府居然还能管这事儿？后来才明白，这事儿还真是自古以来归政府管的，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有《钦定二十九条章程》这一具体制度了。转世这个事情，打一开始就是出于政治目的搞出来的，披着宗教的外皮而已，政府要是不管那还不乱套？不过呢，咱们这个政府又跟清政府不一样，清朝统治阶级虔信藏传佛教，清朝的皇帝被称为文殊师利皇帝。西藏据此认为自己跟满清之间属于“供施关系”（中文也译作“檀越关系”，藏语称“མཆོད་ཡོན་”，即上师与施主的关系，The patron and priest relationship），不过这种说法是十三世达赖为了否定过去清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和宗主权而杜撰出来的，以我们的立场来看属于反动分裂言论；我们的共产主义政府压根儿不信轮回转世，照理说应该一刀切直接废除转世制度才比较像共产主义铁拳的作风，搞出个管理办法实在有点滑稽。往好了想——即便咱们政府是无神论的，依然尊重藏族的宗教传统。

　　为什么要先花费那么多笔墨写这个转世制度呢？因为这些背景知识对我后续展开论述非常重要，只有先明白了转世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达赖喇嘛这个人。达赖喇嘛是个德高望重的人没错，但假如你非要坚持认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颇瓦法”转世也都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往下读了。

　　藏传佛教里诸如“颇瓦法”之类自己发明的“妄想法门”很多，还有一个叫做“自他交换法”（གཏོང་ལེན་），用来解释为啥有几世达赖喇嘛很短命。西藏官方说这些短命的达赖喇嘛，是因为修了“自他交换法”，把众生的恶业转到了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功德转到了众生身上，所以英年早逝……囧。顺便说一句，九世到十二世达赖，分别在11岁、21岁、18岁、18岁的时候“突然圆寂”，后世藏学家怀疑——他们全都遭到了班禅喇嘛的谋杀。班禅跟达赖名义上互为师徒，两者之间实则充满了权利斗争。藏传佛教的这种派系斗争自相残杀，直到藏人开始流亡之后才有所收敛。

　　所以，你们还觉得被选为转世灵童是好事吗？在我看来，十四世达赖喇嘛一生的艰辛坎坷，从他被选为转世灵童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缘悭一面】

　　接下来讲讲我是怎么会关注达赖喇嘛这个人的。

　　早年达赖喇嘛对我来说是个只存在于历史课本里的人物，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直到2006年的时候，有个身在日本的朋友神秘兮兮传了一个word文档给我——《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我这才知道：原来达赖喇嘛不光存在于历史课本上，还存在与现实世界中。我当时是个废青恨国党，妥妥的右派分子，看到书中描写了很多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的破坏，相当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看书归看书，毕竟那时候我压根儿连西藏都还没去过，达赖喇嘛和他流亡的印度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的概念。

　　2010年住在拉萨的时候，认识了一位信奉藏传佛教的朋友，她神秘兮兮地给我看“爷爷”的照片，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达赖喇嘛长这样啊！之前从来没见过他的照片。听她说只要去印度，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能有机会见到达赖喇嘛。我同时还知道了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这个地方，至于印度貌似只要从西藏前往尼泊尔就能去，坐着车就到了。从此达赖喇嘛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我也有机会见到他。

　　自从开始混迹印度之后，我有缘认识了很多见到过达赖喇嘛的朋友，对他的关注自然也越来越多。2012年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在德里遇到的小伙伴刚刚在达兰萨拉参加完法会，亲见了达赖喇嘛，搞得我十分羡慕。2014年我也决定去见一见他，然而由于没有做好达赖喇嘛行程的功课，与达赖喇嘛失之交臂——我在达兰萨拉的时候，达赖在拉达克召开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等我到拉达克的时候，法会刚好结束了。那次错过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简直错过了一个亿，我痛定思痛从此对达赖喇嘛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达赖喇嘛是2017年在拉达克。那年我一共去了三次拉达克，我头一回去我太太家里做客也正是那年，我看到她们家客厅的显赫位置放了一张大照片，是她妈妈（也就是我现在的丈母娘）与其他几个人与达赖喇嘛的合影。几乎所有的拉达克人都见过达赖喇嘛，达赖夏天经常会去拉达克，一呆一个月，在拉达克各地传法，马列公路（Leh-Manali Highway）边上就能看到他的行宫。拉达克是整个印度气候环境最像西藏的地方，多多少少可以一解他的乡愁。当年第二次去拉达克正好赶上他的82岁生日，达赖的生日是7月6号，那天通常都会有给他庆生的延寿法会，拉达克当地在他行宫搞了个大型的公开活动。

　　达赖喇嘛觐见、传法的场合，相机、手机都是不能带进去的，有非常严格的安检，只有生日这类公开活动可以带相机进场，所以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用自己的相机拍到达赖喇嘛。后来又在不同的法会上见到过他两次，但距离很远，而且也不能带摄影设备。

这是我跟达赖喇嘛最近距离的一次

　　不排除心理作用的可能性——我不得不承认达赖喇嘛有一股超强的气场，近距离见到他的时候有一种内心被击中的感觉。尽管他只是个流亡领袖，但毕竟一辈子都坐在法座上，朋友圈里也都是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那种气度是做作不出来的。除此之外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真的是老了啊！比我之前照片上看到的要老得多，2017到2019年每年都见到他，明显感觉一年比一年更老。法会现场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达赖喇嘛需要登上很高的法座传法，有几步台阶要走，工作人员不能僭越站在法座上拉他，只能在两边和下面搀扶。本来大屏幕上会持续直播达赖喇嘛一举一动的，唯独登法座的时候会切断直播，显然是生怕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万一失足跌倒被所有人都看见。

