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后，他们和武汉都还留在那里

　   天气阴沉，初冬的凉意已经悄无声息地渗到了每一个角落，这是我在疫情后，第一次路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车子快速开过，尽管只有一两秒，我的心却不由得紧了一下，仿佛是路过什么灾难遗址。不知不觉，一年已过，再看到这个曾身处暴风眼中心的名字时，仍忍不住发愣，不敢相信就在去年今日，几多生离死别就从这里开始慢慢发酵了。

　　在这座城市里，如今很少有人会主动谈及年初的那段时光了，那是心里一块结好的疤，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不愿轻易触碰。

　　“要换冰箱了，你家用的什么样的，推荐一下？”

　　“别的都好说，但一定要够大----疫情期间可起了大作用了。”

　　我曾问老公：“疫情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沉默，再开口时，笑嘻嘻地看向我：“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买鸡蛋都是30个起买了？”我哑然失笑。在弹尽粮绝的日子里，鸡蛋确实是我们家的救命稻草，用一碗蒸蛋安排好一家三口的晚餐，是它在我家最高光的时刻。

　　那场灾难，我们已经不再讨论它，不愿回想它。那些惶恐、悲伤与愤怒，那些深夜的嚎啕大哭，渐渐湮没在自我消解中。那种死亡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惶恐，现在回忆起来却常常恍惚到不真实。有时我会问自己，那段过去真的存在过吗？

　　有人说，人的大脑极为聪明，善于遗忘赋予人一种奇怪的韧性。只是，那场灾难，悄无声息地浸润在每一个曾经历过它的人的心底，在之后每一个诸如买冰箱、买菜这样不经意的瞬间，轻描淡写地跳出来，狠狠地电一下。

李菲

　　我的好友李菲和她的丈夫何凯，在封城后的第二天，除夕的夜晚，开始发烧。

　　他们不是没有离开的机会。何凯老家在外省，李菲早早买好了1月22日离汉的车票，准备去婆家过春节。20日，官方宣布“人传人”后，她和我曾在电话里为“留下还是回家”讨论了近半个小时。

　　最后的决定是留下。李菲在22日早上9点退票，那时距离封城还有25个小时，距离她原定的归程还有8小时。

　　1月24日早上，何凯开始咳嗽，随后低烧，到了晚上，他的体温略略降了些，李菲却开始发烧了。她量了量体温，38度3，心里有些紧张，却又忍不住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没那么巧，自己不会真那么倒霉。她拖着身子翻出药，努力咽下几颗，再督促着丈夫也吃下----何凯仗着自己身体好，平日碰到小病小痛从不肯吃药。

　　一觉醒来，体温并未降下来，反而越烧越高，肌肉都开始酸痛。李菲挣扎着量了体温，已经39度5了。李菲扭头看看身边还在熟睡的何凯，他的脸有些微微发红，探探他额头，烫得吓人。

　　咳嗽，发烧，浑身无力，肌肉疼痛，毫无食欲，上吐下泻。李菲想，大概就是“中招”了吧。她努力回想，试图弄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时候被感染的，可是想不清楚了。过去的20多天，每一个看似平常的举动，都有可能将病毒带到体内。她头疼了起来，放弃了思考，“现在想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她在视频通话里这么说，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劝她赶紧去医院。她摇摇头，声音满是无奈：“能去哪里呢？外面的药店都关了门，家附近的社区医院也没有开，能去哪里呢？那些大医院，你不是没有看到视频里是什么样，不到万不得已，我真的不想去，那儿大概比家里还危险吧？”

　　断断续续吃了好多天药，两人的烧一直没退，病情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他俩开始喘不上气，整日戴着口罩，一人睡在卧室，一人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平躺着，没有力气交谈，没有力气互相安慰，最后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

　　屋里一直是静默的，那种安静让李菲感到心慌。到了必须吃饭的时候，稍有力气的一人起身，简单地煮点面条或粥，分作两碗，但谁也吃不了多少，剩下的不敢扔，要留到下一顿——粮食已经很紧缺了。李菲担心，“不知道是先饿死还是先病死”。

　　后来，何凯去煮面时已经没有力气站在炉灶旁等待了，撑到水煮开，往锅里放下挂面后，就回到沙发上躺下，积蓄力量，等到有力气站起来时，再回厨房去捞起面条。面条往往已经糊成了一锅，但他俩也不在意，因为已经没有了味觉。

