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国往事：蜡烛之铭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黄尘来稿

厉害国往事

蜡烛之铭（一个老留级生同两个右派的来来往往）

“我是一支蜡烛，两刀切成四段，淡黄火焰八朵，点燃青春一万。”

这是1963年我的物理老师曾润生写下的“蜡烛之铭”，抄写在合肥师范学院实验中学高二（1）班的黑板报上。

曾老师是个右派。

1960年我从十中转学到实验中学，刚入冬物理老师换成了一个瘦得不能再瘦的20几岁年轻人。他穿着一件合肥很少见的发白的青棉袍，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不知道是发冷还是害怕，哆哆嗦嗦低头走上了讲台。他一张嘴，是一口我们听不惯的四川话，嗓音又尖又细。班主任早就交待过曾老师是右派，我们这群欺软怕硬的少男少女哪里会把他放在眼里，课堂上立刻像是开了茶馆，叽叽喳喳议论不停。实在是没法再讲下去了，他突然向我们鞠躬，哭着说：“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讲课吧，求求你们了！” 课堂上静了下来，我们这群欺软怕硬的少男少女也动了侧隐之心。曾老师没有宿舍，他的小铺盖卷就放在教室的角落里，每天晚上就睡在教室里。合肥的冬天没有暖气，半夜里起夜的住宿同学，常常看见曾老师一个人冻得无法躺下，穿着棉袍在空教室里围着桌椅小跑取暖。从此以后，我们这群欺软怕硬的少男少女终于动了怜悯之心，物理课上再也不闹了，下了课还有事没事地同他搭上几句。于是我们知道了，他是四川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于是我们知道了，五七年有二个美籍华人青年共享了诺贝尔物理奖。其中排名在后的叫杨振宁，他在上海的父亲写信要他回来报效毛主席的新中国，被他严词拒绝。杨自己总结一辈子成功的经验是：总是在正确的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真是如此，他要等到82岁看见28 岁的她，才毅然选择回来享受部长级待遇，多聪明啊！

就这样从初三到高三，曾老师教了我三年多的物理。总觉得他教得不如笑眯眯的陈老师，但是知道他比陈老师更认真更严肃：板书一丝不苟，重点反复强调，强调得声嘶力竭，拗劲得不能再拗。莫非正是这种认真的拗劲让他变成了大学生右派？他一定不知道，分配到安徽是他不幸中的大幸。如果分到夹边沟农场，两千多个人只有500多活了下来；如果分到大西北，又是一个张贤亮。何况遍数全国二十馀省，从省委书记（李世农）到大学生，六三年一下子摘帽平反几千右派冤案的，只有安徽一省。摘帽后曾老师的工资从每月20元加到大学毕业的标准工资50 多元，还分给他没有盖好的新教学楼顶层最边上一间小屋当宿舍。他的人变胖了，上课也会笑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写下了“蜡烛之铭”，这首依然浸透了悲怆的自诉。这支蜡烛上课时还是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还有最让我们害怕的一招，常常下课前5分钟突然宣布小测验。他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大家各自掏出一张纸赶紧回答。题目刁钻古怪，下课铃一响，立刻交卷。不交卷是零分，交了卷也是很多人零分，其他人5分，取中间值的极少。很不幸，我也吃过一次零蛋，一时间大家疯传，XXX也得了零分！我自然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想不到的是曾老师却把我叫到他的小屋，主动安慰我，大意无非是一次脑筋没有急转弯，算不得什么。考试批卷公平无私，却又反过来再开导考零分的学生，这就是责问之严爱护之深吧？其实我是个走读生，下课就回家，没有多少机会同曾老师来往，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对我关爱有加？也许他看出我是真的喜欢物理？也许他看出我也是认真的人？这种关爱让他高考前又找我在他的小屋深谈一次，这一次是劝说我报考清华。他先给我戴高帽子，说是三年多看来看去，我们班44个学生只有我适合考清华。无奈我早被ST招生广告懵得晕头转向，什么科学家摇篮，什么华罗庚钱学森亲自授课，更被反美反苏的爱国情怀熏得五迷三道，以为这真是我有资格去爱的国，要为这个国的杀人原子弹事业去奋斗呢。他听完这些摇篮啊情怀啊沉默了，摇着头说：“清华是个老学校，老牌子，ST太新！原子弹不适合你。”　一边是老师的肺腑之言，一边是ST的梦幻宣传，肺腑之言哪里敌得过梦幻宣传！如今奔八十的我自然会原谅十八岁的愚蠢和虚荣，但是，曾老师最多长我十岁，那时也年轻啊，为什么他就能看得清？