　　2018年我带着亲友团过去提亲，那年夏天达赖在拉达克传法，我丈人恰好负责当地的保安工作。我根据达赖喇嘛公开的传法行程，把我们的日程规划得十分精准，加上有我丈人内应，本来非常有把握能够私下觐见到达赖喇嘛。结果没想到那年达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听说年初肺病初愈，因此传法行程多次变更延期，本来约好了可以面见的那天，他由于连日传法过于劳累，决定闭关调息休养，缘悭一面。我们在列城等了五天没见着，后面的行程实在没法儿再耽误了，又一次失之交臂。我们走了之后，我太太全家受到了达赖喇嘛的接见，他们一家五口跟达赖拍了一张单独的合影，把我这个毛脚女婿给落下了，回想起来真是挺可惜的。

　　见达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藏传佛教信徒而言，见上达赖一面可以得到灌顶，是一种巨大的加持和福报。对于我来说，更多是想要看看这位传奇人物，毕竟他来日无多，看一眼少一眼，甚至很可能他将成为最后一任达赖喇嘛。

　　见达赖到底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对中国公民来说相对容易，只要他在达兰萨拉自己的住所，跟达赖喇嘛办公室预约好，一般都能见到。因为达赖喇嘛特别愿意跟中国普通老百姓交流，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同时也希望中国老百姓消除对流亡藏人的误解。中国公民在达赖喇嘛这边属于VIP，菩提伽耶的法会还有为中国公民设置的专区。

　　但问题就是他得在达兰萨拉，反正我随机去了四次达兰萨拉他人都不在，你得事先查好他的行程安排。

　　【身不由己】

　　达赖喇嘛的传法行程安排都是公开的，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就能查到。我从前几年开始关注他行程，结果被他的行程之密集给吓到了——我靠，这和尚也太忙了吧！一年到头就是东奔西走各地传法。随着对达赖喇嘛关注的增多，还看了许多关于他的电影、新闻、书籍。随着对他的了解越多，我越来越意识，达赖看似风光无限，实则颠沛流离一生坎坷——他就像一个关在黄金牢笼里的囚徒，没有属于个人的自由，每个人膜拜他，却没有人会羡慕他，或者想要成为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历史剧集《王冠》（The Crown），这部剧是关于现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传记故事，演绎得非常真实。

　　在整部《王冠》所反映的历史中，爱德华八世、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威尔士亲王、玛格丽特公主……几乎没有人一个想当国王、女王、王室成员，无不被这一身份所必须承担的对国家与家庭的义务所累。看了这部剧之后，我终于理解为啥现在的哈里王子要退出英国王室了，也能够理解为何伊丽莎白二世的大伯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选择了退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宫斗剧里面，不是所有人都争着上位吗？

　　在古代，王室有义务但更有权利，地位越高，就有着更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利，只有爬到更高的位置你才能生存下来；然而在如今宪政体制下，退位的国王再也不用担心被赐毒酒，被保留下来的王室义务远远大于权利，王室成员更像是“工具人”。比方说伊丽莎白二世和威尔士亲王代表王室巡游出访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挺风光的，实际上是在疲于奔命，夫妻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生；由于需要一直保持微笑，伊丽莎白二世甚至一度面部肌肉痉挛……总之，一旦身为一个王室成员，你就不再是一个“个人”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再有自由；再加上现代社会有新闻媒体这一“言行放大器”，你存在的意义就是履行职责和义务，维护王室的形象。伊丽莎白二世之所以如此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她具有相当强的责任感，始终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完美履行了自己义务……在个人生活方面做出的牺牲亦可想而知。

　　古人尚且知道“可怜生在帝王家”的道理，达赖喇嘛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在当代社会就跟英女王一样，个人自由极为有限，需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远远大于他所能享受的权利。

　　十四世达赖喇嘛当年是怎么会被选为灵童的，公开的资料都能查到，然而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则不得而知。他是免于金瓶掣签被直接认定的，他在自传中写道，被选为灵童之前，他就准确无误认出了一些前世认识的人、用过的东西。但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并不记得这些事情，都是别人后来告诉他的。我个人不相信这些仅有第三者证言、缺乏直接证据的事情，毕竟编故事谁不会呢？被认证为灵童之后，他的全家都成为了贵族，从此吃穿不愁，从世俗意义上讲，这可能就是他成为转世灵童唯一的好处。

　　家人虽然可以不劳而获，但灵童本人从此需要承担极为繁重且终生的责任和义务，转世灵童就跟过去的小皇帝、皇子一样，有大量的功课等着他。达赖喇嘛年轻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读书，而且他的学习标准非常之高，需要学习大五明——梵语、哲学、工艺、藏医学、佛学（包括五部大论），以及小五明——诗学、戏剧学、占星学、辞藻学、声律学，并且必须考取格西拉让巴（དགེ་བཤེས་ལྷ་རམས་པ་）这一藏传佛教格鲁派显宗的最高学位，相当于佛教哲学博士。除了成为藏族精神领袖之外，他还得学习如何做一名世俗领袖——也就是统治者。

　　就算是教育权利充分普及的现代社会，一个人得学这么多东西，想要不德高望重也很难！对达赖喇嘛的才学，是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否认的。

