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毕业生30周年同学聚会，揭开30个人生真相

　   作者：德博拉·科帕根（Deborah Copaken）

　　译者：王培

　　原文发表于THE ATLANTIC 2018年10月24日

　　译者按：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天之骄子们是否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对待人生就像对待芸芸众生，有一种不可一世的优越感，还是说，他们与凡人一样，都会经历和感受同样的喜怒哀乐。我得承认，虽然我还没到大学毕业30年的年纪，但有些内容真是能戳到泪点，害我边翻边泪奔

　　对每个人来说，无论他/她是否读大学，或者无论读的是哪所大学，来到有限生命的中点，你会发现年轻时优秀的学生与当时平庸的学生之间已不存在太大的区别，而生命永恒的母题却成为了大家最关注的话题：突然都关心起死亡来。以下清单并不全面，但却是我在参加哈佛大学1988届学子毕业30周年同学会时所发现的30个大家都认同的人生真相。

　　没有谁的人生一如自己预期，顺风顺水，哪怕是最精明的人生规划者也没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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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成为老师或医生的同学似乎都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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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律师似乎要么对自己的职业不甚满意，要么希望换个职业，但法律教授除外，后者的职业满意度与第2条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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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每个银行家或基金经理都希望找到一种方法，用自己积累的财富回馈社会（有些已有具体的计划，有些还没有）。到了这把年纪，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希望尽快离开华尔街，然后投身某项艺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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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艺术，那些将艺术作为职业的同学对自己的选择最为满意，并且通常也能取得事业成功，然而某种程度上，他们却一直都在为生计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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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金钱不能买来幸福，但在我们班同学会召开前所做的在线调查表明，那些拥有更多财富的同学相比拥有较少财富的同学自认为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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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在线调查显示，我们最强烈的欲望既不是性爱，也不是财富，而是获得更充足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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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声头像”乐队（Talking Heads）（译注：美国著名的新浪潮乐团，1975年组建，1991年解散）的《烧毁房子》（Burning Down the House）当年是我们的班歌，如今到了2018年，我们对它的喜爱丝毫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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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当年最害羞的同学现在很多都是著名校友了，他们参与组织了这次同学会和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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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主动选择离婚的同学似乎在离婚后过得更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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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被动接受离婚的同学似乎在离婚后过得更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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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维持了多年婚姻的同学说，他们也曾处在离婚边缘，一旦挺过来，他们早期不成熟的婚姻关系突然就变得更成熟了。“我一直在竭尽全力经营好婚姻！”一个同学告诉我，她和她丈夫在参加一个特别有压力的婚姻治疗课上，她曾对自己的丈夫这么说道。她说，从那一刻起，丈夫开始理解她：她的不完美对他而言并不是一种侮辱，她的行为也不可能是他的行为的延伸，能时刻与他保持一致。她必须做她自己，正是她的不完美才定义了她是谁。在婚姻最痛苦的阶段，很多夫妇忘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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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校友都认为，年轻时的自己太幼稚，尤其是会轻易论断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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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对每个同学变得更为包容，这种友爱之情贯穿于整个同学会。我们似乎不再只把友情施与我们当年关系最亲密的同学；我们已经加深了对何为爱的理解，试图重新挽回曾经失去的同学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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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我的同学们毕业后取得了何等成就——国会议员、托尼奖（译注：美国戏剧界最高奖项）最佳导演、宇航员——我们在同学会的各种活动中聊得最多的话题仍然是：对爱的渴望、人生慰藉、智识交流、如何成为更好的领导者、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友谊和安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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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养育了孩子的同学似乎都对他们的这一决定深感满意，有些没有孩子的同学很乐意选择这种生活方式，而有些则有些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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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之后与寝室室友再去同一个酒吧喝一杯，其感受会比当年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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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可能，尽量在老友的家里留宿，不要选择在酒店过夜，除非你带着新认识的恋爱对象或者只在当地停留一晚。这些年来，我的有些同学似乎一直在干这件事：住酒店、住酒店、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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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0周年同学会上，几乎所有参加同学会的有配偶的同学都没带上自己的配偶，而是把他们留在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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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大多数同学的膝盖、臀部和肩膀都有劳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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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后，那些毕业后一直嗜酒如命的同学，岁月的沧桑写在了他们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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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女同学在外貌上比男同学保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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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男同学在发挥潜能和领导力方面比女同学做得更好，这真是令人惊讶啊，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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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带薪产假、没有经济能力照顾好孩子会对同学们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受到这类影响的大多是女同学，她们的事业发展受挫，不得不对人生做出妥协，也失去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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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哈佛大学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顶上的吊钟敲响了27下，以纪念毕业后去世的27个同学时，在内心深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钟声在未来30年响起的次数只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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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学为去世的同学合唱了几首纪念之歌，他们从来没为此做过事先排练，但听上去就像他们为此排练了好几周，哪怕在乐队指挥之下他们唱的是原创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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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0岁出头的年纪，同学们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说出真心话，对他人表达感激和友善，以免错失机会。我的一个室友为1984年发生的一件事感谢了我。一个没怎么打过交道的同学看了我写的《红书》（Red Book）——该书记录了我们毕业5周年的活动，其中讲述了我曾经自己打Uber去急救室的经历——他告诉我，他原意为我支付下一次安排救护车的费用，边说还边从钱包里拿出一大叠钞票。“谢谢你的好意，”我笑着对他说，“但我可没有计划很快再次重返急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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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同学学会了坚韧和感激，这些品格鼓舞了所有的同学。“不要为失去她之后的岁月感到悲痛，”我的一个同学在纪念她女儿的悼念会上说，她女儿是哈佛大学2019届学生，于去年夏天去世。“相反，我们要感激她在21年的岁月中所散发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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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经历了生死考验或者仍在面临考验的同学似乎在同学会上最为兴奋。“我们仍然活着！”我对我的朋友说道，他曾经经营了一家健康公司，当癌症扩散开来后，他做了面部一侧的切除手术。当我们想起我们可能差点因此而见不到面时，我们像孩子一样欢笑、嬉闹，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彼此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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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爱不是你全部所需，但正如一个同学告诉我的，“它真的很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