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究竟为什么有孔庆东这样的“学界奇葩”？

　　 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孔庆东究竟算学者，还是作家？朋友们大都莫名其妙。说是学者吧，孔庆东根本就没有一本像样的学术著作；说是作家呢，他却连一本像样的文学作品都没有写过。即便是其当年因书商的包装和炒作一度暴得大名的《47楼207》，也并非真正的文学作品，而更像是插科打诨、撩拨观众的单口相声；他的《国文国史三十年》，口水多过茶水，谬误百出，被杨光祖教授称为“满嘴跑火车的文学史”。

　　遗憾的是，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在为《国文国史三十年》作序时，给予了孔庆东言过其实的赞扬。温儒敏明明知道孔庆东的文章“太过意绪出发，毫无现实操作性”，却又毫无原则地将这种“意绪”赞为“片面的深刻”，并吹捧说：“如今中文系缺少‘文气’，能有多少老师真的会写文章？孔庆东起码活跃了‘文气’，何况他收放自如，学术研究也水平很高。”“庆东的一些文学史研究早已抵达现代文学的学术前沿，而且总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新观点闪亮呈现，只不过这些实绩都被他的博客盛名掩盖了。”“孔庆东讲课思路非常活跃，他不满足于只讲文学史，同时要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或者说，他要通过文学来讲‘国史’。”

　　我真希望温先生冷静下来，摒除学界的门阀气，看看孔庆东究竟是怎样一位“学界奇葩”。

　　荒腔走板，糟蹋鲁迅

　　孔庆东在自我介绍时，宣称自己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人称“北大醉侠”，被誉为“继钱锺书以来真正的幽默”，是“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坛主，新浪文化博客首席博主”，“主攻现代文学，兼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他自我吹嘘说：“北大图书馆的《鲁迅全集》常年都没有人借。但北大这种地方，偶尔有一学期《鲁迅全集》被借光了，一打听肯定是孔老师开课了。”

　　孔庆东在大学课堂、“百家讲坛”讲鲁迅，常常颠三倒四，肆意忽悠，成为当下令人担忧的学术生态的典型。他有部“学术著作”，叫做《正说鲁迅》，其中随处可见惨不忍睹的硬伤和自相矛盾的叙述。在该书中，孔庆东忽而说，鲁迅先生“留下的作品字数并不多，写了大概有200万字左右，与一些大文学家相比字数是少太多了”，忽而又说，鲁迅先生“在他一生六百多万字的书稿中，译作占到一半”。二百万和三百万（除去译作的字数），百万之差，孔庆东居然从来就没有认真过一下脑子吗？在他的《革命与金钱》中，居然出现了这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太空语”：“我们了锯到鲁迅把自己的金钱翻益S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正说鲁迅》一时成为学界的笑话，堪称中学语文纠错练习的“题库”。有学者统计，该书中的各种差错，至少有二百九十多处。

　　孔庆东讲鲁迅，动辄心潮起伏，任意发挥，讲着讲着就开始“跑火车”：“那个时候胡适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整理文物呢。那时还没有‘国学’这两个字，今天有人弘扬国学，可国学其实是‘五四’的儿子，因为有了‘五四运动’才有了‘国学’这两字。”孔庆东哪里知道，“国学”一词可谓“古已有之”。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而在1902年秋，梁启超就和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经学名家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和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并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出版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

