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农村到德国，我给自个铺出一条命运之外之路

　　我叫欧欣悦，在湖南益阳一个叫苏游村的农村长大，今年47岁，在德国已生活二十余年。

　　从农村到长沙到北京，再到现在定居德国，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转变。命运曾给我一条既定道路，但我没有接受，而是走出了自己的人生。我想，那些年轻时的贫穷、痛苦最终结成了人生果实，成就了今天的我。

　　2020年，德国，朋友为我拍下近照。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家的一切都和泥土相关，全是泥地、土墙、土灶，而茅草的屋顶总是顶不住巨大的风雨，也聚不起热气。湖南的冬天湿冷，侵入骨髓，没有暖气和取暖的东西。

　　我记得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瓢泼大雨使我们的屋子四处漏水，我和外公外婆抱着火炉在床上瑟瑟发抖地取暖。但雨越来越大，水也越漏越多，外婆把家里所有能接雨的脸盆、脚盆，甚至包括碗都用上了，不停地在各间屋子里跑来跑去，刚把这盆水倒掉，那边的碗又满了。

　　小时候的我。

　　在极度的寒冷和贫困中，外公开始抑扬顿挫地吟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最后外公长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时我尚年幼，很多年以后我才能理解这首词的意思，但它深刻地刻在了我早期的记忆里。

　　外公家原本是一个书香门第，对于教育非常看重。但后来家道中落，外公丧失劳动力，家只得靠外婆一个人在勉力支撑，陷入贫寒。虽然穷，但我记忆中从没有过饿肚子的经历，外婆和手巧和能干闻名于乡里，她总能把鸡喂得又肥又壮。每天天不亮就开始起床为我们做早饭，为了孩子们还特意种了许多果树。

　　而重视教育的传承一直没断，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外公已经开始教我背唐诗、写毛笔字。到上小学，我已经背完了唐诗三百首。6岁，我回到了父亲身边上小学。在外婆家的时光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以至于和后来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

　　1998年，我去德国之前和外公外婆的合影。

　　到了父亲的钢铁厂，我与同龄的小伙伴格格不入。他们嫌弃我不会说漂亮的长沙话，只会说乡下的土话，我穿的也是姑、舅穿破穿旧了的衣服，到处都是补丁，既不合身也不好看。男生们更是欺生，总是打我。而爸爸总是不在，他要上班，三班倒。

　　这样的无助与霸凌，也让我学会了自立自强与自救。后来我学会了应对，打不赢我就骂回去，再不行我就向能接触到的长辈告状。自救，也延续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

　　我没有朋友，也没接触过同龄的女孩，当上小学后第一次握住同龄女孩的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原来女孩子的手可以这么柔软和温暖。

　　这样的不合群在幼年的我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我和他们不一样。

　　初中，我与老家的土房子合影。

　　种子在中学开始生根发芽。

　　大多数的同学，都是读完初中，在钢铁厂继承父母亲的职位。一想到父亲那上千度的锅炉和高温的车间，那种千篇一律的工作，我就感觉窒息，我觉得我不能安于此，我的命运将不一样。

　　也因为初二那年，有一次，我听到两个老师谈论，说长得好看的学生往往成绩差，成绩好的通常都不好看，这一语激发了我的好胜心。当其他同学开始青春萌动各自思春时，我将精力专注在学习里，学习成绩也开始拔尖，从高中起，我成为了学校的第一名，能甩开第二名好几十分。我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学习里，晚上学到1、2点是常事，而早上6点就起床去学习，持续了整整高中三年。

　　因为是学校的第一名，高三那年，我拿到了学校保送名额。但家里交不起学费，甚至连火车票的钱都掏不出来，于是我只好选择了最近的有补助的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学当时热门的专业生物。往返于家里和大学的火车上我经常逃票。

　　大学的第一年，我对自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幼年时，家里没有条件，我一直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母亲也有意不打扮我。但没想到上大学后我的追求者不少，学校的青春礼仪小姐选拔赛也把我给被选上了。

　　1991年，第一次做礼仪小姐（左三），接待香港无线电视总裁邵逸夫先生捐赠湖南师大逸夫图书馆。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和外婆都是县里有名的美人，而母亲担心，孩子如果过早地沉迷于自己的容貌，就会影响学习成绩，才故意让我认为自己是个丑丫头。

　　此时身边的朋友都开始谈恋爱。礼仪小姐队里的同学更因为能接触到社会人士，很多人早早就沦陷了，还有人被包养，不少人走上了与我完全不同的人生，但我一直很坚定，不为所动。

　　早在12岁的时候，在生物书上读到，物种分化得越晚越高级，我就告诉母亲，人类也一样，成熟得越晚，未来的层次就越高。长期以来，我都秉持着这样的观点，并不断地接受新知识。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会读更好的大学，但大学以前的家庭条件并非我所能改变。之后的人生，我想，我可以自己决定。