　　1950年中国在西藏重新行使主权的时候，达赖喇嘛只有15岁，西藏自1912年到1950年的事实独立就此结束，他被迫提前亲政，执掌了西藏的政教大权，然而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却是去亚东避难。

　　按照正常的宫斗剧情节，小皇帝为了亲政恐怕要经历好一番与摄政王、摄政太后的斗争，而达赖喇嘛却是被推上这个位子的，倒是有点像宋钦宗。你们觉得哪个15岁的少年会愿意在自己民族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一个人站到风口浪尖扛下所有的责任？达赖喇嘛自己的人生乃至整个西藏的命运从来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无能无助的木偶，被人捧到高位，然而木偶的线始终掌握在幕后人的手中；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就把木偶扔到前面去抵挡。各方势力都垂涎操控木偶的权利，毕竟这木偶拥有作为藏族精神领袖的巨大影响力，说白了就是当代版本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警报解除后，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不得不正面同一帮干革命出身的中共将领相周旋。在1950年代前几年，拉萨和北京有过一段和平相处的蜜月期。但1955年中共中央把西康省并入了四川省，在川西、甘南、青海这些地方提前进行了土改、破除封建迷信、搞合作社等“民主改革”，因此严重威胁到了藏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和生产关系。藏区的情况和内地完全不同，内地经历过了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旧时代生产关系本已摇摇欲坠，改革起来便如摧枯拉朽一般；藏区的旧贵族阶级却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绝不肯坐以待毙，再加上藏区的人民群众受宗教洗脑年深日久，改革的阻力非常巨大。由于经验不足，只能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一边试错一边摸索，“民主改革”的血腥可想而知。

　　1959年，十四世达赖之所以被迫出逃，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北京想要操控这只木偶，因为那时候西藏地区的骚乱已经难以控制，如果控制了达赖可以让他们投鼠忌器。可为什么骚乱会在各地爆发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土改和阶级斗争动了旧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中情局为了搞乱中国，对四水六岗卫教军的叛乱进行了支援和训练，空投军事人员到西藏率领他们与解放军作战。早在1959年3月之前，就不断有身边的人劝他出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达赖是被旧贵族和中情局“挟持”走的。

　　四水六岗卫教军是1957年成立的一支以反抗中共统治、分裂西藏为目的的反政府武装部队，这种地方游击队本来是干不过正规军的，所以当时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རྒྱལ་ལོ་དོན་འགྲུབ）向美国请求援助，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这是引狼入室。2015年，87岁高龄的嘉乐顿珠在回忆录《噶伦堡的制面师：达赖喇嘛二哥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生最悔恨的就是跟中情局合作，接受来自中情局的各种援助及代为训练西藏武装人员与游击队：

　　“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国人想要帮助我们为西藏独立而战；最后，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单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中情局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西藏独立——事实上，我不认为美国真的想施以援手——他们只是想引起冲突，用西藏人来制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误解与不和；最终他们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就是一场悲剧。”

　　“我们与中情局的合作，惹恼了中国人，给了他们（中共）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借口。结果是，数万西藏人因此而死。……如果我们不与中情局合作，如果我们不贪图中情局所给予的那些极为有限的好处，中共就没有借口杀掉那么多西藏人。”

　　我只能说美国人在各地支持叛乱、输出革命的搅屎棍行为，如今已经被全世界彻底看穿了。当年被美国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达赖二哥能在晚年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也算是不容易。这世界上哪儿有那么多民主自由的情怀和理想，全都是生意而已。

　　五六十年代西藏局势的动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火上浇油，以及后来印度的唯恐天下不乱。很多证据都显示达赖当时并不太愿意出逃，他在自传里说他出逃是因为听从了神谕，而且还相信神谕为了不泄露消息，最后一刻才叫他离开。他这一生的很多重大决定都是听从神谕后作出的，但神谕这个东西本身就很可疑。你如果非要觉得神谕跟转世一样是千真万确的，那我也觉得你不用浪费时间继续读我这篇东西了。带着达赖出逃避难，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谁是最大的受益人呢？——西藏的旧贵族。

　　身为达赖喇嘛，丢下自己的子民夹着尾巴出逃避难，这种事之前十三世就干过两回，后来威胁解除又大摇大摆回到了拉萨继续当他“雪域的大王”。十四世在逃难这件事上是有前科的，估计1959年再次出逃的时候，他满以为这只是一时权宜，毕竟他当时不过24岁，万万没料到这一走就是一辈子。不过客观来讲，假如达赖留在西藏没走的话，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多半估计也得把他的命给革了，十世班禅当年就差点死在秦城监狱里。

　　达赖出逃之后，立马就有中情局秘密行动处特别行动科（本·拉登就是这个部门干掉的）的人加入护送队伍，并且最早通过无线电得到消息的也是中情局。达赖喇嘛背后就算真的有神，恐怕也是“美国神”。1960年代“美国神”每年资助用来训练“自由斗士”打游击战的经费超过17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十倍的购买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才终止；中情局资助给达赖喇嘛个人使用的经费是每年18万美元，一直持续到1974年。后来虽然中情局不再直接给他们钱，但美国通过各种基金、组织给到藏人的钱依然相当可观。

大吉岭的一处藏族难民社区，整块地都是美国人送给他们的

　　我个人认为当年西藏内外的许多变故，达赖本人都没有直接参与决策，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木偶，不需要知道并参与这些事情。当时跟中情局合作用暴力来反抗北京的统治，参与者都瞒着达赖喇嘛，正是因为生怕达赖喇嘛会反对。达赖喇嘛出逃的时候，只隐约知道护送队伍有中情局的人，天天跟外头人联系，却不知道联系的是谁。

