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奖到手软，赵婷执导的美式流浪故事有什么魔力

　   在刚落下帷幕的第78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由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获得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两个大奖，而赵婷更是金球奖史上第二位获奖的女性导演。在此前，《无依之地》已经横扫威尼斯金狮奖、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人民选择奖”、芝加哥影评人协会奖和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奖等各大电影节奖项。大家期待多时的《无依之地》也终于宣布内地定档4月23日。

　　作为本届后疫情奥斯卡的大热门，还未上映，关于《无依之地》的各类前瞻报道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有传闻说，《无依之地》将有可能使它的主演、同时也是本片的制片人之一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位同时提名最佳女演员与最佳影片的人。而在国内，作为第一位获得威尼斯金狮奖的华人女导演，赵婷（Chloé Zhao）无疑也为《无依之地》带来了超高的关注度——上一次有华人导演作品获得这份殊荣，还是李安的《色·戒》。

　　对于赵婷此前的作品，国内观众可能远没有对《喜宴》和《断背山》那样熟悉。在这部获得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强力加盟的作品之前，赵婷拍过两部剧情长片，《哥哥教我唱的歌》和《骑士》，两部都获得了美国独立电影界重量级奖项的提名——圣丹斯、独立精神奖和哥谭独立电影奖，并在戛纳收获了好评。然而与李安早期作品对美国华人社会和文化差异的探讨不同，赵婷的目光是向外的——她看向的是更广阔的世界，试图在其中发现与自我观照之处。

　　精神流浪者：印第安人、牛仔与现代游牧族

　　《哥哥教我唱的歌》讲述生活在印第安保留地的兄妹俩离别的故事。生活在小镇的Johnny高中毕业，想要跟随他的恋人走出这个无望小镇。对于监狱中的哥哥、死去的父亲和镇上终日无所事事的朋友们，他都无所牵挂，唯有妹妹Jashuan让他放心不下。《骑士》则讲述真实的牛仔布拉迪（Brady Jandreau）因受伤而中断竞技牛仔的职业生涯后，开始重新寻找生命意义的旅程。

　　尽管跟她的校友李安一样在纽约度过了大量时光，赵婷的镜头对准的却是美国西部的广袤大地。她的两部电影都以印第安保留地Pine Ridge为背景，马匹、草原、落日和萧条的西部小镇，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联结还未被割断，然而落后的经济又使这里的生活极易陷入被现代社会所遗忘的伤感，乃至随之而来的犯罪与混乱。而她镜头里的人，则是被迫离家的印第安少年和梦想破灭的牛仔，他们的身上背负着某种悲情与无奈，却又在电影中受到了诗意和浪漫的些许化解。

　　而到了《无依之地》，赵婷与她的独立小团队走出了Pine Ridge，但仍然是在美国西部的大舞台。位于内华达州皮昂尔的石膏板工厂关闭，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饰演的女主角弗恩（Fern）和丈夫一同失去了工作。随后不久，弗恩的丈夫去世，就连皮昂尔这座城市也不堪重负、就此消逝。弗恩卖掉了自己的所有家当，将必需品搬进了一辆厢式货车，就此踏上了跨越美国寻觅工作机会的现代游牧生活。

　　她很快发现自己融入了这样一个社会——这群人被称为“nomads（游牧族）”，他们没有固定居所，而是居住在自己的货车中，终日旅行。有人因为08年的金融危机而失去一切，有人身患癌症想要继续旅行，有人因为无法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则及其对人的异化而选择了“另一种生活”。

　　除去对少数族裔、边缘群体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哥哥教我唱的歌》和《骑士》最为令人称道的共同之处，是对非职业表演与半纪录形式的精湛运用。这一点同样延续到了《无依之地》中。片中除了弗恩以外的nomads，几乎都是由真正的“游牧族”本色出演。

　　Linda May、Swankie等人，都是Jessica Bruder原著中真正的受访对象；特别是Bob Welles，片中游牧运动的某种领军人物，他的YouTube频道“CheapRVLiving（便宜房车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并早在2017年就向大家介绍过《无依之地》这本书。

　　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有一块被称为“RTR（Rubber Tramp Rendezvous）”的荒地，这里是游牧族的乐园，大家驱车前往、在此驻留。Nomad就跟其他所有的社群一样，有活动、规则和大家关心的议题，大家在这片nomadland之上分享食物、旧物和令人激动的思想观点，交换公路旅行的经验，或是互相帮忙改进轮胎。