　　大学的时候，我还被选为了舞蹈队的成员。

　　从大一起，我就知道自己要考研究生，我要靠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宿舍和教室到了晚上都会熄灯，我为了能多学习一段时间，找到了辅导员，借用他的办公位。晚上的时候，我就独自到办公室学习，时常学到晚上2、3点。为了节省时间，我也不到食堂吃饭，改为省时间的泡面。

　　我的梦想是北大医学院，彼时还叫北京医科大学，从一个师范大学考到全国顶尖的医学院，难度非常大，所以我拼尽全力。考研成绩出来后，我的总分非常高。就这样，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此时，命运里注定的那条路已经彻底和我分道扬镳。

　　刚到北京的第一年。

　　在北大医学院的三年，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通宵熬夜做实验是常事，也每年都有奖学金。毕业后，我被系里留下来，继续做科研并同时担任助教。如果不出意外，几年后我将继续在系里读博士，再过几年就能当上讲师，之后，我会能成为副教授、教授，前途一片光明。

　　24岁时，我在北大医学院的硕士答辩。

　　但另外一个人生问题又摆在了我面前。我已经过了25岁，在当时的父母以及社会眼里，我已经是个妥妥的“大龄剩女”，每个人都在催促我，给我安排相亲。

　　由于我的学历在当时太高，而同龄的同学们要么早就结婚或者配对出国了，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往往是二婚，所以一直不成。后来甚至连看门的大妈看我的眼神都带有怜悯，还给我介绍了一个扫地的大爷。到最后，我的女性朋友都怀孕休假生产去了，而我还单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扑面而来。

　　长期以来，我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而此时我却被众人可怜，一种前所未有的、被世界抛弃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开始思考是否要去国外。在我毕业的一年多时间里，师兄弟姐妹们全部都出了国，只有我留在了国内。一边是系里稳定的晋升路径，一边是国外的自由，我有些犹豫。

　　在北大医学院当助教时期的工作照。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往美国、德国和加拿大几个国家发了几封申请博士的信件。因为我已经发表了三篇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所以都得到了回应，其中美国、加拿大都给了比较好的条件，德国这边更是主动，第一次面试完后马上约了第二次面试，面完第二次直接敲定了要我。

　　德国这个项目公开发布在《自然》期刊上的，是德国知名企业拜耳药业集团和斯图加特大学合作的项目。他们给我比其他3个项目都丰厚的奖学金，每个月2300马克，也就是1万多人民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奖学金相比我在北医每个月500元人民币的工资，很具有诱惑力，看着前景也很好，我决定前往。

　　出国之后，婚配的压力减轻，但在德国的前三年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我遇到了一个没有人情的导师。

　　导师是一个工作狂。下班后别人都休息了，她吃完晚饭后会又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至晚上十一二点。作为她的学生，我需要比她更加勤快地工作。也就是说，每天早上最晚8点到实验室，然后一直忙碌到至少到晚上8点才能离开，有时要待到10点以后，并且全年周末无休。但并非是所有学生都像我一般，德国本地的学生往往在我到实验室一个小时才到，下午还要喝下午茶，五点左右就结束了工作。

　　到德国的第3个月。

　　导师不让我学德语，后来我才知道，一方面她不愿意我把时间放在实验以外的任何东西上，另一方面，她不希望我与本地学生交流，以防他们告知我德国的法律并不允许像她这样压榨职员，因为她同时克扣了我近一半的工资，用这份工资养了两个大学生做助手。

　　原来，导师之所以招我，不仅仅只是因为我的优秀，更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勤奋，任劳任怨。

　　我也没有朋友。在实验室里，因为我持续的加班，也不参加德国同学们的任何活动，比如一起去食堂吃午饭，一起喝下午茶，这让他们都对我很不悦，觉得我的加班使得他们压力变大了。而90年代的中国留德学生本就不多，除了公派留学生，其他的大多是自费留学生，他们互相攀比谁家更有权有钱，男生们为了抢女朋友大打出手，当时很多人称他们为“留学垃圾”，而我，不用父母寄钱还拿着德国政府给的高额奖学金，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

　　因为孤独、寂寞也因为无助，我几乎整整哭了一年，也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德国社会。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德国的周末超市不开门，没有囤积食物的我，饿晕在公交车上过。本来苗条的我，因为整天在实验室不动，迅速发胖，还一周接一周的生病，刚刚病好几天又继续生病。

　　到第三年，这样的日子越发难以忍受，我也越来越不喜欢导师的人品，而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导师的不讲礼貌。

　　作为博士生，我会给德国的本科生讲课，有一次我正在讲课，台下有20来个学生，导师忘记了她的实验器材放在哪里，以为是我放错了位置，踹门进入教室大骂我，虽然后来她找到了，也没向我道过一声歉。

　　常年的压力和没有朋友让我感觉快要精神分裂。来德国之前，我一直有个坚定的人生理想：小时候母亲给我看《居里夫人传》，我就暗自在心中下定了决心，想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但这两年让我觉得梦碎，一来是重复的工作消磨了我，另一就是，我看到了科研天才和疯子的存在。和我同桌的德国师兄，不仅有着绝佳的科研头脑，更有着疯子般的拼劲，博士学位做了六年，博士论文直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一毕业就直接被拜尔药业收入公司，听说很快就提为实验室主任。反观自身，我自叹不如。