　　李菲连喝白水都会吐，她唯一吃得下的是橙子，家里还有一网兜，是原本准备带到火车上的零食，大部分时候，李菲只能靠橙子的酸味来刺激一下味蕾。

　　到了第五天，熟识的医生告诉我，让李菲不要再自己扛了，烧了这么多天，应该没有自愈的可能了，不论多难多怕也要去医院，否则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我哀求着问：“有办法可以帮忙收治吗？”医生低声抱歉，说连本院职工的家属都排了近100人，呼吸科主任的亲戚也没法加塞。

　　我哭着给李菲打电话，让她一定要去做检查。她沉默了很久，用很平淡的语气对我说：“你知道吗？之前除了你们几个的电话，我谁的电话都不想接，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我就想，那就算了吧，也许就是这个劫，能够熬就熬，熬不过去了，那就算了。我已经不想说什么做什么了。”

　　我捧着电话，知道再说任何话都显得苍白无力，那种灾难中自身侥幸的平安，不仅没有给我任何安慰，反而像一副沉重的枷锁，挂着一个铅锤，拉着我飞快地向深水区坠去。手机里安静了许久，只有我的呼吸声和李菲的咳嗽声。又不知过了多久，话筒里终于传来了细若游丝的叹息声——李菲答应我，明天去医院。

　　1月29日一早，李菲鼓起勇气去医院。何凯先是不肯去——他觉得自己的症状在减轻，烧也略略降了一点，不愿再去医院冒风险。李菲略带哀求地说：“就当陪陪我，我一个人去医院怕”，他才勉强同意。

　　没有公共交通，没有私家车，李菲家距离最近的定点医院有1个小时的步行路程。李菲拒绝了我送她去医院的建议，他俩互相搀扶着，一路踉踉跄跄，走不动了就在路边歇息一下或者干脆一屁股坐到地上。本就不短的路程，最后花了两个多小时。

　　医院里的情况和网上流传的视频一样，走廊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一眼望不到头。开CT检查单的小医生眼皮直打架，不时用力地揉眼睛。不知道排了多久的队，李菲终于拿到了检查单的排号：577、578。

　　她迟疑着拉住匆匆赶路的护士问：“现在检查到多少号了？”

　　护士停下，低着头想了想：“100多号吧？”

　　李菲愣住了：“那500多号今天能检查上吗？”

　　护士飞快地摇头：“不知道，还是等着吧，你明天早上来还是要这样排，还得从头来取号。”

　　何凯看着CT检查室门口乌泱泱的人头，听着歪倒在椅子上、靠在墙上的人群不时发出咳嗽声，他崩溃了，压着声音喊：“不查了，我要回家！”便拉着李菲往外走。

　　李菲花大力气拦住他，让何凯去医院大门外等着，她在检查室门口排队，等排到号的时候再给何凯打电话让他进来。好说歹说，何凯才终于答应。

　　李菲心一横，独自坐在检查室门口，戴着帽子，脸上挂上双层口罩，脚上套着鞋套，这是她能想到，也是能做到的所有防护。一开始，旁边人咳嗽一声都能让她吓得发抖，渐渐地，她就走神了，她曾经以为自己会出现的情绪——恐惧、悲伤或者其它，统统没有出现。她将自己的思绪全部放在了医院门外的丈夫身上，不去想自己的现状，反而是一种解脱。

　　她时而怨何凯胆小又不讲义气，将自己一人扔在病人堆里（她竟忘了自己也是个病人），时而又担心室外的环境会不会让何凯刚刚有所好转的病情再加重——1月底的武汉刚经历十余天的阴雨，弥漫着刺骨的湿寒。

　　晚上快10点时，李菲已经在CT检查室外独自等了近12个小时，排号还没有叫到300号。李菲几乎绝望了，当她再次接到何凯愤怒的电话要求回家时，几乎没有犹豫，起身就离开了。她不愿去想在医院白白耗费的一天时间，也不愿去想自己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她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在那个门口坐一整夜，更不能让丈夫在外面站一整夜。