　　达赖喇嘛有相当一部分的信息来源是他身边那些人，如果那些人想要欺瞒他，或者本身就对一些事实掌握不足，那达赖自己无疑会被连带误导。达赖自称对西藏现状十分了解，但我认为他的了解难免有其局限性，因为这里有幸存者偏差：他能够接触到的主要都是对中共政权不满，进而流亡叛逃出去的藏人，或者就是非常虔信藏传佛教的汉人，这些人只能代表某些群体。

　　读过达赖喇嘛的一些著作，实实在在了解他的想法，你就会意识到达赖喇嘛归根结底是一个佛教哲学的学者，写的东西很大一部分都是鸡汤文学，是个非常天真和理想主义的人，高度崇信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对他来说伤害生命是最大的恶，而保护生命的善高于一切。当然，你要说他是装出来的、是伪善，我也没有办法反驳你，毕竟这个事儿是没法证明的，大家保留意见就好。

　　1973年四水六岗卫教军游击队失去了美国的援助，尼泊尔政府军对其位于木斯塘的根据地展开清缴，后来还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录音带说服了这些人缴械投降。但是最后还有37名“自由斗士”，认为达赖喇嘛背叛了他们，继续负隅顽抗，最后被全部剿灭。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达赖面对的问题，本质上类似于“电车难题”的困境——如果杀一个人可以救五个人，杀还是不杀？那些“自由斗士”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民族大义”，必然要有所牺牲；达赖喇嘛则认为要坚守“非暴力”原则，暴力无法解决问题。

　　1998年第一次有流亡藏人在新德里绝食抗议活动中自焚身亡，十四世达赖回应表示：

　　“我会见了参加绝食的六名藏人，并向他们申明，对包括绝食至死在内的伤害生命的行为不予认同。昨天得知一名藏人因自焚而死亡的消息，感到非常的遗憾……我无法认同他们伤害生命的行为，但对他们的勇气和动机表示钦佩，因为他们是为了六百万西藏人民的自由权利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背后也是很典型的电车困境——如果一个人自焚可以换来六百万藏人的自由，那个这个人应不应该自焚呢？他也不知道答案，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首先，再多人自焚也不见得能换得来所谓的“自由”；其次，这种对所谓“自由”的追求恐怕是有些盲目的，甘地为印度争取来了“自由”，曼德拉为南非争取来了“自由”，结果呢？

　　达赖喇嘛受甘地主义的毒害非常之深，他一直都是甘地的脑残粉，《时代》杂志将他称为“甘地的孩子”，是甘地“非暴力”精神的继承人，他也自称是“印度古老思想的使者”。他的“非暴力”思想一方面来自于佛法的“慈悲心”，另一方面正是深受甘地的影响。1989年达赖喇嘛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主席承认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惩罚北京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处理，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纪念甘地——因为甘地不曾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就被刺杀身亡了。西方社会之所以那么喜欢达赖喇嘛，正是因为达赖、曼德拉、甘地这些人充分满足了白左们对“和平自由斗士”的幻想——通过和平而非暴力方式争取权利，这可不就是民主和文明的象征嘛！人性至善的伟大光芒照耀世界啊！

　　所以如果你深挖的话，会发现达赖从始至终在他的主张里贯彻着“非暴力”的思想，怎么有利于众生怎么来，然而由于害怕做出牺牲，许多主张往往就会很短视并且不切实际。他主张西藏独立的时候，全中国上下都民不聊生，忙着搞各种阶级斗争，这其中免不了会有暴力革命和暴力反革命，他不愿意为这些民主改革付出代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放弃了独立的主张，提出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主张把西藏作为“非暴力地区”（Ahimsa）作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在他的幻想中，西藏作为非军事区处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可以有效地防止中印冲突，同时可以在与中印的经济合作中左右逢源……他这是把自己当做了瑞士。

　　中国政府评价所谓“大藏区自治”是以退为进，以自治谋独立，这点我认同；但我们在宣传上说达赖试图回到西藏复辟过去政教合一的僧侣与贵族的专制制度，甚至回到过去的农奴制，这个就是睁眼说瞎话了。达赖喇嘛是出了名的拥护西方普世价值观，要不然那些“政治正确”的白左们怎么会这么爱他？民主和自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他很清楚过去那套政教合一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在西藏流亡政府中推行民主制度，主动结束达赖喇嘛作为政教领袖的传统，甚至规定了藏人有权通过民主投票废除达赖喇嘛。当然，身为流亡者，这种姿态本身也是必然的。

　　【“达赖集团”】

　　但中国政府对达赖的“非暴力”主张是不买账的，一直都批评这是欺世盗名的假象，因为“达赖集团”确实有不少黑历史——武装叛乱、煽动自焚、仇恨教育。只不过把“达赖集团”这些账算在达赖个人头上，实在有些冤枉。达赖倒是像个救火队员，每次流亡政府、藏青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把事情闹过头了，他就不得不出来打圆场平衡一下。比方说那时候藏青会破坏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达赖立即出来说他一直很支持北京奥运，表示自己反对这样的行为。

　　然而每当达赖这样出来辩解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就会指责达赖说谎、抵赖。达赖喇嘛后来自己都看穿了这个套路，他说每次西藏出了点什么问题，北京就立马将责任推到他头上，这样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中国对十四世达赖最好笑的一条指责就是“背弃前几世达赖的爱国传统”——妈呀，藏独这个事情十三世达赖正是始作俑者啊！相比十三世达赖，现在的十四世简直就是爱国楷模。