　　鲁迅的经典小说《阿Q正传》，即便是普通的读者，想必也是耳熟能详。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孔庆东在讲解这篇作品时，却连基本的故事情节和时间顺序都没有搞清楚。孔庆东说：“阿Q除了精神上极度贫穷之外，在情感世界上也极度贫困，所以他想的第二个是女人，他把他平常见到的女人挨个想了一遍，谁有什么缺点都历数了一遍。假洋鬼子的老婆怎么怎么样？谁家的女儿怎么怎么样？最后都否定了，他的心还挺高，都看不上，他唯一看上的是叫吴妈的女仆，而吴妈也是受封建观念的毒害很深的，阿Q刚向她求爱，吴妈就要跳井，阿Q这方面是很惨的。”在这段叙述里，孔庆东把故事情节和时间顺序搞颠倒了。在鲁迅的小说中，长期处于性饥渴的阿Q，常常产生怪诞的心理：“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女一男在那里讲话，一定有勾当了”；女人真可恶，她们全都是“假正经”。于是，他便趁吴妈在赵太爷家洗完碗碟，坐在长凳上与其聊天之际，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和她“困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吴妈在“啊呀”地愣了一下之后，“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惊动了众人。此时吴妈的反应，与“受封建观念的毒害很深”并无关系，而是出自一个乡下老实女人的本能。邹七嫂劝她“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而她“只是哭，夹些话”，哪里说要跳井了？

　　至于阿Q历数一个个女人，那完全是阿Q对革命成功后的一种幻想——他幻想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一旦成功，“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到那时，赵太爷都得叫他“老Q”，所有的女人都会乖乖地由他挑选，而之前的那些女人，却没有一个入得了他的“法眼”……在这样的梦幻里，阿Q再一次用他的“精神胜利法”，为他当初得不到吴妈找到一个台阶——不是吴妈不愿和他“困觉”，而是他嫌吴妈脚太大。对于鲁迅先生小说的精妙之处，孔庆东根本就没有领悟到。

　　孔庆东读不懂鲁迅，却又偏要强作解人。在《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孔庆东说：“中国从鲁迅去世到现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几乎都要从鲁迅那里寻找思想根源，都要重新解释一次鲁迅，社会才能前进。不重新解释鲁迅，社会就变不了。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研究的重要性。我们没有听说过哪个时代要转折，先得重新解释一遍《红楼梦》的，没有这个事情，这是鲁迅学与红学不一样的地方。文学就是政治，文学就是意识形态。我们现代文学中鲁迅是一个绝对的战略高地，乃兵家必争之地。”之所以老是会说出这样荒腔走板的话，我猜想，孔庆东是不是因为长期沉溺于武侠小说，从而总是产生出一种幻觉，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因为一味陶醉于骑士小说，一度走火入魔，时刻幻想着成为侠客，以致把羊群当成敌阵，或以为有谁时刻都在和自己争夺“战略高地”，于是便“大战风车”。

　　在当代学界，孔庆东堪称是一个著名的“鲁迅消费者”。孔庆东消费鲁迅，可说无所不用其极，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孔庆东说：“鲁迅这个人很不注意自己的健康。鲁迅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死亡的态度，一个是拼命做，一个是随便死。他不追求生命的长度，他讲究生命的质量和密度。……正因为他的这种生命态度，使他的晚年消耗很大，有了病也不及时治。抽烟、喝酒、吃零食，晚起晚睡不锻炼，所有这些毛病他全都有。还有人开玩笑，要加上一条太太比较年轻，可能这些都不利于鲁迅先生的身体健康。”孔庆东极不厚道地猜测说：“有时候我分析鲁迅这种人，他的潜意识是不是在有意地追求死亡呢？”概而言之，在孔庆东的妖化下，鲁迅先生就是在“故意找死”。孔庆东这样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鲁迅先生究竟因何去世，这只要看看他生前的密友许寿裳的《鲁迅传》，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先生虽然明察秋毫，洞悉人性，但绝对想不到，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会有孔庆东这样的学者，极为冷酷地消费他的死亡；也无法料到，古代昏君纵欲暴死和“红颜祸水”这盆脏水，居然泼到了他和夫人许广平身上。

　　为博眼球，狂喷名人

　　孔庆东的书中，处处充满着哗众取宠的戾气，乃至火药味和血腥气。为了博取读者的眼球，孔庆东常常罔顾事实，刻意妖化和狂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文学名人，连俞平伯和朱自清都被视为二流文人。这种恶意炒作，除了可暂时赢得某些浅薄的青睐和追捧外，早已被学界所唾弃。