　　“回家。明天也不会再来了，太累了，我什么都不想了，只想回家。”她打电话对我说，语气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路上，何凯的怨气仍没有消散：“我讨厌武汉，我后悔来这个鬼地方。我为什么要跟着你来武汉定居？我压根就不需要经历这些的。如果我有命活下来，我一定要离开武汉，回自己家好好活着。”

　　李菲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刚刚扭头看过去的一眼，就仿佛耗去了她90%的力气。

　　2月2日，在朋友的帮助下，李菲和何凯终于做了CT。3天后，在社区的安排下，他们做了核酸检测。

　　2月7日，李菲被确诊为轻症，何凯核酸结果为阴。李菲跟社区说了丈夫的情况，询问能否给他再做一次核酸确诊一下，以避免是“假阴”。社区工作人员苦笑：“第二次核酸？那你且等着吧，第一轮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测完呢。”

　　两天后的下午，李菲成为方舱医院的第一批入住者；不到两周后，李菲出院，去到一家由工厂员工宿舍改造的隔离点。14天隔离期满，3月7日回家的那天，李菲走在路上看着月光淡淡洒满各处，第一次哭了。

　　然而李菲没有想到，自己的困境并非只在那个冬天。

　　4月，武汉全面解封后不久，李菲所在的公司也复工了，但她等了足足10天，也没收到复工的通知。一直以来隐隐的担心，看来是要成真了，思虑许久，李菲还是给领导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铃响了很久，直到李菲快要挂断时，领导才接起，语气温和：“是的，正准备和你联系的——我们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你刚刚出院不久、身体需要多休息一下，你就安心再休养一个月。你不用担心，生活费我们会按时打给你的。”

　　李菲无奈，但也无法反驳。

　　静等两个月，除了每月工资卡里会按时进来一笔不到2000元的生活费之外，李菲好像和公司所有的同事失去了联系。微信工作群里一天比一天热闹——除了她之外，所有人都正式复工了。

　　何凯建议李菲要不再给公司联系一趟，看下一步到底如何安排。李菲想了想，拒绝了：“如果（领导）有心让我回去，大概早就回去了，何必腆着脸再去问一遍？”

　　何凯坚持了好几次，两人为此爆发过几次大吵，夫妻关系再次降到了冰点。李菲没有了工资，何凯的收入也打了折扣，本就不宽裕的两口子，日子过得更加紧张，每天何凯买菜基本以素菜为主，偶尔买了肉，都要认真地把肉分成几小份放进冰箱冷冻室。

　　在何凯看来，李菲去问公司对她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公司迟迟没有明确表明要‘辞退’，就说明他们还是在犹豫，我们不过是问一问，有什么损失呢？退一万步说，也许求个情就能让公司的态度趋向于留下你呢？”何凯实在无法理解李菲“空前暴涨的自尊心”，“我们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民老百姓，有什么比挣钱、活命更重要呢？”

　　李菲私下和我说，这恐怕是她婚姻里的最大的一次危机了——她有时会回想，自己对何凯的失望来自于何时呢？是生病中何凯对她无端的指责、仿佛她是让他染上病毒的时候？还是那个冬夜，他躲在医院大门外，让自己独自排队的时候？又或者是进方舱前夕，她心生恐惧，随口说：“要是你也能一起进去陪着我就好了”，何凯脱口而出：“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会跟着你去那鬼地方……”的时候？

　　但更疼的撕裂感大概还是来自于此刻。何凯喋喋不休地催促李菲赶紧与公司联系，她常常看着丈夫不停张合的嘴出神，恍惚中会冒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千挑万选打算共度一生的丈夫吗？

　　我小心翼翼地组织着措辞劝李菲：“也许只是何凯压力太大，希望你能分担。你们结婚十几年了，他的为人你也清楚，不要轻易地否定他。不管怎么说，你生病时、出院后，他都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你，最难的时候，他那么痛苦还撑着给你做饭，你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了。”

　　李菲苦笑着打断我：“你知道吗？我常常想如果当初不是我们俩一起生病，而是我先被感染了，他是会留下照顾我，还是第一时间逃走保命呢？我真的不确定。”

　　我一时语塞，李菲却轻笑出了声：“算了，其实也没必要细想，我也不可能为这个和他离婚吧？那就这样吧。”

　　顿了顿，她低着声音又说：“可是，真的忍不住会想啊，我有时闲下来无事，就会翻来覆去地想，如果我以后出了什么事，他会不会再一次丢下我呢？”

