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制度需要有人从背后踢它一脚

　   英国著名电影制作人、纪录片导演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于上周去世，享年79岁。

　　艾普特曾多次获得奥斯卡的提名，也是英国那一代最高产的电影导演之一。提起他的名字，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但他拍摄的纪录片《人生七年》系列，应该给很多代人都带来了人生启发。

工作中的艾普特

　　艾普特从1964年开始跟拍14个不同阶层的7岁英国小孩，请他们聊聊自己的理想生活，此后每隔7年都回访他们，记录下他们生活的变化。

　　2019年，《人生七年》系列第9部《63 Up》上线，拍摄时一位跟拍对象已经去世了。

　　艾普特曾在采访中说，希望自己能在99岁完成《84 Up》，“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还活着，但是如果他们还活着，谁知道呢，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想继续下去。”

　　而他的去世可能意味着，这趟观察人生之旅就要提前告一段落了。

　　有人从背后踢一脚”

　　拍摄《人生七年》的想法源于一句英国的俗语：Give me a child until he is seven,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摄制组试图验证一个人的出生条件即会决定人生走向，以此审视1960年代英国的阶级制度，批判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

　　1964年，《人生七年》第一部的一幕

　　拍摄之初，艾普特还是只一个二十岁出头，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学生，在电视台谋了一份实习生的工作，成为了《人生七年》项目的研究员，他亲自参与挑选了14个7岁的孩子，10个男孩、4个女孩——

　　5位来自精英私立学校，4位来自工薪阶层，2位来自中产阶级，2位来自孤儿院，1位出身农村。

　　他们把来自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的孩子凑到一起，观察他们的行为，并询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对于同样的问题，孩子们有不同的回答。

　　从1964年到2019年，从7岁到63岁将近60年间，孩子们长大成人，有成功也有心碎，成立家庭，经历了结婚或是离婚，有人提前退出了拍摄，也有人在中途离世。每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人生境遇。

　　出身富人家庭的安德鲁剑桥毕业，成为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约翰成为了王室法律顾问，热衷慈善；

　　出身工人家庭的托尼没能实现成为赛马手的梦想，投资失败后开出租维生，杰基身体一直不好，靠领救济金度日；

　　出身福利院孤儿的保罗和西蒙分别成为了电工和工人；

　　......

　　将近60年下来，大部分人的确都没有跳出他们的阶层，走上了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既定道路。一如艾普特所说，“这个系列试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英国社会”，“阶级制度需要有人从背后踢它一脚。”

　　而每个人在长大后身上都有着着童年遭遇的痕迹，性格、遇事的态度很大程度上都受自己家庭的影响。

出身农村的尼古拉斯虽然学有所成，却始终不够自信，认为自己离成功还有很远。

　　艾普特把关于阶级、家庭、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与变化通过镜头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里面有时代的变化、也有个人的选择，这种形式也开创性地影响了后续的很多人。

　　片子的意义已经远超单纯的纪录片，更像是一个视角犀利的社会实验与社会观察。《每日电讯报》说，在它面前，所有的真人秀都显得如此小儿科。

　　我们的人生

　　到底由什么决定？

　　但我们的人生真的由自己的出身所决定吗？

　　艾普特最初是这样想的。他设想把拍成影片拍成“关于那些拥有一切的孩子和其他一无所有的孩子的讨厌作品。”

　　但他慢慢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拍摄“一部关于英国社会阶层的政治电影”，而是“一部正在进行的调查，调查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是如何在快速的社会变革，以及充满偶然与意外的生活中寻找意义和幸福的。”

　　《人生七年4》拍摄现场

　　出身农村的尼古拉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考上了牛津大学，去搞科研；

　　出身中产的尼尔成为流浪汉，又在40岁后经历人生转折，当上了议会顾问；

　　身为私生子的西蒙，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爸爸，想把自己不曾体会过父爱全都给自己的孩子们；

　　......

　　艾普特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都由各种小的意外构成。“所有角色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着美好的时光，也经历着痛苦的时光。”

　　在评分最高的2019年的第九部《人生七年》里，大家都已年过半百，面临着老龄和退休的问题，回忆起过去的人生，苏、琳恩和杰基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他们所预料的更充实、更快乐、更多样、更有趣，“这个世界虽然更不稳定，但裂开了口子，让他们进来了。”

　　而虽然看似大家各自在不同的阶级，但也在抵制节目组一开始试图强加给他们的简单的社会决定论，坚持认为尽管如此，他们仍是自己生活的书写者。

　　节目中也体现了，幸福与否并非全然由阶级决定。

　　艾普特问过每一个人：“你后悔自己没有……吗？”他得到的回答是清一色的“不后悔”。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每个人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找到“让自己感到舒适和开心的事情。”

　　这或许是《人生七年》真正的意义所在，即人们有权利质疑一种简单的社会决定论，打破单一的固化的价值标准。

　　也是导演自己的

　　“人生七年”

　　“对于这部剧集的影响，我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没有人这样做过，这是一个原创的想法。我们有不断前进的灵感和运气，我们追踪了重大事件和社会进步。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期。”在2019年的采访里，艾普特这样总结道。

艾普特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跟拍这么多年，艾普特从二十多岁的青年迈入了老年，和拍摄对象一样，他的人生被以七年为界分割着。在拍摄纪录片之外，他成为了优秀的电影导演。

　　然而，即使在他的事业腾飞，来到好莱坞发展事业后，他仍然每隔七年抽出时间来拍摄一部新片。

　　拍摄片子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初他总是倾向于用刻板的印象评价拍摄对象，紧抓他们的弱点或失败，用尖锐的问题刺激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一开始习惯于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带感情地预言他们的发展。几十年后，我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错误。”

拍摄对象21岁时的合照

　　他也渐渐意识到自己拍摄中女性视角的缺乏。一位女性拍摄对象杰基在《人生七年3》中生气地质问艾普特“我们7岁的时候，职业女性并不多。但是我们到了21岁时，你还是问我们一些关于婚姻和男人的问题。为什么不问我这个国家怎么样？”

　　艾普特与杰基、林恩和苏合照

　　为了增加女性的参与，艾普特开始让男性采访者的妻子参与到拍摄中。此后，他拍摄故事片里，绝大多数都是围绕女性展开的，1979年执导的《阿加莎》，1980年执导的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矿工的女儿》。或许也是受这一时期的影响。

　　当被问到每7年都回去拍摄《人生七年》是否让他反思了自己的人生？他回答道，“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多。”

　　“有时候我也会思考自己28岁、35岁或者其他什么时候的处境。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会反思它是如何影响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话题，我也的确是因此与人们建立了联系。”

　　在他去世后，美国导演工会主席托马斯·施拉姆（Thomas Schlamme）这样悼念他：“身为导演和无与伦比的行业领袖，迈克尔有着无畏的远见卓识。他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事物的轨迹，我们都是他智慧和终身奉献精神的受益者。”

　　《人生七年》艾普特一拍就拍了一辈子，作为一名导演，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清晰地呈现给大家。

　　影片里的每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幸福与否并非全然由阶级决定，而是为自己找对幸福的定义。

　　毕竟，人生总共也不过十几个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