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靠抵制你挡不住

　　这不是文化自信的问题，这是社会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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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平安夜，咱们说说圣诞节的事儿。

　　眼下，虽然很多人喊抵制，但圣诞节是抵制不住的。

　　我第一次隐约意识到这一点，是在2008年的平安夜。

　　那一年我因为在上海读书，因此有机会到徐家汇天主堂去见识一下。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最震撼的一个场面，不是弥撒中的一些仪式，而是牧师的一个要求：

　　他说：“今天是圣诞节，上帝普爱世人，因此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请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无论相识与否，都向你身边的人，送上一句圣诞快乐。”

　　当时，整个大教堂里，顿时响起了一片互道“圣诞快乐”的声音。

　　当时的我作为一个“沪漂”，也有半年没回家了，能跟旁人互道一声节日快乐，感觉特别温暖。能跟这么多人一起过节，更是从没经历过的。

　　很巧，中国抵制洋节的思潮，大概也萌芽于同一时期——

　　2006年，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等几个在京机构的左派知识分子坐在一起瞎聊，因为“痛感”圣诞节等洋节在国内有抬头的趋势，就联署了一个倡议书，号召中国人“抵制西方文化侵略，慎过圣诞节”。

　　这个做法在当时看，就是个行为艺术。

　　随后的这些年中，随着“洋节”在国内越传越广，抵制洋节的呼声也同步推广，2018年的时候，终于有学生穿着汉服上街打横幅，要求“中国人只过中国节”了。

　　而这两年，看到“民气可用”，一些地方政府又开始下场，参与到了抵制洋节的行动中去。

　　但在“抵制洋节”越喊越凶的同时，过洋节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前年平安夜那晚，我在北方某大城市，突然想回忆一下大学时的感觉，就去了当地的教堂看了看。

　　但到了门口，我就被义工劝了回来，因为当天教堂里已经太满了，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已经挤不下了。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真相，在一片抵制中，圣诞节其实越来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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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圣诞节这样的洋节，会在各方的合力喊打下越传越广呢？

　　我不得不说，在这个问题上，幻想靠“抵制”就能收效的人，又犯了激进主义者那种想当然的错误：

　　他们以为节日就是个文化宣传品，弘扬哪个，抵制哪个，老百姓照着过就行了。

　　但事实上，节日其实是供给每个人的“精神商品”，人们过节，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某种精神需求。

　　以“精神商品”的定义来衡量当今中国的传统节日，你会发现，中国传统节日的“要素”是严重单一化的：我们现存的所有传统节日，几乎都是以“阖家团圆”为核心展开的，重在处理、协调亲族内部关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不信你就点点看：

　　春节，吃饺子，阖家团圆。

　　元宵节，吃元宵，阖家团圆。

　　清明节，上坟祭祖，阖家团圆。

　　端午节，吃粽子，阖家团圆。

　　中秋节，吃月饼，阖家团圆。

　　重阳节，登高望远，阖家团圆。

　　冬至，又吃水饺，还是阖家团圆……

　　有个老外曾经拿着这种中国节日表来跟我打听各个节日之间的异同。

　　他问我一个，我就说，这个节我们吃啥啥啥，然后“with my family”，

　　再问我一个，我又说这个节我们吃啥啥啥，然后“with my family”，

　　再再问我一个，我又说这个节我们又吃啥啥啥，然后“with my family”……

　　解释完了后，人家老外得出俩结论：

　　第一，你们中国饮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啊。

　　第二，你们中国人除了with your family，就不需要别的社交了吗？

　　看见这洋鬼子对我的“文化输出”不买账，我当时就义愤填膺，气急败坏想冲上去咬他。

　　但还好，我忍住了，我知道自己不能这么不讲理——“文化输出”不成，就冲上去乱咬，那岂不是跟“抵制洋节”的愤青们一样了吗？

　　不是说“阖家团圆”这个核心不好，但请你假设，自己是一个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学习或工作的“某漂”，这种清一色的“阖家团圆”节，能满足你的精神生活需求吗？

　　中国当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的“原子化”。

　　一个青年，告别自己的故乡，来到北上广等城市谋生，平时的生活就举目无亲，谁都靠不上，到了过节的时候，你再让他“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就不是一种精神抚慰，而是精神折磨。

　　当然，某些比较传统的人可能会选择一过节就践行“阖家团圆”的准则、不计时间和经济成本回家探亲。

　　他们脱离了原本生活的那个对他们有用的社交圈，回乡去跟那些与他们已经几乎不认识的宗族成员经营关系。这在实践中，会让他们感到极度疲劳，而从经济效能上讲，也是一种浪费资源。

　　当代中国青年普遍觉得传统节日过得“太累”，就是这个道理，这些高度单一化的节日跟他们的需求已经严重脱节了。

　　而这个时候，洋节就插了进来，刚好满足了这些青年们除了家庭之外其他的精神需求。

　　我们先不去讨论圣诞节等洋节的宗教成分。至少在现实实践中，由于这些“洋节”的玩法更能帮助年轻人就地寻找精神慰藉，并完成社交。

　　它们过起来方便，过起来开心，过起来随意。所以年轻人愿意过。

　　在这些节日中，一个在现代大城市读书、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可以不去触碰自己“举目无亲”的伤疤，而直接与周围的朋友、同学、同事、情侣产生联系、融洽关系。