　　耗到6月，公司终于来找李菲了，先是部门经理，再是总监，最后是分管副总，都是一个要求：公司经过综合考虑，觉得你的能力不太能匹配现有岗位，希望你能主动提出离职。

　　李菲忍不住气笑了：“能力不适合？我他妈在这个岗位做了3年多快4年了，你现在跟我说我不适应岗位？”

　　这是李菲在这家公司这么多年第一次爆粗口，许是不习惯一向淑女的她突然如此讲话，所有人都愣住了，气氛变得微妙。安静了许久后，副总徐徐开口：“李菲，平心而论，公司待你不薄吧？你生病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所有力量去帮你找药找床位，你不记得了？大雪天，胡经理跑去你家给你送药你不记得了？半年来，你的生活费没有一天迟打给你，你也不记得了？我们共事这么多年，都是有感情的，你困难的时候我们尽了全力帮你，公司现在难了，你能不能体谅体谅公司呢？”

　　李菲的眼圈红了，她一直记得几个月前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同事为自己做的事，可是，“当初雪中送炭的是他们，现在落井下石的为什么还是他们？”

　　她努力将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逼了回去，声音有些发抖：“你们的帮助我一直记得，我也能理解你们，真的，我能理解你们现在很怕我。”

　　她抬头看向屋子里的其他几个同事，他们都微微有些尴尬。李菲接着说：“其实是不是公司经营困难，我就不和你们争辩了，来公司前我也打听清楚了，公司一个人都没有裁，除了我。”

　　“来的路上我也想清楚了，如果大家都介意，我留在公司也没意思，我可以离开。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我现在的状况你们也清楚，接下来工作估计会很难找，我只求你们一件事，请公司辞退我，而不是我自行辞职，这样我起码可以在找工作的期间领一份失业保险。”

　　这大概是李菲在公司这么多年言辞最激烈的一次了，她一口气说完想说的话，屋里又安静了，谁都没有出声。最后，人资经理打破了沉默：“这个，你也知道，你的情况比较敏感，如果公司辞退新冠的患者，传出去对公司名声有影响，希望你体谅……”

　　话到最后，气氛越来越沉重，李菲低着头不想开口，对方也都缄默着。在时间拉长到所有人都快失去耐心的时候，副总终于动怒：“你不愿主动辞职也行，那就考虑调岗还是更换工作地点吧，我们商量好了后通知你。”说完他就起身，头也不回地出了会议室。

　　李菲伤感地对我说，其实她知道，如果公司真的下了决心，有数不清的办法让她最后扛不住主动辞职，但是她总不愿相信事情会到那一步：“相处了这么多年，总归应该还是有点感情的吧？何况，我做错了什么呢？”

　　半个月后，领导们出了最后的方案：公司继续给李菲发2个月工资，五险一金照常缴纳，期间不用上班，8月底去办理离职手续，按自行辞职处理。

　　经理压低声音告诉李菲，这是他和总监一起向副总求情了好久的结果——按副总原本的意思，是要调她去远在汉南郊区的分公司，岗位也将调整为专员级别，“路上单程2小时，工资4500，做不了一个月也会自动辞职了”。据说，副总在讨论时义愤填膺：“她完全忘记了我们当初对她的帮助，公司不需要这样不懂感恩的人！”

　　我问李菲接受吗？她说：“接不接受也没办法，如果真那么调整，我可能也真得辞职。算了，那就这样吧。这两个月工资也能抵上好久的失业保险了吧？”她的声音里透着勉强的雀跃，“想开点吧，坐在家里休息两个月还能领钱，可以了。”

　　但强撑的兴奋没有坚持多久，又迅速低落了起来：“我以后怎么办啊？以现在武汉的招工行情，加上我这样尴尬的年龄，还有我的病，我可能找不到工作了吧。你说面试时，我说不说自己生过病？说了，可能没有公司会要我，不说，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都不敢去想，想一想就觉得好绝望啊。”

　　劫后余生，似乎是一个充满了庆幸和美好感的词，可是很少有人认真去想，在劫难中千疮百孔的人，将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人生。