六五年初我们几个考到外地的中学同学回合肥过寒假，一起去看母校的老师，召集人是实验中学校长的女儿MJ。看过几个老师后该轮到曾老师了，MJ却犹豫地问大家：曾老师是右派，还要去吗？没有人回答，那是文革前的一年，阶级斗争的血腥气已经越来越浓。我不想强人所难，找了个借口离开大家，一个人去看了曾老师。他还是住在那间小屋，还是一个人。他很开心，问我学了什么，然后很伤感，说他现在大概还能做做微分题，积分题一定是不会做了。也不知为什么他给我背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1）。他说，这其实是李商隐在四川寄给妻子的一封家书。曾老师是成都人，莫非是诗里的巴山夜雨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还是他也期待着同什么人共剪西窗之烛？这之后就是十年风雨十年浩劫了，先是听说他被下放到了巢县，再后来连合师院都消失了，哪里还有实验中学？我自己也是跌跌爬爬，努力不被一个又一个的漩涡吞没。先是在马鞍山差点被工宣队定为班上的第十名反革命，然后再分配到与劳改犯毗邻的白湖农场军垦（2）。虽然没有扛200斤走十里山路，但是99斤体重却要扛100斤的水泥袋，踩着跳板“一步一颤，步步颤颤”（3），从船上扛上岸，再扛到几百米外的堆积地。结果，砸伤的脚踝第二天发炎引发高烧，住了一个星期农家大院里的师部医院。总算熬到了再分配回到合肥，二十几岁的大小伙还要靠年迈的外公外婆送礼求人，才分进液压件厂当了热处理工。这是个好工种，每月40斤粮票一斤白糖，上班还有很多时间躲在马弗炉后面看书，由此，才有了充裕时间备考七八届研究生。就是这次研究生入学考试让我又见到了曾老师。

那年全国六万多拖家带口的中年青年想当文革后的第一届“太学生”，最后只有六分之一如愿。其实同那年近700万人高考只有44万人录取相比，太学生已经相当幸运了。这么多乌泱乌泱的人群来挤大学的门槛，当然要归功于十年焚书废儒的创举。这样的创举东西两半球上下五千年都未曾见过，今天却依然被乌泱乌泱的人群称颂为青春无悔。怨不得张抗抗把这样的人群定格为“丑陋的老三届”，没有知识却要自诩是知识青年，除了歌颂和服从就只有雄纠纠的无悔。研究生考场设在合肥四中，好几百考生挤在考场外面，寻找贴在墙上名单里的姓名和相应的考场。铃声一响，乌泱乌泱的考生不管无悔还是无奈都进了考场。我做完题目先交了卷，监考的女老师在门口把我叫住，确认了我的姓名后，小声告诉我要往宿舍方向走，说是几排几号有人在等我。我很诧异，我不认识四中的老师啊！结果惊奇地发现是曾老师在等我。或者更准确地说，曾老师早就在墙上的考生名单里发现了我，但是，他要监考的同事等我考完再告诉我。原来，曾老师终于从巢县回到了合肥，在四中任教了，就这样我们互相来往了起来。没多久他同在巢县认识的一位敦厚姑娘结了婚，第二年就添了儿子，还分到ST附近新盖的大板楼的一间房子。都说有子万事足，我去看他的时候一家人都很开心。交往中有一次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原由，一听之下，我呆住了，这分明就是中国版的阴谋与爱情，这分明就是现代版的《云中落绣鞋》（4）。假如冯梦龙今天续写三言二拍，他老人家大概会这样写：

—— 话说红朝太祖开国，四海夷平，万民臣服。这西陲锦官城中有一户书香人家，倒也躲过了王朝更迭的腥风血雨，家道也还殷实。更可喜家中公子聪慧好学，端的是少年俊才。同窗中又有一妙龄美女，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公子同这美女，权称之Z和X吧，两情相悦成了恋人。这公子也是个痴情种子，居然放弃自己原来的抱负，陪着X一起报考了川大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结果比翼齐飞，双双高中，公子还被委以班上少共书记之职，春风得意啊！偏偏新同窗中有位Y郎君，一睹美女心痒难忍。这Y君是个腹黑之人，自忖横插一杠去追X，哪里会是少共书记的对手？何不先靠近Z，再慢慢寻下机会。出身书香门第的Z自幼耳濡目染，极喜谈诗论经。人的爱好都是最佳突破口，投其所好，Y专门拿些新诗古词向Z请教，由此也同目标X热络起来。一日，乡愿大儒臧克家上表乞圣诗于一二（5），叩恩太祖乃万民最爱戴之领袖，也是全世界爱戴的诗人。Y心生一计，拿着这封印发在青年报上的颂恩乞表寻问Z的看法。Z笑曰：臧，阿谀之徒也。Y喜出望外，立刻密告组织，组织自然训诫Z的狂悖。岂料这仅仅是大祸伊始，数月后恰逢圣心大怒，定下了抓右派的指标，不抓Z抓谁？少不得大会批小会斗，除名少共，摘去职务，流放千里之外。可怜X完全没了主张，Y趁虚而入，抱得美人。正所谓：这边厢一句真话，祸贬庐州路两千；那边厢一次告密，仕途美女双比肩！—— 