　　退学后，我去散心，在巴黎圣母院前拍照。

　　我向母亲表明了我想退学的意愿，母亲并不理解。我也很摇摆，毕竟已经耗费了快三年时光。而那时，发生了一件在美国的中国博士生卢刚开枪击杀导师，并自杀的事件，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我决意退学。

　　卢刚也是被导师压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觉得自己要么会走卢刚的后路，要么会抑郁发疯。就这样，我失去了两年多的时光，但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我熟悉了德国生活，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

　　重振旗鼓，我想，也不能一无所成回国，就重新申请了博士，因为良好的学术背景，我的申请都很顺利，这次，最艰难的选择是对于项目的挑选。上一任导师给我的阴影太大，我总是害怕再次遇到压榨人的导师。

　　认真挑选了几个医院和学校，数次的面试，最终我顺利地走进了有着德国牛津剑桥之称的图宾根大学，并选择了一个正常的导师。

　　2001年，第二个博士项目，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合作，我去参观。

　　学习工作恢复正常之后，我也开始有了感情生活。在图宾根的第二年，有很多德国本地人追求我，其中不乏富商企业家。后来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第一次见面，他包下了一座城堡与我共进晚餐，这让灰姑娘的我确实对他另眼相看。

　　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资产过亿，家里停着十几辆车，兰博基尼是他泡妞的工具。他每次吃饭，食材都要最新鲜的，从原产地空运。任何奢侈品只要我开口，他都会马上送过来。拥有巨额的财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享乐。

　　最开始，是他的真诚打动了我，他对我非常认真，并非玩乐。但和他谈了半年，我忽然就觉得无聊，那些昂贵的物品带给不了我快乐。我一直以来秉持的奋斗精神和他的享乐主义格格不入，他身边的莺莺燕燕也让我十分不满。我觉得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就和他提了分手。

　　谈恋爱时期，我和他开着他的兰博基尼外出游玩。

　　后来很多人说我傻，说我没有远见，但我没有后悔过，花着自己通过努力挣来的钱，买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更加珍惜，我喜欢这样的踏实。

　　再后来，我遇到了我的先生。他是瑞士人，在隔壁实验室读博士后，非常热爱户外运动。而自小在山里长大的我，一直自称山的女儿，徒步、爬山丝毫不在话下，正合彼此的胃口。

　　我和先生都很热爱户外运动，时常一起攀岩和登山。

　　他的奋斗、他对科研的努力与热爱也让我很欣赏，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恋爱，每天一起早起去实验室上班，然后一起下班，日子过得规律淡然但安心。

　　博士毕业答辩会上，我非常开心。

　　博士毕业后找工作我摇摆了许久。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美国工作，我的父母希望我回国，因为我依旧可以回北大任教。最后考虑到先生，我选择留在了德国，在德国顶尖的一个医药科研公司里工作，并在两年后就很快地升任了公司经理。

　　博士毕业后，我成为医疗器械检查员。

　　而此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作为生物学者，我深知生物的节律，人过了35岁后生育对母亲对孩子都不好，我和先生决定要抚育一个孩子。

　　于是34岁这年，我怀孕了，因为觉得在公司里没有什么晋升空间，我选择了辞职。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以后，我选择了自己创业。

　　我和一岁的儿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想在海外开设分公司，而我有着中国和德国的丰富生活和职场经验，看到了这个市场的潜力，我开办了一个中德文化交流咨询公司，帮助中国的企业落户德国。

　　两边有很多文化差异，德国人很讲究规则与规矩，但中国人总希望可以有捷径走后门，比如想花小钱办大事，例如花重金买下德国的公司后，却贪便宜，聘请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留学生为自己在德公司的管理者，最终让公司陷入困境。而帮助这些公司理解中德差异，走出困境正是我的拿手长处。慢慢地，公司业务逐渐稳定起来。虽不至于极其富有，但我们过得安稳，有滋有味。

　　2019年夏天，我在我家院子里种下的蔬菜生长得很好。

　　如今，我在德国已经很安稳地拥有了一个家庭。儿子现在在上初中，空闲的时候，我会料理我的院子，里面种着蔬菜和水果，每年夏天我们都不用再买菜。我也规律地生活、工作和运动，每周我都会去健身3次，保证身心的健康。

　　在德国的生活非常健康，我每周都会健身三次以上。

　　虽然已经很适应在德国的生活，但始终觉得根在中国。我与先生商量过，再过一些年，我们就可以退休了，回到中国，找一个气候宜居的地方安度晚年。

　　我和丈夫、儿子今年的近照。

　　回想起来，从湖南农村到德国，我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跨越，但跨越并非运气，是我自己稳扎稳打一步步走出来的。

　　我很感谢那些年努力的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铺出了一条既定命运之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