　　李菲病愈后，主动献了血。

　　她常常回忆起在方舱里的那段日子，虽然睡不好、上厕所很痛苦、里面总有人为各种琐事吵架，有哭、有骂、有闹……但她却常常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不自觉地回忆：

　　隔壁床的大哥，父母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就相继感染新冠去世，他自己也是重症，在医院里躺了不知道多少天，直到转为轻症住入方舱。一开始大哥不爱说话，一张口就哽咽，到最后离开之前，他给医生和护士深深地鞠了两个躬。

　　“再隔壁的隔壁床”的女孩，不过20岁出头，一家三口全病了。她爸爸重症在医院，妈妈在另一个方舱，她常常哭着给爸爸打电话，却一直联系不上。每次说起爸爸，女孩的眼泪就流个不停，李菲和其他病友只能劝她平静一点、心情好一点。

　　女孩在方舱里做了3次核酸、2次CT，CT结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没多久，人就转走了。李菲常常想起女孩，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父母有没有回家，可匆忙间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什么都不知道。

　　女孩搬走后，住进来一个50来岁的阿姨，泼辣爽利，声调高亢，快言快语，在武汉话里，这类阿姨有总称，叫“嫂子”。嫂子很健谈，时常拉着李菲聊天，问她为什么还不要小孩。但嫂子最爱的还是和护士聊天，她拉着常照顾她的两三位护士，喜滋滋地给她们看自己儿子的照片，说自家住在江汉路，“那是好位置，武汉最热闹的地方啊”，一遍遍强调让护士以后到她家去玩，“最好能嫁到我们家！”

　　所以当病友们号召去捐血时，李菲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原本没多想，意外的是，不久之后一个病友告诉她，有家公司在奖励捐血的人。李菲半信半疑，第一个反应是“该不会是骗子吧？”但上网搜了搜，确实查到一则不起眼的新闻，一位企业家拿出300万，奖励捐献血浆的康复者。

　　李菲犹豫了许久，害怕是骗局，怕上传的个人信息被人利用做坏事，但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没想到1个多月后，竟然收到了1万元钱。

　　她看了看银行卡的余额，想了半晌，不知道该配出哪一种表情。

　　武汉解封后，我的生活忙得一塌糊涂，与李菲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人到中年，与许多朋友们的见面都开始以“年”作为单位。粗心的我一直没觉得“见面”对李菲的重要性。直到10月，我动了一场手术，李菲在视频通话中犹犹豫豫地问我：“我想去看你，可以吗？可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提这样的要求。”

　　她小心翼翼的口气，让我的心里狠狠地颤动了一下，懊恼迅速爬满了整个胸腔。我飞快地回答她：“现在医院不让探视，等我出院了，我们第一时间出来约个下午茶！”

　　“好的。”她温柔地笑了。

茉莉

　　在之前的2020年计划中，茉莉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搞定女儿的小升初。去年9月，升上六年级的女儿成绩优异，一直是茉莉的骄傲，她给女儿规划的目标是武汉最好的初中——武汉外国语学校。

　　没有想到，2020年对她来说，竟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2月18日，在武汉的疫情已渐渐趋向可控，茉莉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此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对方告诉她，她母亲被感染了。

　　茉莉的母亲今年74岁，两年前曾经有过一次中风，康复后生活能自理，但不能买菜做饭，更无法照顾80多岁的老伴。茉莉有两个孩子，都在读小学，平日工作、家庭已经让她分身乏术，因为担心行动不便的父母在家，只好将他们一起送到养老院。

　　茉莉的母亲性子随和，没什么要求，父亲对养老院的要求特别高，几番折腾都不满意，最后茉莉多方打听寻找才来到现在这家。老两口住一间房，日日相伴，和在家时没太大区别。有时母亲和父亲吵了架，一般当面不说什么，转身就偷偷跟茉莉打电话告状，说要搬走，“不要再和老头子住一起了”。

　　2月14日，母亲开始身体不适，吃饭都是父亲喂的。茉莉在后来说，母亲照顾了父亲一辈子，好在，在生命最后的几天，她终究是被照顾的。

　　茉莉送母亲去医院入院，2月21日凌晨母亲走了，19号的时候，母亲还在微信家庭群里说话，这是她在微信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茉莉下一次再见到母亲，已经是春天了，她去殡仪馆领回骨灰。