　　在弗恩与其他nomads的相处中，观众慢慢发现了她选择这种替代生活方式的真正原因，也许并不在于她看似窘迫的生活境况——作为她“镜像”的姐妹嫁了一位房产经纪人，住在有后院的房子里，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稳定生活。这正是弗恩拥有的另一种选择。而她选择漂泊的真正原因，也许在于对丈夫的去世远未平息的伤痛。这种“无家可归”并非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就像弗恩所说，“I’m houseless,not homeless.（我只是没有房屋，而不是无家可归。这同样也是Jessica Bruder在书中写道的，nomads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项重要看法。）”

　　《无依之地》通过“现代游牧族”所关照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美国的社会现实，一个是漂泊者的心灵世界。

　　失业、经济危机、房租和账单压力，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他们开始游牧生涯的最直接促进力。尽管弗恩拥有人力资源管理和教师的工作经历，以她的年纪和情况，谋取一份体面而相匹配的工作依然是无望的。这些被社会大浪淘沙的高龄员工，因为时运洪流中的坏运气不得不干起别的工作，到亚马逊工厂做包装工人，或是在景区营地当清洁工。

　　就像Bob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不能增加你的收入，就减少你的开支。他们跟退休后畅游全国的“房车一族”不同——豪华RV和普通货车的区别就像危楼和别墅那样巨大，对于房车，我们的主人公只能玩一玩过家家的游戏，就像在高级楼盘的样板间里一般。为摆脱被工作、房租所绑架而成为社畜（也就是片中所比喻的“workhorse”）的命运，不像日前引爆网络的拼多多事件中的员工那般“为工作鞠躬尽瘁，死后葬于牧场”，这些在某一日突然醒来的人们退掉了自己的房子，走进自然之中，去感受美元社会之外的真实。

　　这是《无依之地》的原著所聚焦的，也是片中许多真实的nomands所关切的。赵婷以一种更接近纪录的方式将它留存了下来，但它并不是她最想要表达的。

　　在《无依之地》中，赵婷通过弗恩这个主要人物所探讨的，仍然是精神漂泊者（mentally homeless）们的心灵世界。就像梦想破灭的牛仔和被迫离开妹妹的少年一样，相比房子，弗恩失去的更大程度上来说是“心灵家园”，她的公路流浪更像是心灵流浪的外化。失去挚爱，她需要逃离痛苦，从悲伤之中走开；尽管现实情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片尾我们知道，她流浪的真正原因，是那间不再是“家”的屋子。

　　游牧生活是不被主流社会理解的，当弗恩停靠街头的时候，总是会有好心的陌生人来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旧时好友在女儿面前提起她时，称她为“homeless”；就连家人也无法理解她的决定。为什么他们无法融入社会？当心灵家园不复存在，这些精神漂泊者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哀悼。这样的选择往往不被主流社会所理解和接纳，但他们需要与文明保持距离、独自待会，好治愈伤痛、重归家园。

　　生于北京，长于世界

　　赵婷对叙述流浪和漂泊的热爱，并不是一种偶然。在她的描述中，她是通过不断的离开来确认对自己的认知的。“我遇到过很多的朋友和艺术家，他们对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群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这种联系可能深刻到是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的。我总是很羡慕他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我来说，我很难有这样的感受……我对自己的认知，是在离开的过程中建立的。在离开之后我回忆起那个地方，感到它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像这样慢慢建立起对自我的认知……听起来有点悲伤，但确实是这样的。”

　　1983年，赵婷在北京出生。她的父亲赵玉吉是首钢的总经理，母亲是医院职工，也曾是解放军歌舞团的一名演员（1997年，赵玉吉与演员宋丹丹再婚，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赵婷是宋丹丹的继女，两人关系和睦）。青少年时期的赵婷很是叛逆，比起好好学习，她更喜欢画漫画、写同人小说、看电影。

　　直到90年代中，中国的开放进程走到某一个阶段之前，赵婷都没有接触过任何的美国电影；但当她踏入这个新世界之后，她很快就开始对此着迷了。“西方文化进来的时候，简直就像一股海啸，因为我们真的关闭了很久，”她对当时看过的外国电影如数家珍：“《真实的谎言》《修女也疯狂》《异形》《桃色交易》《漂亮女人》……”

　　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对她来说是一部改变人生轨迹的片子——在她拍摄自己的电影之前，她一直不断地重看这部电影。她逐渐感到“被一种古老的文化”所束缚，好像自己总被要求成为某一种特定的样子；相比起来，似乎西方文化更让她感兴趣：“我想去迈克尔·杰克逊待过的地方看看，”她半开玩笑地说，“很多人都这么想过。”