这段文字自然不及梦龙先生于万一，不过也大抵交待了曾老师的不幸。但是，后来曾老师的叙述却让人非常不舒服：文革后他回成都探亲时，主动去看了XY这对男女。彼时他们夫妇都是系里的领导和老师，据高临下勉强地见了几分钟，就差没有立刻送上闭门羹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他们的冷屁股？是指望他们会为当年的告密和背叛悔过吗？痴人作梦！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6）！古往今来，从未看见用灵魂与魔鬼做交易的卑鄙者会悔过，他们总是正确和光荣，总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是要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宽恕吗？还是要向X表白自己的痴心不改？糊涂透顶！当年高考时你清醒地暗示我，这不是我有资格去爱的国，为什么临到自己却比我还糊涂？你哪有资格去爱已经委身于组织的X！你只是一个比低端人口还要低的贱民，有什么资格去宽恕一个当年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系领导？一个今天仍然高高在你之上的领导！唉，曾老师，曾老师，可怜可悲又可叹的曾老师！  

其实，照亮我生活的第一支蜡烛是吴惠英老师。

遇到吴老师是因为我老留级。四岁被送进了沽衣廊小学，瘦瘦的左校长是个戴眼镜的女的，她喜欢上课时进来巡堂，总是悄悄从后面揪住我的耳朵，调整我看窗外的眼神。真奇怪，糊里糊涂地就这样升到了三上，然后去合肥转学读三下。外婆牵着我的手走进河边的洋桥小学（巢湖路小学前身），三四个女老师像看猴子一样审视我，不相信我的转学成绩单，说我太小。一个老师要考我，问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天成立的。这算语文考题吗？沽衣廊小学没教过；这算政治考题吗？沽衣廊小学也没有政治课。由此，她们决定让我留一级读二下。我想，要是她们问我中国是哪一天成立的，恐怕我会被取消上学资格了。洋桥小学的第一个学期是一场灾难，我听不懂老师和同学zi-gi-zi的合肥土话，也没有人跟我玩。同南京不一样，合肥的小学有大字课，写完大字手上一团墨黑，再到东门大河去洗砚台毛笔，于是脸和衣服都洗花洗黑了。比我大许多的同学们都围着取笑，没有一个人会帮我。这样的一学期后，成绩真的一塌糊涂了，要再留级重读二上。天可怜见，再留级终于遇见了一个喜欢孩子的好老师，我的班主任吴老师。

