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三百年最大的谎言

　“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持续时间长达115年。为了恢复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之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

　　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都是“康乾盛世”中，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

　　当然，康、雍、乾三位皇帝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们最大的功绩是在版图上把曾经各朝代间接统治的区域逐渐实控化，并且，对分裂势力的不断围剿。

　　但是，如果把“康乾盛世”与号称盛世的其它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文学批评家鲁迅，曾看过外国人的一些记载，便怀疑康乾盛世完全就是一个骗局，因为，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实际上，远不及明末时期。

　　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人尽皆知，明朝延续了这个好苗头，进一步发展。但是，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可以说，这无论是在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无论是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朝。而这，明显证明了：康乾盛世就是一派胡言。

　　众所周知，“国家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与唐、元几代不同，清朝的统一问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康熙时期，虽然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统一，但是，在不久之后便被分裂继之。甚至，到了雍正时期，统治者雍正没有重视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使得清朝还是面临着严峻的统一问题。

　　为了恢复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之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而这，就是康熙时代庞大而又低效的军队和频繁而又愚蠢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之后，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在他后期的执政中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时期高产农作物番薯的推广，养活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奇迹。然而，事实上它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从1亿增至3亿。这不仅给后来的工业化埋下了祸根，还使得后来中国工业化时期的人口失去了增长空间。

　　同时，学术文化的凋敝也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因为，学术在任何时期都是客观社会生活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这其中，明末发达的哲学，在一夜之间消失，连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却猛然兴起，并推动着这一时期的学术向着无用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让知识界彻底进入到了“考古期”。更有甚者，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

　　“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文字狱在历朝时有发生，以清朝最为严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间尤烈，最终，将百万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由此可见，康乾对文人极端的摧残怎么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的看出：

　　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的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这一时期，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繁，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甚至，连乾隆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都随之成为了泡影。

　　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了定局，也因此，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了。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是，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的无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内外关系。

　　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除了无能，还有腐败。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在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到了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了乾隆中叶以后，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时期，不但中下级官员们纷纷贪污受贿，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器重的高级官僚，也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严惩贪官，但收效依然甚微。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连军机处的设立，都使得帝王的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说的明白点，就是清朝没有自我革新的动力和能力，完全就是强人政治。

　　并且，在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清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却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了贫瘠的土地之上，无疑于扼杀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另外，科举本是文明的一大产物，但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了。

　　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康乾时代的八股却变得空洞。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 ...以至于，周思源认为：“康雍乾之世最大的政策失误在于思想禁锢，这一贯穿清朝的措施彻底抹杀了中国当时反思和前进的可能，并且，流毒至今。”

　　英使团使者马戛尔尼，于乾隆时期访华后对中国的评价：“清国不过是一艘破船，只是幸运的有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得它没有沉没。”

　　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