　　于是十五岁的时候，几乎不会说任何英文的赵婷被父母送去了英国的寄宿学校，就是那种“霍格沃兹一样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寄宿学校。但她依然想去美国看看——于是她考入了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并在那里学习了政治学——显然，这并不是她的热情所在。她做过派对推广、房地产和酒保的工作，在美国生活的几年试水之后，她终于决定申请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据她的教授Segal所说，在这里，她的坚韧、野心和天才开始慢慢展现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匹黑马。

　　赵婷的成长经历，其实并不是个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小孩开始拥有这样类似“第三文化小孩（ThirdCulture Kid）”的成长经历。

　　“我想褪去自己身上所有的标签，到一个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这样我才能真正地知道我是谁。”她说，“如果你在中国、或者纽约的生活中迷失了的话，你会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或者只是自己偶然遇上的生活。”

　　赵婷的流浪也许开启于此，一场自我认知的旅程。从北京，到伦敦、纽约，再到松树岭，她在其中找到的是漂泊者的共情。这并不是一种选择，更多地来说是一种命运——就像她笔下的人物，离开不过是让身体终于与精神契合起来的一个动作。西部大地上与自然连接、亲手劳作、属于土地的人，在对他们的理解中，赵婷也更加明确自己是谁，自己的心灵家园又在何方——这是被围困在城市中的人们很难获得的灵性体验。

　　在发现故事的过程中，她遇到了乔书亚·詹姆斯·理查兹(Joshua James Richards)，一名电影摄影师，同样也是比她小两届的同门师弟。理查兹在英国长大，有一名做过牧师的父亲和一名做社工的母亲。他同样对美国西部非常着迷，于是决定帮助赵婷拍摄这部电影——最终，他也成为了她的男友。

　　那个时候，赵婷的电影（《哥哥教我唱的歌》）已经改过了30版剧本，经历了各种各样资金上的混乱危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资金，没几个人的微型小团队，这部片子拍得极其地煎熬，但最终却成为了一部令人惊艳的处女作，并成功入选了圣丹斯和戛纳。

　　超越政治的共同情感

　　很多人对于赵婷都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异乡人，你是如何去讨论美国的？特别是对于《无依之地》以及接下来的漫威电影《永恒族》这样面向广大美国观众的影片，这名生于北京的导演需要更精准地把握住美国文化的精髓。

　　在《无依之地》中，赵婷很好地证明，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无依之地》所折射的美国社会和制度上的问题，虽着力不深却精准到点。美国普通家庭看似梦幻般的生活，实际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脆弱——一个有车有房、不愁工作的员工，如果不幸受伤，那么他的医疗账单很可能会让他家财散尽、甚至流落街头；而如果你没有选择进军大城市，等待着你的很可能是落后的萧条小镇、贫穷和无尽犯罪带来的混乱。

　　然而处于安稳现状中的中产阶级，很可能会对暗处涌动的危机视而不见，就像片中弗恩的姐妹，她对游牧生活的评价是：这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这跟我们的先驱父辈所做的没什么区别；她的丈夫更甚，认为是弗恩放弃了一切。

　　请不要误会，游牧生活是一种主动选择，但它背后是强大的外部社会因素——如果没有这个被工作和房租绑架、无法负担任何风险的游戏规则，没有离自然更远、离商品更近的社会现状，也许很多nomads不会踏上旅程。赵婷对这一点把握恰到好处，既点出要点，又并未让它与自己的个人表达形成对峙和矛盾。

　　然而在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件事：对于美国问题和美国文化，所谓的“异乡人”是没有立场去表达意见的吗？显然不是；甚至可以说，美国问题根本就是“异乡人”的问题——就像在nomadland上聚集的，是四面八方驱车而来的人。更重要的是，无论国籍、性别、政见给人们带来的是怎样的障碍，他们都面临着一些亟需处理的共同问题

　　赵婷在《无依之地》的“去政治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故事的时间线是川普下的美国，分裂和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在后疫情的世界，基于国家、种族的偏见与隔阂在世界范围内杂草般地疯长——在外的中国留学生面临着受到无端攻击的风险，国内的微博也充斥着针对西方的各种仇恨言论。

　　“我努力将故事聚焦在人类的共同经验上，那些超越政治的、更有共性的东西——失去爱人、寻找家园，这样的事，”她说，“创作剧本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我在中国的家人——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来自南达科塔的牛仔？或者这个60岁的美国女人？如果我太过具体地去讨论任何的问题，我知道这肯定会造成障碍。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的问题，跟我无关’。”

　　尽管那些对自己的第一文化有强烈归属感的人很是让赵婷羡慕，我们应该告诉她：也许这样的共情能力，是尚未跳出一种生活、经历流浪的人，更难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