吴老师园园的脸，像母亲。五三年秋天合肥的小学开始推广普通话，我这个不会合肥话的留级生反而有了优势，学江淮普通话像模像样，经常被吴老师叫起来读一段课文示范。吴老师讲课也好听，难得那年的教材没有红旗和口号，都是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比如寒号鸟白天晒太阳不肯做窝，晚上就冻得不停哀号；比如公鸡不听狗哥哥的话被狐狸抓去，只好哭叫：狗哥哥，快救我，狐狸抓住我，跑过小山坡！入冬的时候，吴老师吃完中饭就拿一本小说坐到教室里，她把早来的同学都聚拢到周围，一边晒太阳一边读小说给大家听。我总是被她拉到身边坐下，她一只手搂住我的肩头，一只手翻看课桌上的书。唉，上个学期还是被大家取笑羞辱的笨蛋留级生，这个学期就成了老师宠爱的聪明好学生，一个七岁的孩子太早领略了人生跌宕世态冷暖。其实，哪里有什么笨蛋学生和聪明学生，全看老师有没有爱心会不会教课而已！但是吴老师跟母亲不一样，会发火会训人，脾气倒像外婆了。有一次上课，我听得非常入神，偏偏同桌的邵同学不断用手指戳我腰想让我笑。我不断推开，他不断戳，于是，连我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弯腰用两手抓住他的手指，张开嘴一口咬下去，他“哇”地一声大哭，手指立刻流血，全班都呆了。情况一目了然，吴老师气得厉声喝令我站起来，再罚我立刻站到教室门外去，等待下课后处理。我觉得很委屈，等到下课后跟着吴老师走进教师办公室，没等吴老师开口就止不住眼泪哗啦啦往下流。还好，没有哭出声，只有泪水流。吴老师只问了一句：知道错了吗？我点点头。奇怪，她只是叮咛我下次不可再犯就要放我走，想了想她又让我停下，从后面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刚出版的小书《枪的故事》，借给我看。这算是安慰吗？这是我看的第一本课外读物了。当时觉得很神奇，不知道“小兵张嘎”是不是就是从这本书改编的？一个小儿童团员，凭着一把木头手枪，打鬼子打伪军所向披靡，只要有1000个甚至100个这样厉害的儿童团员，抗战又何须八年？后来吴老师又专门给我开介绍信，让我去新成立的市少年图书馆办证借书，终于眼界大开，一下子看到了许多好书。那年头我们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翻译出版了东德的格林童话，苏联的立陶宛童话。看书多作文自然就好，于是九岁刚入队就当了这辈子最大的官，一个吴老师封的官名：两条杠的中队墙报委员。顾名思义，我要做的就是每个月在教室后面贴一次墙报。我的字不好，要找字写得好的同学抄写吴老师推荐的作文，再从少年报和家里的新民晚报上剪下一些文章，总是在星期天下午跑到教室里，一个人编排粘贴墙报。为了回报老师的信任和肯定，一个九岁小学生的努力也是拼了。

天有不测风云。五七年初夏的一天，突然语文老师换成了唐老师，班主任换成了教算术的王光琦老师。大家被告知，吴老师犯了大错，是右派，不能教语文了。这真是晴天霹雳！其实王老师比吴老师还要宠我，比如，他连我上课看窗外都当作优点来表扬，说那是因为我已经完全听懂了。但是，我还是想吴老师。学校的家属宿舍就在操场边上，是筒子楼一样格式的一栋平房，吴老师的家就在最靠里面的一间。有一次我忍不住悄悄穿过许多老师的家拐进了吴老师的家，恰好碰见了也是右派的图画课李老师在场，他正坐在那里又吐苦水又发牢骚。吴老师看见我很高兴，她听任李老师自言自语，并不答腔，然后站起来搂住我的肩膀，说：“要好好上课，不要管大人的事，下次不要来了。”吴老师要我不要管大人的事，偏偏其它老师却要把我们拉进这场什么伟大斗争中来。比如上地理课，剪着革命短发的方老师一进教室就把门关上，诱导威胁我们向她报告吴老师平常的反动言论，她会帮我们向上反映。真有几个二百五举手发言，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揭发，我除了向这些二百五瞪眼睛表示不满，没有一点办法。但是，我根本没有资格鄙视这些同学，因为几天后我做了比他们更不堪的事。

不知道是哪个领导，自己斗还不过瘾，又要求我们这些小学生每个班都要开批判右派大会。我被定为班上批判发言人之一。我从报纸上抄了几段交差给王老师审看，他在稿子最后又加了两句口号，无非是打倒之类的狂叫，然后，沉吟地交代：就像念书一样，声音大一点就可以了。第二天会场压抑得无法喘气，先是吴老师和其他三四个右派鱼贯而入，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去，然后班里的女旗手紧绷着脸，挺举着血红的火把旗，小半步，小半步，装腔作势地迈进来；旁边的鼓手跟着挺起胸，木头人一样敲起胸前的小洋鼓，咚咚咚，咚咚咚，破裂的声音比货郎鼓还要难听。轮到我了，我低着头走上讲台，声音低得像蚊子，一边读，一边头垂得更低，只怕会抬头看见吴老师，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下去！这就是我十一岁犯下的第一宗罪，欺师灭祖的大罪！要知道没有吴老师，我可能还会再一次留级，没有吴老师，我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浑浑谔谔的笨蛋！

后来吴老师又被容许上课了，只是不是语文，而是一周一次的手工劳动课。其实就是叠纸，教大家叠小船，叠小房子。每一次示范完后她总喜欢走到我的课桌前多逗留一会，有时看我折叠，有时手把手地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我每一次都羞愧得不敢正视她，只是低头认真地照着她的教法去叠。我是个动手能力极差的学生，但是，因为吴老师教，也学会了用一张纸叠出一个小小的乌蓬船。不久就是小学毕业，毕业晚会是我最后一次同吴老师接触。那天晚上要同另一个同学表演一小段自己编的相声，想不到吴老师负责那晚上所有上台同学的化妆。她细心地用胭脂粉扑在我脸上涂抹，抹完了笑得很开心，问我紧张吗，我摇头说不，她点头称许，说：“对，都是同学老师，不紧张。”然后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了一下。真好！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粉墨登场，是吴老师替我粉墨化的妆！    