　　在当代学界，孔庆东确乎已把鲁迅当成了工具，把文学史研究变成插科打诨、大肆招徕看客的“学术评书”。对看不顺眼的文学大家，孔庆东一律采取颠倒黑白的抹黑和狂喷。他说：“没有胡适这个人，历史便也这么过。胡适的作用就相当于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大家便也这么过。’……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的，胡适有什么高超的成就？胡适哲学上有自己的学术么？胡适有哪一条至理名言？……胡适之所以能留在文学史上是因为他适逢其时，赶上了第一拨儿，博客上叫‘坐沙发’，就是做（坐）了几回沙发和板凳而已。”“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

　　事实上，胡适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和思想界的意义是开创性和革命性的。他的《尝试集》，虽然在艺术性方面赶不上后来的许多新诗，但这就像当许多人都只能使用有线电话而又深感不便的时候，胡适先生却认认真真，埋头苦干，率先开始尝试研制无线电话，并成功生产出了“大哥大”。我们岂能因为今天有了便捷美观的智能手机，就指责当初发明“大哥大”的人？胡适先生告诫人们，做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孔庆东说胡适是一个乏善可陈、“不读书的人”，并吹嘘自己“每天读几十万字的东西，而且还必须是上等精品”。这么大的阅读量，也只能是走马观花、浮皮潦草，所以，孔庆东才会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左支右绌，大出洋相——我非常怀疑，他究竟是怎样阅读的那些文学名著的。倘若真正认真读过原著，孔庆东怎么会将《西厢记》和《牡丹亭》混为一谈，把《牡丹亭》里的小姐杜丽娘，名字说成是崔莺莺，把杜丽娘的丫鬟春香，说成是《西厢记》里崔莺莺的丫鬟红娘呢？不仅如此，孔庆东还把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里祥林嫂的丈夫贺老六说成是“酒鬼”——祥林嫂的丈夫，明明是因伤寒而死，跟“酒鬼”哪里扯得上半毛钱的关系？

　　虽然自己的学问那么低，文学鉴赏能力那么差，孔庆东却总像高人，拼命贬低现代文学史上的众多大家。他的硕士导师钱理群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对徐志摩是这样评价的：“徐志摩总是在不经意之中，在灵感袭来的刹那间就抓住了其中的契合点，并且总有新鲜的发现，既在人们感觉、想象之外，又十分贴切、自然。徐志摩诗中经常出现令人惊叹的神来之笔，飞跃出除他之外别人不能创造的，只能称作‘徐志摩的意象’。……徐志摩以其令人叹服的生命活力、创造力和才情，成为中国新文学、新诗历史青春期的‘一道生命水’。”但是，在《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孔庆东却说：“喜欢徐志摩诗歌的人一般以青少年为主，你在中文系待着就知道了，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恐怕就没有喜欢徐志摩的了。中文系骂人有很多方式，其中一种是‘这人喜欢徐志摩’，这是一种中文系骂人的方式。”孔庆东这种无知的偏激，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浅薄无知、狂妄自大的病态特征。孔庆东还捏造说，徐志摩读书很差，“一定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事实上呢？1907年，徐志摩在其家乡硖石开智学堂读书，成绩全班第一，早有“神童”之誉，小小年纪就写出有苏洵《六国论》气势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1915年，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的入门弟子，同年留学美国，学习历史，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和一等荣誉奖。1921年，徐志摩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此违拗师意、罔顾事实，孔庆东是个好学生吗？