　　中国政府在舆论宣传上，不分国内国外把一切反中的藏人组织都一刀切的称呼为“达赖集团”，对达赖进行污名化宣传。这种提法让人听起来好像达赖喇嘛是他们的头目，然而并没有那么简单。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由于藏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派系斗争的传统，海外流亡藏人的势力是相当分裂的，内部权利斗争长期存在。我听过一些小道消息，前两年十七世大宝法王之所以离开印度，莫名其妙入了多米尼克共和国国籍，据说就是因为跟西藏流亡政府不合，看不惯他们的内部斗争；雄天宗（རྡོ་རྗེ་ཤུགས་ལྡན་，多杰雄登信仰）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也很严重，直接导致了印度甘丹寺的分裂。

　　在被迫流亡的这种同仇敌忾形势下，尽管达赖喇嘛以他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凝聚起了不同的藏传佛教派系以及整个流亡藏人的社区，但他所起到的作用就好像是一面团结藏人的旗帜，而非一个实际上发号施令的组织头目，事实上他的“非暴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还遏制了诸如藏青会这种激进组织的暴力行为；过去流亡藏人对中国人的仇恨情绪，也正是在他的劝导下变得渐渐平和。

　　藏青会是目前最大、最活跃的流亡藏人政治团体，中国在宣传上说藏青会直接听命于达赖，这并不对。在达赖喇嘛的传法活动中，藏青会确实会提供一些志愿者，但藏青会有着非常坚定的对西藏独立的诉求，跟达赖的主张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他们过去还屡次抨击达赖喇嘛过于软弱，对他“越来越失望”。藏青会过去认为为了争取独立可以不惜使用非和平方式，后来在达赖的劝说下才采取了“非暴力”路线，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假如使用暴力的话，很可能会被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而遭到取缔。说实话，要不是达赖在那边拦着，藏青会恐怕要远比现在极端和激进。在达赖喇嘛圆寂的假设推演中，藏青会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各界普遍担心他们会做些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客观来讲，由于寄人篱下、吃人嘴短，达赖确实发表过很多维护西藏流亡政府，甚至印度、美国利益的声明，但声明中的有些内容恐怕是相当违心的，绝非达赖个人的主张。比方说达赖出逃到印度之后，发表的第一份声明中，居然仔细说明了他穿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的地点，煞费苦心地完全按照印度的主张来具体说明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很难让人相信这份声明不是印度政府写的。再比如，达赖在被问及是否相信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前世达赖的转世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自己“在精神上与先前十三世达赖喇嘛、观世音菩萨及佛陀本人相应”——我个人认为，他其实非常清楚真相，但他没有办法说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政府长期鼓吹的所谓“达赖集团”，除了达赖之外，你根本说不出其他有名有姓的人。这是我们的政府有意要让达赖背锅，目的是摧毁民间对他的个人崇拜，及其个人权威。如果你压根儿连十四世达赖长啥样都不知道，却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咬牙切齿，恰恰说明这种宣传策略成功了。

　　我们直觉上会认为，就算“达赖集团”不止达赖一个人，达赖至少也是代表流亡藏人统治阶级、贵族阶级利益的。他确实是被统治阶级、贵族阶级扶上台的，但他的本职工作是做和尚，和尚作为出家人本身并不存在世俗的利益，只代表众生的利益。如果他是一个合格的和尚，那么他的利益恰恰是跟贵族阶级的利益割裂的；至于是否跟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统一，那得要看统治阶级是否真心为百姓谋福利，还是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当然，由于达赖曾经发表的一些声明，中国政府认定达赖就是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旧贵族利益的，把他称为“披着僧袍的狼”。然而我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在政治问题上，说白了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喉舌，根本没有自己的自由。“达赖喇嘛”这一身份，就是他的原罪，即便他真的只想安心当个完全不碰政治的和尚，也是做不到的。就好像《王冠》中的伊丽莎白二世，即使再不喜欢王室的繁文缛节虚伪做派，她也不得不把表面功夫维持下去——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利。

　　宣传的事情上，中国政府跟西藏流亡政府很大程度上就是互黑，把陈词滥调说了几十年。我把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关于西藏的白皮书、“藏人行政中央”的报告都读了下。中国政府一直说旧西藏的农奴制如何如何黑暗，事实上当时的农奴制在整个西藏社会并非普遍性的，但西藏的物质条件落后、贫富差距巨大，以及宗教对劳苦大众的精神控制是客观存在的；而西藏流亡政府到现在还在反反复复控诉中共六十年前怎么摧毁西藏的文化、怎么屠杀西藏人民……我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讲，西藏流亡政府的宣传更不靠谱一些：一方面他们对于数据有相当程度的夸大，另一方面当年文化遭到毁灭、政治运动导致民不聊生等现象并不是针对西藏，而是发生在整个中国，尽管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代价，但毕竟真真实实牺牲了一两代人，也确实走过一些弯路。

　　西藏流亡政府死咬着不放的还有就是西藏的人权问题。我觉得吧，中西方如今对“人权”定义的分歧越来越大，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反对西方人权观的，“人权”这玩意儿才不是天赋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的观点中，权利和义务是相统一的，当国家保障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时，个人权利不应凌驾于集体权利之上，生存权优先于其他个人权利。所以中国才会铆足了劲儿搞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真正的“人权”。近十年来中国是真的花了大力气把西藏给建设好了，西藏老百姓的日子前所未有的好；可西藏流亡政府却说，藏人追求的应该是自己的独特文化和人权而不是物质生活，这些东西并不是藏人需要的……简直就跟我们当年对“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的评价如出一辙，酸得不得了。

