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过上春节，要感谢这位“窃国大盗”​

　   过年好。给您聊聊，春节究竟是在近代政治博弈中“幸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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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即民国二年），一份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上呈的紧急报告，上呈到了刚刚坐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的案头。该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使我国民都得休息。”

　　这是春节这个字眼第一次在中国被提出，算来至今，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

　　朱总长之所以要打这份紧急报告给袁大总统，与此前一年在全国闹得鸡飞狗跳的“废除旧历”运动有关。

　　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上台之后，颁布的头几条政令当中，除了剪除辫子，劝止妇女缠足等外，最重要的就是宣布将立刻废除旧历，而采用公历以便与世界接轨。

　　这样一来，旧历年当然就不能过了。民国政府宣布将“元旦”的“冠名权”从旧历年初一，挪至公历1月1日，于是旧历年就失去了名字，成了一个“非法”的存在。

　　民国政府如此急于改历，一般认为是受了日本的影响。

　　孙中山、黄兴等民国草创者早年都有旅居或留学日本的经历。而日本在明治五年（公元1872年）时就宣布革除从中国学来的旧历，改而推行从西方学的公历，到1912年时已经改了40年，被辛亥革命的志士们视为典范。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弃用中国传来的“唐历”改用“洋历”，并非只为了“脱亚入欧”，而是有非常现实的考量——为了省钱。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曾经过过一段濒临破产的日子。当时，明治政府一年的岁入不到1000万日元，负债却高达1.3亿。说白了就是入不敷出，穷的叮当乱响，天天给慈禧老佛爷上一百单八道菜的“我大清”，那会儿可比日本阔气多了。

　　而不巧的是，明治4年，即1871年，明治政府又跟西方学，对日本发工资的方法进行了彻底改革。

　　以往幕府时代的日本给武士家臣发工资，都是按年发放，被称为年俸，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是，你看古装电视剧里皇帝罚大臣，动不动就是就是罚俸一年，不是皇上心狠，而是当时俸禄就是一年起算。

　　但现在，日本士族没了，社会要脱亚入欧搞工业化，工业化的特点就是人口流动性比农业社会高，所以工资必须按月发放。

　　但问题随之就产生了，从中国学来的那套农历制度，纵有千般好处，但却有一个缺点，就是动不动就要来个闰月（每十九年七闰）。一闰月，政府就要凭空多发一个月的工资。阔气的大清不在乎这点钱，穷酸的日本可受不了。

　　于是缺钱就逼着日本硬把节日给改了。1872年，日本政府发布政令，从1873年起日本全国废旧历改新历。

　　那会儿的日本人也真是比较轴，1872年11月宣布要改历法，同年12月新历法就推行了，日本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告别了他们此前用了1500年的“唐历”。

　　这么一改，日本1872年的12月一下子只剩下了两天，政府宣布干脆这两天也不算了，并入11月。而1873年按旧历本应有闰，改历后也不用算了。这样一来，日本政府仅通过换个历法，就居然凭空省下了两个月的公务员工资……这手剥削社畜的技巧真是玩的溜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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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日本的改历之顺利，是明治维新成功的缩影，那么中国的改历之艰难，则是也算是我国近代革新艰辛的体现。

　　有明治政府的珠玉在前，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时，孙中山总统就想效法之。但他和他的同僚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其执行力远没有日本明治政府那么强，而民间的守旧势力却又远较日本强大，所以政令一出，举国上下一片抬杠之声。结果是1912年1月月1日，只有在南京的民国政府自己小范围的过一把新历元旦，全国老百姓，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依旧在当年的2月18日，即农历初一过了旧历年。这一天全国上下家家放鞭炮，店店关门歇业过年，连在政府上班的职员们都多数请“病假”不到岗。举国一致，把临时大总统的皇皇政令视若废纸。

　　就这样，本来应该给新生民国政府立威的改元革历工程，反而闹了个大洋相。从侧面暴露了新生的民国政府的孱弱无力。

　　袁世凯上台之后，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历法还改不改了？硬改，法令没人执行，继续给政府出洋相。撤销，明摆着宣告政府改革出师不利，今后的工作更没法干了。

　　长考后，袁世凯就耍了这么个小聪明:新历年仍旧是法定元旦，但另行发明“春节”这个节日，安给旧历年。袁世凯还在批准推行春节的命令中特地加了一条：“在公人员，春节可予准假一日。”

　　注意，这里说的是“准假”，在当时的民国律令当中，春节其实仍不“放假”，但如果你是公务员，这天想请假则请便。袁世凯想的很明白，这一天你即便逼着他们来上班，也是磨洋工，索性让他们随便请假算了。

　　就这样，自1914年（民国三年）起，“过年”正式以“春节”的名义被沿用了下来。

　　除了春节，民国三年另一件流传至今的事儿，大约就是袁大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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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惜，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而变得臭名昭著，“春节”就被反袁人士一同反对了（“春节”表示自己很冤枉）。1924年，孙中山再次就提出了废除春节的建议，然而时值北伐战争在即，江山还没打下来，改历法这种事情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到了1928年，国民党击败北洋政府，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完成“统一”，为了体现自己是孙中山事业的正牌继承者，蒋介石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了废除春节的工作中。1928年12月，民国政府颁布《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明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并严禁民间过春节贴春联燃烟花爆竹、互相拜年等一切过年的民俗活动。

　　这使得1929年的春节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过得最为鸡飞狗跳的一个年。是岁，在国民党政府控制力较强的省份，都出现了警察上街禁放爆竹，禁卖春联，遇有关门歇业之店铺勒令其开门的事件。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但正如孙中山时代的临时政府对全国的控制是孱弱的，蒋介石的手中权力也并不如他想象那般强大。他“不许过春节”的政令在大多数地区都遭遇了“软抵抗”。

　　当时北京的《晨报》就曾描述：“就北京一城而论，在阳历新年的时候，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而在阴历新年时候，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

　　湖南则流传这么一份打趣的对联：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讽刺的是，当初启发中国人动了改元念头的是日本人。最终，结束蒋委员长和国民传统这此漫长拉锯战的，还是日本人。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之下，民国政府再也无心就春节的事情与民众折腾了。最迟到1933年 ，民国政府对 各地“不遵训令过春节”的干预完全停止，各地回归旧俗。而日后随着这一节日推行日久，废止春节最终成为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孙中山、袁世凯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物围绕咋过年的这场争夺，其实就是这三个人物的政治哲学缩影。

　　作为激进的革命者，孙中山最重理想，一旦获得机会，就恨不得立刻革除一切旧习——即便做不到，也要先把口号喊出来。结果是，一些事情确实让他办成了，比如推行公历。

　　而袁世凯则是真正考虑实际的滑头政客、他不讲原则，官场油条，但却又最洞悉人性、是能成事的实干家。在处理过年这件事上，他的手腕在三人中也最为巧妙：用一个看似滑头的“春节”，和一天假期。规避掉了官民矛盾。

　　相比之下，蒋介石（至少自以为）是个政治强人，总试图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干成他想干的事儿……当然，他其实能力不够，啥办不好。

　　理想家、政客、政治强人，人类的政治史往往就是在这三种人轮番操弄中曲折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