　　我们看到，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似乎成为孔庆东迅速走红的“秘笈”。在妖化徐志摩的同时，孔庆东还大肆贬低沈从文：“沈从文小说的特点是，他致力于对普遍人性的探索，他说在他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什么叫人性？阶级性不是人性吗？民族性不是人性吗？说作品写的是人性，这是一句废话。所有的性都是人性，你只要写了人，就是人性，除非你写得不好。就好像你不能开一个饭馆，说我这卖的是饭，这是废话。”孔庆东轻狂地说：“我的感觉是沈从文好的作品也就《边城》《长河》那么几篇。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很差的，有些作品还是中学生作文水平，因为他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很多句子都是病句，错别字连篇。把沈从文吹得神乎其神都是那些没水平、有邪念的学者干的事情。”看到孔庆东这种对沈从文先生无理取闹的恶评，我只能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来形容。孔庆东如此鲁莽灭裂地诋毁沈从文先生，不禁使人想起胡适先生的名言：“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这种逞一时口舌之快的轻率学风，无异于一种学术公害。

　　胡编乱造，信口雌黄

　　在当今学界，孔庆东是一个怪异的存在，大学讲台俨然已成为其表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孔庆东出乖露丑，硬伤迭出，各种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和形形色色的闹剧，层出不穷，应有尽有。他说：“杂文本来不算文学，是鲁迅几乎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把杂文变成了一种文体，所以今天讲文学史的时候经常要讲杂文。”孔庆东似乎不知道，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列有专章谈论杂文。熟悉古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从先秦时代开始，杂文就已经开始出现；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杂文已经非常成熟；到了宋代苏洵，杂文写作更是蔚为大观；明代刘基的杂文《卖柑者言》中的名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难道孔庆东能说韩愈、柳宗元、苏洵、刘基这些古代文学大师的杂文不算文学？

　　孔庆东说：“中国的文化主要掌握在两种人手里。一个是士大夫，一个是妓女。就这两种。为什么提到妓女呢？因为家庭妇女没文化，女子无才便是德。家庭妇女做妻子的只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她没有必要有文化。有文化想这想那的，思想就不老实了。所以古代社会最有文化的妇女全都是青楼女子。为什么士大夫喜欢到青楼去呢？寻找知音去了。”孔庆东自称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却一再辱没孔门学风。孔子早就告诉过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试问，卓文君、蔡文姬、卫夫人、谢道韫、上官婉儿、李清照、管道升这些古代女性，不可谓没有文化吧，她们中哪一个是青楼女子？说士大夫到青楼寻找知音，但愿这是一种戏谑，否则就是一厢情愿的凭空臆想。

　　只要读一读孔庆东的书，我们就可以发现，他虽然身为中文系教授，但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学天赋，根本就谈不出一部文学作品究竟好在哪里。所以，他只能谈一些文学以外的东西，甚至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坛八卦。如果没有八卦可谈，他还会杜撰一段。

　　在谈到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时，孔庆东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胡编乱造：“他本人从小长期生活在国外，中国话说得很差。他的外语比汉语好，可现在要用汉语写作，所以他的汉语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李金发的语言是混杂型的，有外文翻译体的感觉，有文言的感觉，比如他的句子里经常有‘之’这样的文言词出现。”

　　事实上，李金发长期生活在他的家乡——广东省梅县梅南镇罗田上村。十五岁时，李金发到梅州市区读书，直到1919年才与同学一起离开家乡，赴香港学习英文；也就是说，从小到大，李金发都一直生活在广东，哪里像孔庆东臆造的那样，“中国话说得很差”“外语比汉语好”？李金发写诗，学习的是法国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孔庆东不懂诗歌，尤其不懂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方法，所以就只能采取这种方式，不懂装懂，信口雌黄。

　　张口就来是孔庆东的一贯手法。他说：“根据我的理解，中文系其实也是历史系。历史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对于学中文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功夫是历史学的功夫。……司马迁，我们相信他人格很伟大，但是正因为他人格很伟大，他的立场太鲜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残暴的统治，这个立场可能导致他的记载不客观。……司马迁虽然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有他个人鲜明的立场，所以他写的历史到底真实度如何？这是要画个问号的。”这种逻辑混乱的表述，完全就是颠倒是非——难道历史应该由那些站在人民立场之外的阴鸷小人来书写，才会客观真实？