　　甚至我们在西藏的经济，都被反华人士解释为“文化灭绝”，这是非常悲哀的，然而也代表了很多白左的典型想法。对于一些白左而言，保留其原始风貌远比发展更重要。这就好像甘地生前反对文明的进步，他甚至认为火车都是一种很坏的发明。不同文化之间注定要竞争，绝大多数人都会非常绝对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就算那些移民到国外的中国人，也绝不会认为西餐比中餐好吃，当文化冲突之时，立场必定会随之冲突。

　　达赖喇嘛身为大乘佛教的践行者，他在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尤其在这几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过去他曾认为青藏铁路是对西藏的进一步侵略和掠夺，但最近他不得不认可了“中国这些年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无法忽视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也看到了中国对西藏文化的大力复兴。因此他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改了口风——对第十一世班禅的认定。

　　【两个班禅】

　　这里先讲一下背景：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之后，中国政府组织了一个寻访小组寻访灵童，一共找到25个灵童候选人，按照程序接下去应该先从中确定三到五名候选人，再通过金瓶掣签制选一个出来。当时的寻访小组组长是扎什伦布寺的住持恰扎仁波切（བྱ་བྲལ་བྱམས་པ་ཕྲིན་ལས་），1994年12月，他偷偷托人捎了一封信给达赖喇嘛，里面有25位候选灵童的基本情况及照片；达赖喇嘛通过西藏传统的问卜方法，认定了其中的一位灵童更登确吉尼玛（དགེ་འདུན་ཆོས་ཀྱི་ཉི་མ་）。

　　恰扎仁波切得到了达赖的认定指示后，跟西藏自治区领导汇报说，根据种种迹象表明更登确吉尼玛正是十世班禅的转世，还骗领导说他已经进行过了“食团问卜”，建议按惯例免去金瓶掣签。自治区领导反复思量，还是坚持要进行金瓶掣签。结果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达赖沉不住气当了一回猪队友，居然抢先宣布了转世灵童的认定，此举严重挑战了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政府恼羞成怒，将恰扎仁波切按分裂国家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刑入狱，同时也废除了这个更登确吉尼玛的候选人资格，正式通过金瓶掣签制选出了新的灵童——也就是现在中国国内的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ཆོས་ཀྱི་རྒྱལ་པོ་）——但是据说当时金瓶的象牙签被动了手脚。

　　于是这就搞出两个班禅来，一个是达赖喇嘛认证过的“藏班禅”，一个是中国政府认证的“汉班禅”。藏班禅被废除资格之后，他们一家人就人间蒸发了，我们政府说“为了避免陷入政治斗争中”，将其保护了起来；西藏流亡政府则说他被抓起来成为了“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到处宣传这孩子怎么怎么生死未卜——我就纳闷了，不知道谁是灵童的时候可以通过问卜降神找出来；现在都已经知道是谁了，赶紧再多问卜降神几次，不就知道失踪的灵童在哪儿了吗？

　　这个事儿双方僵持不下，直到2018年才出现了转机。十四世达赖发布一个声明，他说他通过可靠的信息来源得知“藏班禅”现在健康地生活着，接受教育、参加工作，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然后他补充说：在藏传佛教传统，亦可以有转世灵童超过一人的例子，希望另一位班禅额尔德尼能在好的教师底下学习。

　　这就等于变相承认了就算同时有两个班禅也可以都是合法的。

　　2020年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证实了达赖喇嘛的声明，并表示，当年的“灵童”如今是一位爱国的公民，他本身就是一名“受害者”，目前“像普通人民一样生活，不希望外界打扰”，西藏流亡政府“无权干涉其生活，并尊重其意愿”。在这件事上，我支持我们政府，因为我真不觉得被选为班禅的转世灵童是一件幸事，只会沦为政治棋子，成为另一个“黄金牢笼里的囚徒”。

　　“汉班禅”、“藏班禅”之争，归根结底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对“认证权”的争夺，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认定十世班禅的时候也发生过。当时找到了9名灵童，日喀则的班禅堪布会议厅认证了后来的十世班禅确吉坚赞，但拉萨政府对此不予承认，另外指认了两名灵童。最后日喀则政府搬出了大Boss，致电中华民国政府要求免于金瓶掣签（恰扎仁波切试图模仿的就是这一招），当时李宗仁予以了批准，并颁布文书认定了这位后来广受爱戴的第十世班禅，才结束了这场纷争。在那次争夺中，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了肯定。如今的“汉班禅”、“藏班禅”之争恰如历史的重演，同时也再次印证了所谓“转世灵童”只不过是政治牺牲品。

　　从变相承认“汉班禅”一事，也可以看出十四世达赖并没有太多绝对不可动摇的、原则性的主张，他从来都不是非要跟中国对着干，他的诉求非常简单——怎么样的做法对藏人的生活、藏文化的传承有利，他就会倾向于什么。他甚至称呼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平等分配的理念对他十分具有吸引力，他相信有可能把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出一套施政措施。