　　母亲是个快乐开朗的人，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茉莉带着孩子们去养老院看她，那时的母亲有种小女孩般的虚荣。茉莉说，她穷尽自己的想象，也没能想象出最喜欢热闹的母亲去世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

　　母亲刚进医院时，父亲一天打好几遍电话给茉莉问情况。一开始茉莉不敢说实话，总是斟酌着一点点地透露，言辞含糊不清，父亲也不紧着追问。后来茉莉实在扛不住，说了实话，父亲的反应却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大——父亲沉默了几秒钟，开口说：“那几天，我给你妈打电话，她都关机了。”

　　接下来，父亲就再没有说话了，显然，有心理准备。

　　茉莉后来难过的时候，父亲安慰她，说母亲先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父亲说，虽然一辈子都是他被老婆子照顾，但自己却总忍不住担心，怕自己不在了，以后谁来照顾她。“她身体也不好，退休工资也没有多少，要是走在我后面，会很遭罪”。

　　养老院里来来去去都是老人，生离死别常见。之前茉莉去养老院看父母，总会发现上次打过招呼的老人不见了，细细一问，总忍不住唏嘘，父亲反而淡定，只说这样走了也不是坏事。茉莉想，对于死亡，父亲比自己看得开。

　　很早以前，茉莉闲来无事时曾和父亲探讨过，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要不要插管，要不要抢救。父亲说不要，很平静的样子。但是茉莉没有和母亲讨论过，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

　　2月19日，茉莉给母亲送去丙球蛋白后，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煎熬。她反复地想：“还能做点什么”——听说当时疗效最明确的就是康复者血浆，她发动了身边所有的力量去寻求血浆。然而就在她焦急万分的时候，接到了医生的电话，母亲病程发展之快，根本等不到她求助的结果了。

　　母亲病危的时候，医生表示不建议插管，说这样的状况，抢救几率不高，但言语间也暗示着，“如果你坚持，我们也会冒险一试”。茉莉没有吭声，早年她读过一些关于临终关怀的文章，自认为在这方面特别理智，最终没有插管。

　　母亲走后，没求到血浆和放弃插管的遗憾，成了茉莉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日日萦绕着她、折磨着她，让她每天晚上都不想入睡——因为每天早上，之前好不容易接受的一切，在醒来的时候又要经历一次。茉莉忍不住去关注和查看那些插管成功的案例，因为每多一例成功，于别人是欣喜若狂，对于她就是鞭挞和煎熬。

　　茉莉把母亲的东西从医院领回家，父亲也被查出感染了。送父亲去病房时，父亲因为病房没有马桶而大发脾气，茉莉劝阻父亲大呼小叫后，不停地向医护们道歉——茉莉知道，父亲是在为母亲最后的时光感到难过，但他说不出口，只能乱发脾气。

　　医护们倒没有太在意，笑着说：“没关系，反正一句都听不懂”。茉莉这时才发现，整个病区都被江苏的医疗队接管了，满屋的吴侬软语，给病房的焦躁情绪降温不少。

　　临走时，茉莉担心父亲的坏脾气，但庆幸的是，父亲同病房的两个“小伙子”——一个70岁一个58岁，对于父亲来说他们都是“年轻小伙子”——很热心，在电话里远远地说：“放心，我们都会帮你照顾好他的。”

　　茉莉随后被送去隔离酒店，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情绪中。她时而打电话给父亲询问情况，时而视频女儿追问复习进展，一刻都不愿让自己闲下来。但事情终究会有忙完的时候，空下来时，茉莉很认真地把酒店发的装方便面的碗一个个摞起来，摞成一座“金字塔”。她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仔细地堆砌，不让那座小塔倒塌上。

　　金字塔终于倒下了，茉莉停顿许久才打开手机，翻出母亲近期的照片，一张张地细细看，看着看着，她甚至笑了——母亲的好多照片都是在吃吃吃。

　　茉莉抬起头：“每一天都在认真生活的老妈，下辈子也要这么快活哦！”

　　4月武汉解封之后，茉莉去殡仪馆取回了母亲的骨灰，一路上的车龙蜿蜒看不到首尾：“这样的情景，谁都不要和我说‘胜利’。我听不得这个词。”