然后就每天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上初中，然后就搬到了离巢湖路小学很远的南七，然后就离开了合肥。离开巢湖路小学30年后，又从孤悬海外的小岛回到了伟大的厉害国，在鸠占鹊巢的合肥ST有了一个教职。好像是第二年，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沿着芜湖路骑车又到了阔别30多年的巢湖路小学。本来以为这么多年了，应当早已物是人非了吧？想不到调到蚌埠路小学当领导的王老师还是住在那里。那年他送我考初中是送一个12 岁的小孩，如今回来看他的却是一个年过不惑的大学教授，王老师的激动和高兴不言而喻。我自然会问起吴老师的现状，王老师告诉我，吴老师很早就被送回六安老家了，然后十分踌躇，说，后来她的腿断了。为什么断了？怎么断的？他没有细说，我不敢细问，毕竟，这么多年下来，耳闻目睹了太多太多的地富反坏右被殴打，被自杀，被灭门。仅仅66-67年期间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老师就有1700多人（7）。真不知道这世上除了厉害国，还有哪个民族会从义和团到红卫兵，一浪一浪不断涌现出这样乌泱乌泱的凶残的爱国群众！但是我还是问了为什么吴老师会被划为右派？王老师的回答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因为上面有指标，因为吴老师在六安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一个十几岁的三青团员算什么？小锣啰还是小妖怪？偏偏金口一开，遭殃的多是这些小妖怪小锣啰。

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吴老师和曾老师如今在哪里。是像母亲一样去了天国？还是依旧在厉害国蹒跚而行？你们是照亮我生活的两支蜡烛，烛光下我看见了善良和爱心，更看见了这世上的邪恶和残酷。当年的少年今天已经老态龙钟，枯坐在苦寒之地的陋室，呆望着肆虐窗外的风雪，不免又想起你们。

想起你们，心存感激，心存愧疚，心存思念！

注释

（1）·李商隐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白湖劳改农场在庐江县境内，分东西两大圩，162平方公里，13万亩稻田。1969年12军34师进驻东大圩军垦，西大圩仍是劳改农场。ST、华师大、南大等64，65届毕业生数千人，七零年八月被编成18个连队在此劳动，连长、指导员、排长都是军人。ST、华师大男生编为15连，担任师部营房和造纸厂的装卸搬运和建造。

（3）革命样板戏《海港》，老工人马洪亮对韩小强忆苦思甜，说，用大吊车从船上卸货真幸福，解放前韩的爸爸要用肩膀扛包，踩着跳板（过山跳）下船。（此时响起声情并茂的二黄散板哭唱）：

    “可怜他身负重担，一步一颤，步步颤颤，摔下这过山跳” 

我扛水泥袋的时候，脑子里总回旋起这段优美的唱腔。你要不信，哪天我把这八个字哼给你听。  

（4）《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孟锦云口述，郭金荣执笔，“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9-01-01。

“1975年8月毛泽东去世前看了一出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大意是千金小姐跌落枯井，员外贴出告示，谁救出小姐便许之为妻。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定一位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救出小姐后，在井外的青年为了独占小姐，用大石堵死井口闷杀另一青年，再抱着小姐领赏成全婚姻美事。

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两位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众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众口同声发问为什么？ 毛泽东答道：“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众人不服气，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还说，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他能得到她吗？ 

（5）1956年11月23日，即将出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写了《雪天读毛主席咏雪词》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还有写给毛主席的信： 

亲爱的毛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

（6）北岛：《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7）秦晖：《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 2015 10

  此书是秦晖以前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的一个文集，奇怪的是出版后被禁，从书店收回了。也许是书名犯忌？ 

  北京被打死的第一个老师是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她的大女儿同我一个专业但是低一级，在马钢劳动时分在同一个班组为高炉推原料车。打死她的群体女红卫兵以高干子女为主，她们如今没有一个被追责，相反，个个风生水起。比如，变成了美国公民的宋要武和她的妹妹们，还有刘少奇的小女儿；比如，当了大官的邓小平的女儿。

后记：十几年前写了题目和开头，十几年后写完了。写完第二段，感觉像是跟着母亲的脚印走进了教堂，在神的面前做了一次忏悔。

（黄尘    启于2010， 成于 20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