　　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游谈无根，早已逸出了文学范畴。他有时像江湖郎中、八字先生。他毫不隐晦地说：“要想通过提问获得知识，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热狗狗也。”有位高二学生向他请教：“我无法安心读书，甚至想转班。希望老师你帮我算一下，我身边是不是有小人出现，我该怎么对待？”孔庆东是这么说的：“你的八字是己卯年甲戌月辛酉日辛卯时，鸡兔同笼加个狗，考虑问题不大气，五行缺水火，金比较多，所以你跟环境容易产生矛盾。”这哪里还有一点学者气息？分明就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转世嘛。

　　走火入魔，宣扬暴力

　　因为陷入武侠小说的泥淖，沉溺于疯狂的打斗、复仇和血腥的屠杀，孔庆东早已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无论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还是著书作文，他时刻都忘不了宣扬残酷的血腥世界，煽动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

　　小时候一定要打过架。要殴打过别人，被别人殴打过，打得很惨，骑在身上打，打得头破血流的，你才知道什么是生命，长大之后你才知道怎样去尊重生命。

　　小时候欺负过女孩子的男孩子，长大之后他知道保护妇女。

　　——《国文国史三十年》

　　违反了禁忌怎么办？打！通过打，使被打者懂得了规矩，融入了集体，保护了自己，提升了素质。所以打就是爱。

　　——《五十五岁花满天》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小孩是必须要学会打架的，不然大了肯定出问题。我本人是参加过两百多人的群殴的……

　　——《笑书神侠》

　　从这些奇谈怪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孔庆东始终停留在一种原始的“动物思维”——恃强凌弱，弱肉强食。在孔庆东看来，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拳头来解决。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是绝不会毫无底线地胡言乱语，煽动孩子们从小就满怀戾气和仇恨的。孔庆东说：“你看了《动物世界》，你能明白许许多多文学、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那是我们的原来，我们原来就是那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人生目的，难道就是为了使从动物中走来的人类，又重新回到动物中去？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无知和狂妄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一对歪瓜。且看孔庆东在《五十五岁花满天》中是怎样自我膨胀和王婆卖瓜的：

　　客观地说，《47楼207》是一篇很优秀的作品，开创了一种叙事文体，也开创了一种叙事文风，许多人想模仿，但都不能成功。这说明此文包含深层魅力，喜欢者虽多，未必都能体味。

　　其实本人后来的许多文章都越写越伟大，至少也是各有千秋，足以彪炳千古的。你不觉得现在孔和尚貌似嘻嘻哈哈的微薄，正是在开创一种伟大的文体吗？

　　你没有听说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说，鲁迅杂文孔微薄”吗？

　　不是俺王嫂卖瓜，你可以找一套《孔庆东文集》翻翻。

　　凡是六七百字到一千来字的文章，几乎都可以说是最佳范文。

　　孔和尚佩服的文章大家不少，但说到对付当今高考作文，就是孔夫子加鲁迅再加上二十八画生，也比不上孔和尚哉。

　　现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正常的速度下我两个小时也就读完了。如果要写书评或者序则四个小时足矣。我们搞当代文学的老师一个礼拜甚至能读十本以上的长篇小说。

　　——《无限江山——孔庆东谈文化》

　　看了这样的王婆卖瓜，我只能说：一、孔庆东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别人不敢说的，他都敢说；别人治不好的病，他都敢治，并且包医百病。二、孔庆东真的是太能忽悠了。

　　孔庆东提出的问题，都是“脑筋急转弯”一样的伪问题，谁要和他较真，谁就中了他的圈套。就说读书吧，两个小时读完一部长篇小说，估计也只能一目十行了。正因如此，他虽然号称读了一辈子鲁迅、讲了几十年文学课，但一本薄薄的《正说鲁迅》也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低级错误——孔庆东的“学术武功”，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