　　也许是因为母亲走的时候她不在身边，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茉莉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她常常梦到母亲又好好地回来了，梦里的她欣喜若狂、如释重负。后来，办了一部分后事，茉莉开始接受事实，但是还是会常常梦见母亲。不同的是，每次母亲一出现，茉莉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母亲节的前两天，茉莉又梦到了母亲。母亲站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她走近去认出了母亲。那一瞬间，她又清醒地知道了这是梦境——梦里的她很淡定地对母亲说，你往前面走几步吧，到亮一点的地方去，我好好看看你就行。

　　母亲节的时候，茉莉第一次意识到，今年不需要绞尽脑汁去琢磨送母亲什么礼物了。

　　牵扯的琐事太多，一直到9月，茉莉才回到老家安排好母亲最后的悼念仪式和葬礼。她特意选在了母亲农历生日的那一天。

　　“生日快乐，老妈。”茉莉轻轻地自语。“下一次，在梦里请站到最亮的地方。”

　　老家的路边，还有没有下市的莲蓬摆着摊卖，茉莉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往年夏天去养老院看望母亲时，她常常记着买点新鲜莲蓬。因为母亲总说，养老院里什么吃的都不缺，独独莲蓬不太好买。茉莉每次都买了一堆，和母亲一起靠在床边，一边剥了吃一边闲闲说着话。

　　那次，茉莉驻足摊边看了许久，商贩招呼她：“要吗？”她犹豫了一下，终于摇摇头，走开了。

　　母亲去世后，茉莉关注了十几个新冠逝者的家属，但她们彼此从没有主动联系过，只是日常默默看着各自的记录。这世界上本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在遭遇相似的人那里，茉莉才能找到些许的共情。痛并不一定是歇斯底里的嚎啕，也许只是卑微地在梦里能看清楚就好。

　　茉莉女儿的备考也因为筹备她母亲的后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最后以2分之差落榜。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和女儿的入学后，茉莉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没过两个月，11月下旬时，父亲后遗症发作，再次送进ICU抢救3天才转入普通病房。截止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茉莉的父亲已在医院住了大半月，氧气管一直没脱下来过。

　　“太魔幻了。”茉莉哈哈地笑着，“我这辈子的倒霉事都挤在这一年了吧？”

　　妈妈

　　从1月到6月开始，妈妈都没有走出家门一步。

　　1月15日，妈妈的老同学们还在一起吃了年饭，饭后去唱歌，那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惯例。几天之后，一个同学突然在群里说自己生病了，要去住院，一边说一边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这个同学住院后没两天就封城了，此时的同学群里，无论大家怎么呼喊，都没见那个同学的回话。再次收到消息时，是“人已经走了”。

　　这件事对妈妈的打击很大，她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十几天前还好好地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的人，转眼间就没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沉默不语，情绪就像从树枝上掉到地上的松果，一路往下滚落。难过的时候，妈妈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小花园里，那里全是她的宝贝，有时她就静静地看着一朵花发呆。

　　4月4号公祭日，妈妈正在忙着手里的活，突然听到一阵长鸣的防空警报，愣了好几秒，她才意识到这是全国默哀3分钟的时刻。广场半降国旗，汽车长鸣笛，许多人开始低声哭泣。

　　妈妈找出纸钱——那是原本准备在除夕晚上烧给过世的外公外婆的——晚上，她去到小区的角落，小区原本禁止在居民区内见火星的，但那个清明，处处可见烧纸后剩下的白色圆圈。

　　妈妈将纸钱分出一摞，用石块画了一个圈，念叨着同学的名字。纸钱焚出猛烈的烟气，迷得妈妈的眼圈都红了。

　　相伴近半个世纪，她怎么也没想到竟不能送老友最后一程，悲伤呼啸而至，她努力眨了很久的眼睛，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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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解封了，妈妈却迟迟不肯出门，是不敢，也是习惯了。

　　爸爸比她的活动范围略大一点，但也仅限于去小区扔垃圾和取回团购的菜。在我远程指导过几次后，爸爸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团购”、“接龙”、“付款”、“取货”等一系列麻烦的流程，有时还会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政府发的惠民菜，一个小区就分了100份，我一下就抢到了1份，老爸现在手机玩得溜吧？”

