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不过三个多月，东北沦陷；又不过三个多月，日本扶植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

　　由此，长春被定为伪满洲国首都，更名为“新京”，自此开始，东北三省变成了伪满洲国。

　　1932年--1945年的伪满洲国，似乎是当时整个中国混乱动荡的一段缩影——

　　那里的纪年方式混乱不堪，有西元、民国、昭和、大同、康德；那里有很多人群共生“共荣”，闯关东去的、开垦去的、侵略去的、抗争去的、做梦去的；那里信奉各种各样的神明，土的、洋的、老天爷、菩萨、基督、圣母、天照大神。那里是中华民族的噩梦，是大和民族的“荣光”，是教材、是证据，是一段抹不去、逃不开的时间。

　　可以说伪满洲国在东北人的生活中是一段极其复杂的痛史，牵扯很多，不容易还原。而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方式，和抗战时期其他沦陷区有很大不同。因此往往在正史中是一个样子，在那一代亲历的老人口中是一个样子，在档案馆的卷宗里又是一个样子。

　　迟子建的《伪满洲国》，锁定的正是东北这十四年的“伪满”时期：

　　◎真正的历史，比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象都复杂得多。

　　每个在国内接受历史教育的人，都可以依据“历史常识”来想象，伪满洲国期间东北人民的生活状态——广大民众每日每时都在日本人的铁蹄、刺刀下，愁眉不展，以泪洗面、备受欺凌。

　　当然，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想象，就是“满蒙被称为日本的生命线”，是日本的心头肉。所以，广大东北民众，这期间其实是生活得安宁的，比起关内生活于战乱中的人民，伪满洲国的人民可能有着更多的平静甚至富足。

　　然而迟子建的《伪满洲国》以七十万字的叙述告诉我们：这两种想象都是错误的，都是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

　　这十四年间，在被日本人牢牢控制着的伪满洲国里人民的生活状况，远比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象都要复杂得多，混沌得多。

　　而迟子建以十年之功写就的这本书，正是为了表现了伪满洲国人民生活的这种难以言说的生活状态。

　　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其叙述的真实性，等于重建了当年的生活史，光准备资料就长达七八年。迟子建并没有彻底否认日本人，也没有完全美化中国人，正如迟子建所说：“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赋予人性的意义。”

　　◎许多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活着本身。

　　迟子建自己曾说：记得我在故乡接受《纽约时报》关于这部书的电话采访时，他们特别问我为什么要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讲述这样一段历史。我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人性。我觉得只有在小人物身上，才会洋溢着更多的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是照耀这个世界黑暗处的永远的明灯！

　　因此在这部书中的人物，包括溥仪在内，从达官显贵到贩夫走卒的三教九流上百个人物，都是以小人物面目登场的——他们每个人的悲剧，其实都只是那个时代成千上万悲剧中的沧海一粟。

　　比如迟子建就如此描写傀儡皇帝溥仪内心的郁闷和苍凉——溥仪在处理关东军司令部让他裁决的一些文件时，就是画一个圈这样的事情，溥仪放到哪儿做呢，出恭的时候——在马桶上。

　　都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其实对于上至皇帝，下至乞丐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们都无意创造历史，他们只想活着，是历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还有人性。

　　◎迟子建的小说很少成为爆炸性话题，但经得起长时间里的阅读和研究。

　　如果说一个地区只能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陕西是路遥，山东是莫言，上海是王安忆，那么东北一定就是迟子建。

　　迟子建成名很早，这期间，文坛流行过各种写作流派和作家群，但她一直没有被归类，她也向来不用讨巧炫技的写法。

　　三十年来，她一直采取最老实也最艰难的写法，路径很清晰：先用中短篇磨炼耐力和控制力，然后寻找适合长篇生长的题材，挑战自己的瓶颈——而这本《伪满洲国》正是她突破瓶颈之作。

　　她说：“瓶颈期没什么不好。瓶颈是妖娆的障碍，能从它颈下爬出来，必定会脱胎换骨的。作家假如有勇气面对有难度的写作，就不要怕遭受瓶颈。”因此，迟子建的小说很少成为爆炸性话题，但经得起长时间里的阅读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