　　由此也不难发现，达赖喇嘛的“简单”更近乎于“很傻很天真”。有些人不相信达赖周旋于政治多年还能如此“天真”，在这一点上，你假如能够理解甘地，就能理解达赖——或者说你只有理解了甘地，才能够理解达赖。甘地早年是律师，他对政治是不陌生的，但最后为了宗教理想成为了一名苦行僧。达赖跟他极为相似，把“政客”和“宗教学者”这两种看起来水火不容的属性结合到了一起，这就导致了他会用宗教的眼光去看到政治问题。他跟甘地一样，在政治上的设想都十分理想主义，而且眼光看得也不够长远。换言之，他作为一名佛教徒，以及甘地的脑残粉，在看待世俗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就说“大藏区”这个主张，把中国境内凡是有藏人居住、受西藏文化影响的地方都纳入了进来，该范围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地区，及新疆 、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部分地区，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大藏区”这一设想简直就是大头梦，历史上都从未有过这样一个行政区域。这个设想有一部分来源于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西姆拉会议是一次企图将西藏从中华民国分裂出来的尝试，当时英国人打算把中国的藏族聚居地划分为“外藏”和“内藏”，就跟“外蒙”和“内蒙”一样，外藏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内藏则是除此之外的所有藏族聚居地。

　　达赖喇嘛的主张更进一步，也不分内藏外藏了，统称“大藏区”，这是因为好多海外流亡藏人都是安多、康巴这些所谓“内藏”地区来的，要是只管“外藏”不管“内藏”，就没法儿团结这些藏人。所以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大藏区”的内核是西藏民族主义。

　　是谁给了达赖勇气提出这样的设想呢？——还是甘地。

　　在“大藏区”的主张上，达赖其实是整个照抄甘地早年争取独立时对印度自治（Swaraj）的主张，同时结合甘地的非暴力（Ahimsa）思想。“大藏区”这一行政划分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印度”这个国家不也一样嘛？现代印度的版图在历史上也从未存在过。印度的独立正是建立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之上的，既然现代印度可以通过“非暴力”争取到独立，西藏为什么不可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达赖都把印度当做样板——从“非暴力”的独立方式、民族主义的诉求，再到传统宗教文化的保留、民主制度的实施。达赖喇嘛1990年代初出版的自传里面，曾经喜滋滋地表示：印度的民主模式已经被证明要比中国的专制体制更好，总之印度千好万好花好稻好……他甚至认为，鉴于历史上印度对西藏的文化影响，印度对西藏的主权主张会比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主张更有说服力，可以说达赖就是一个“精神印度人”。

　　达赖是个跟甘地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但甘地比他要幸福得多，因为甘地还没等到自己被打脸就早死早超生了，达赖却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说过的话被啪啪啪打脸。我估计他原本认定中国的体制绝无出路，早晚有一天会轰然崩塌，无力维持在西藏的统治，从而实现西藏的独立；然而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却是任何一国都望尘莫及的（包括对“人权”的务实定义），印度却掉在了制度的坑里。中国如今的发展，不光是达赖，也是整个西方世界都没有想到的。

　　【何去何从】

　　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逢中必反的坏人，相反他还是个一心为众生谋福利的好人，但好人搞政治从来都是死路一条，不是把自己坑死就是把国家坑死。他低估了人性的丑恶，认为一切众生本性都是良善的、值得拯救的，他就跟甘地一样相信“罗摩盛世”那样的人间伊甸园可以通过宗教对世人的道德教化实现。另一方面，他也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成为转世灵童的那一刻起就被戴上了一副黄金枷锁，关在一个黄金牢笼里，没有属于个人的自由。他所身处的立场选择了他，他却无法选择自己的立场。

　　我们身在中国的立场上，许多人认为达赖是一个叛国的分裂者；但在达赖的立场上，他过去甚至都没有把自己当做过“中国人”，又何来“叛国”之说？我们中国认为西藏理所当然是我们的领土，但1950年的藏人却并不觉得这么理所当然，大清亡国之后，西藏毕竟维持了三十多年的事实独立。我并不是要为他们辩护，我只是尝试说出双方对同一件事不同的看法。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再怎么用霹雳手段打击分裂都不为过；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争取民族自治甚至独立也有他们的理由。对许多事情的评判，不过是“成王败寇”四个字——华盛顿、甘地之流在成功独立之前不也被英国政府视为“大恶”之人？善恶皆因立场而相对。站在他的立场，能做到现在这样，没有让事态往更坏的方面发展，实属不易，换了别人未必能做得比他更好。

　　如果一定要批评的话，我认为应该说达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时代的漩涡中试图利用各种有利于自己的势力。但他不是那种只关心自己一个人的机会主义者，而是把自己跟整个藏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然而时间证明他的投机是失败的，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身为达赖喇嘛，我相信他很清楚“转世传承制度”不过是套政治把戏，他不止一次表示要终结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他选择不转世的理由之一是“不能保证某个愚蠢的达赖喇嘛不会出现，他或她会让自己蒙羞。那就很让人难过了”，这其实从侧面证明了他自己都不信转世这套鬼话——既然下一世是你的转世，为何会无法保证继任者的素质呢？无神论的中国政府立马就出来反驳说转世不转世这件事上达赖喇嘛说了不算，这话乍一听在逻辑上会觉得很可笑，但事实上自古以来转世确实不由达赖喇嘛说了算，只不过我们政府不该把这话公开说。

　　比方说众所周知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他的最终结局就至少有三个版本，而且都有书面记载：官方材料说他被废黜后押往北京路上，在青海得病圆寂，依乱臣的处置方法弃尸荒野；一说他主动舍弃达赖头衔，远走他乡，钦差为了上报只能说他死在半路上，这个说法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同；还有一说他被清政府秘密囚禁在五台山栖贤寺直至圆寂。