　　小花园是妈妈在上半年的时间里唯一一处能呼吸到自由空气的地方，她在花园里仰着头看天，看云，看飞鸟，低下头看花，在那样的时候，日子才没有那么难熬。

　　家旁边有个小公园，平日里我最喜欢去那儿，那里总是热气腾腾的：晨跑的青年，跳舞耍剑的婆婆们和高谈国际形势的爹爹们，还有孩童们咿咿呀呀玩闹个不停。隔离的时候，我时常跑去楼顶的天台，远远地隔空看着它，看它空荡荡的样子。树的叶子兀自不管不问地长着，枝繁叶茂。

　　6月，公园重新开放，我第一时间走了进去，路边的野草已经长到小腿肚那么高了。一位60来岁的老爹爹正在开着机器除草，他头发花白，衣服随意撩起，卷到肚子上。路过时，我听到伴着除草机的轰鸣，是他的放声高歌：“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

　　苦劝爸妈出门而不得的我，后来终于强行将他们拖到了江滩去透透气。那是疫情之后，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走出家门。

　　江滩上的人不多，沿途的防灾帐篷随处可见，仿佛战场后的余悸。在武汉的街头，随处可见那些帐篷，在各个小区门口，在大街小巷的路口，笔直地站立着，如勤勉的士兵。帐篷一直没有撤走，和武汉人脸上的口罩一样-----曾经最炎热的酷暑时，口罩已经有些戴不住了，但武汉人却依然认真地将它们带在身边，有的半拉到下巴，有的套在手臂上，随时能重新戴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极了武汉人现阶段的生活态度。

　　尽管解封已有2个月，但除了必须出门上班的年轻人之外，街上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老年人更是不多见。和我的父母一样，那场来势汹汹的灾难，对他们的精神层面的摧毁似乎比年轻人来得更彻底一些。在经过了最初的漫不经心后，恐惧更快更狠地攫住了他们的心，许多老年人更想躲在家里，似乎那是他们最后的安全堡垒，能抵御世间种种难过。

　　初夏的江滩很美，路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偶有几声鸟叫声传来。习习的江风里，是湿润的江水气息，天上的云低低地压下来，好像快要下雨的样子。爸妈并排走着，像初生婴儿般好奇地打量着周围，江水，芦苇，垂柳，渔船，一切都静谧而美好，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温柔地回应着我们的注视，仿佛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我跟在爸妈身后，看着他们的背影，扭头看着身边的一颗梅树，鼻尖竟有一点点发酸，今年的梅花还都没看过呢，梅子却已经结好了。

　　妈妈和我絮絮讲起闲事，说起姨爹家的妹妹，2月里感染为重症，妹夫也关在了隔离点，其他人千辛万苦买到的丙球蛋白，却没法送去病房。妹妹的病房在遥远的同济中法新城院区，离主城区有近20公里，姨爹听了二话不说，披上件一次性雨衣权当防护，就要骑着电动车去医院送药，被大姨拼命拦住。

　　大姨红着眼睛吼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大的雨，你骑20公里的电动车，你60多岁的人了，身体受不受得了？你去到医院，感染了怎么办？你自己不怕，不为这个家里其他人着想吗？”

　　姨爹不应，只在家里烦躁地转圈：“我不去送药她怎么办？她是我亲妹妹啊！我妹妹快要死了啊，我怎么能不去管她？”姨爹越说越激动，发出一阵类似嘶吼的哭声，这是大姨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我忍不住插嘴问妈妈：“她儿子呢？他不能去送药吗？”

　　妈妈沉默了半晌，摇摇头：“别人家的事，就别管了。”

　　我有些忿忿不平，妈妈却很平和，长叹一口气：“古话说了，从来只有藤缠树，不见树缠藤。”

　　好在姨爹的妹妹最终治愈出院了，她说这是老天留她一条命。儿媳快要生了，如果到时小夫妻不嫌弃，她就要去给他们带孩子，如果嫌弃，就给钱，住最好的月子中心，买最好的玩具。

　　尾声

　　有人问，这座城市究竟遭受了些什么，抱歉，谁也无法给出答案的全貌。每个人，都只能支离破碎地拼接出身边的伤痛和力量，悄悄愈合那些大大小小的伤口。

　　曾经恐惧的战栗，曾经暗夜里的哭泣，总会被慢慢舔舐，痊愈，或早或晚。

　　只是，永远不要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