　　后来根据仓央嘉措的遗留的诗歌“此行莫恨天涯远，咫尺理塘归去来”，在理塘找到他的转世灵童。无论六世达赖结局如何（很可能根本没死），七世达赖照样合理合法，还一直传到了如今的十四世。十四世达赖宣称他不转世，最好是根本别去回应，我们该干嘛干嘛就行了，一旦变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反倒不好收场了。

　　而且吧，就算十四世达赖真的不想转世，西藏流亡政府恐怕也会劝他转世，对他们而言，班禅这面旗帜已经不好使了，达赖这面旗帜可就更不能丢了。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尚未四分五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达赖的巨大声望所维系的，很难想象在藏人社区里还能找出其他人拥有如此大的声望。这就好像英国王室这种阶级社会的产物之所以还存在，依靠的是伊丽莎白二世的个人声望，她一旦去世就很难保证王室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了。

　　达赖曾公开声明：“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记！”这句话其实不光是说给中国政府听的，也是说给西藏流亡政府听的，他不希望又一个无辜的孩童像他自己一样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关于达赖喇嘛是否转世以及如何转世，目前还没有最终定论。2011年的时候他说等他到了第一世达赖喇嘛的年龄时（84岁），会跟各大宗派的大喇嘛、信众们咨询商讨，然后再决定是否转世，并把寻找和认定十五世达赖的权利和资格限定给了达赖喇嘛甘丹颇章基金会的董事会。2019年达赖年满84周岁，却并没有作出决定，又把宣布决定的时间往后推到了90岁。话说达赖曾经预言自己能够活到113岁，也就是2048年，这个咱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坊间有传闻说达赖为了避免争议可能会“在世转世”，生前就指定好继承的灵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高，因为“在世转世”并无先例可循，不合仪轨，反而会引起更大的争议，更加容易被中国政府否认其合法性。

　　归根结底，所谓转世本身就是演戏，所谓灵童本来也都是假的，所以转世这个事情，最终谁说了算，就看谁的嗓门大、实力强，谁能把戏做得更足。搞出两个灵童的事儿也不是头一遭了，“汉班禅”小时候回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当地藏民根本不认他，要用罚款的方法来逼着藏民去觐见；然而2016年他主持完了藏传佛教最高级别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之后，声望大增。达赖之所以变相承认他，也跟这有关系——达赖本人更注重的是藏文化的传承，只要台上那个人在做班禅该做的事情，是有利于众生的，那他是不是叫“班禅”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对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同样的态度，达赖本人非常崇敬毛主席，因为他觉得毛主席是真真切切想要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是个真诚且伟大的人（但他觉得周恩来很狡猾，是个“大骗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错，之所以造成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苦难，是因为集权主义的问题。同时他对习近平的反腐、扶贫等施政方针也给予了肯定。

毛泽东与年轻的达赖班禅

　　叶落归根，达赖本人如今年事已高，离开故土六十余载，他最希望的便是回到西藏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日子。2010年他曾经表示有信心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重返西藏，后来也多次表示只要中国同意，他就会立刻返回西藏。可是回不回西藏这个事情就更加不是一个木偶能够自己做主的了——中国这边该不该接收？达赖一回来，必定会带回许多长期生活在海外民主政治环境中的藏人，这些人势必会在国内造成麻烦。与此同时，印度那边是不是要放？藏人背后的金主美国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有巨大的牵连，会直接改变中印美三国之间的博弈形势。1950年代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跟习仲勋关系非常好，2014年习近平访印期间，达赖喇嘛希望与他见面，习近平也同意了，然而未能如愿相见——德里和华盛顿都不希望看到达赖喇嘛与中国和解，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由于习仲勋家族对西藏有着特殊的感情，习近平的任期可能是达赖回西藏最后的窗口期。然而就算达赖真的回来了，也只是从一个黄金牢笼转移到另一个黄金牢笼——当然，对于一个黄土埋到脖子根的人来讲，恐怕也不会在乎。

　　从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主观上来讲，达赖喇嘛从1959年叛逃那一刻起——无论是他是自愿还是受胁迫——就已经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上。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错过了好几次纠正错误的机会，不管是身不由己也好，还是对形势的误判也好，都伤害到了中国。但我也不得不说，他身处在一个注定必须“做坏事”的立场，旁观者会以为他面前的选项有ABCDEF，实际上他身为木偶可选的只有A或B，他所做的恐怕已经是这些“坏事”里面最不坏的那些了。就好像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杀兄逼父看起来大逆不道，但如果他不这样做自己就可能性命不保。我毫不怀疑假如是另一个人身处在他的位置（包括所有那些批评他的人），在面对这些极为有限的选项时，未必能做得比他更好。

　　十四世达赖的一生如同一场伤感的传奇，他生逢两个时代交替之际，属于他的时代被拦腰斩断，旧时代的身份成为了莫大的负担，从此只有义务而不再有权利。他自己的命运掌控在别人手里，沦为大国政治博弈的棋子，可他同时却又肩负着几百万人的命运。他不得不应对一些最为棘手的两难抉择，却幻想着能通过“非暴力”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可以终结掉转世制度，再也不要有下一世达赖了，无论哪个孩子成为了下一世达赖，都不会有世俗意义上的幸福。

作者：随水　草根公众号博主，野生纪实摄影师，历史、哲学、宗教爱好者，专注于南亚文化、喜马拉雅文化、宗教文化等主题，常年深入藏区、南亚、中东、中亚等地考察。目前定居南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