　　所以他们会不可避免的卷入这场“过洋节”的大潮当中去。

　　简单点说，中国传统节日面对“圣诞节”等洋节的“战败”，就是因为它们不配适后城市化时代年轻人的社交需求——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快，一二线城市各种“漂”青年的越来越多。就地过节、就地社交的“洋节”因为更能满足这些年轻人的社交需求，所以才会越传越广，这与是否“崇洋媚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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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国的传统节日，为什么如此单一化，都强调“阖家团圆”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时代，孟子和墨子同样主张人应该爱他人，但对于应该怎样去爱，他们有争论。

　　墨子所主张的，是“兼爱”，他主张“爱无差等”，即人应该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爱自己的邻人，再像爱自己的邻人一样爱世界上的所有人。

　　所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

　　这个理论其实特别像基督教中“彼此相爱”的那种教诲，但它在中国，最终被另一种思路所打败了。

　　与墨子针锋相对的，是孟子。他打出的是儒家“仁爱”的旗号，主张“爱有差等”。

　　孟子更令中国人信服的论证：人和人之间就是亲疏有别的，我们肯定会爱父母胜于爱兄弟，爱兄弟胜于爱远亲，爱远亲胜于爱邻人……

　　这套思想，在当时的儒法辩论中，最终战胜了墨家的兼爱，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来用以构建社会组织体系的主流理论。

　　我们抛弃了“爱无差等”而选择了“爱有差等”，在当时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立足的劳动组织，就是农村宗法社会。而农业协作，一般就是基于亲戚血缘关系展开的。

　　你过年期间走亲戚访问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二伯、五叔、七舅姥爷什么的，他们很可能在来年农忙的时候帮你一起收拾庄稼。所以在节日里去走走亲戚、联络一下感情是非常必要的，这几乎就相当于现代公司里的“团建”。

　　与此同时，古代大一统帝国也要利用这套“爱有差等”来构建其合法性，帝王们要求臣民们像爱父亲一样爱君主，像爱家一样爱国。这些叙事，都是从儒家的“仁爱”观中生发出来的思想。

　　与中国相比，西方最终在宗教、商业文化等背景的助力下，选择的却是“兼爱”。

　　相比于儒家，基督教推崇的那种“普世之爱”很类似于墨子的“兼爱”思想，它确实不能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提供协作加成，也无法为大一统君主提供“爱君如爱父”的合法性。

　　但它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它提供了宗族社会被拆散之后重新组织的合法性。

　　这一点美国这样的新大陆国家体现特别明显。美国最早的殖民者们，很多都是只身逃难到此，再怎么拖家带口也不可能把整个宗族搬过来，但由于基督教所倡导的爱是“兼爱”式的，他们到了新大陆后“每逢佳节”，就不用做“倍思亲”的愁苦，直接去教堂就可以了，只要还有同教信仰者，自有人与他们同乐。

　　“兼爱”的模式，天然的更适合工商业文明展开，因为工商业协作的对象大多是陌生人，这一模式，更有利于他们建立互信。

　　而这种趋势，也促使了圣诞节这样节日随着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勃兴，进一步强化其社会属性。最迟到1843年查尔斯·狄更斯写《圣诞颂歌》的时代，西方的节日已经开始做配适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

　　至今经过近200年的转型和磨合，它们已经高度的融入了现代社会中，相比于我们“亲亲尊尊”的传统节日，更适于“弱关系”、平等人群之间交际和表达善意。

　　最典型的例子，前不久，哈工大的“感恩节事件”，宿管阿姨因为自费送了学生们一盒费列罗巧克力而被一个学生威胁举报其“过洋节”。

　　这个事情发生后，很多舆论都说这个学生上纲上线、不知好歹，说的很对。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疏于讨论了——这位阿姨显然没有“传播崇洋媚外思想”的动机，那她为什么要选择感恩节这个她自己也并不熟的节日，向学生表达善意呢？

　　很显然，是感恩节这个节日的名字和它所包含的理念，让这个阿姨感到了这是一次融洽与同学之间那种“弱关系”的机会。

　　如果你一定要让阿姨在传统节日给同学送温暖，不是不可以，但由于传统节日自带的那种“家族感”，阿姨这样送，很容易就被理解成想跟同学们建立一种“类亲属关系”，双方都会觉得很别扭。

　　类似的情况的，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中随处可以见到，越是在大城市，年轻社群的交往中，我们越能感觉到，融洽非亲属之间的关系，“洋节”要比“土节”给人感觉自然的多。

　　你在圣诞节送人个礼物，大家都觉得很自然。

　　你等清明节再送，大家会都觉得你是神经病。

　　这不是崇洋媚外，这就是各自节日自带的文化属性使然。

　　我们不得不承认，像感恩节、圣诞节，这种西洋节日帮人更好处理“非亲属关系”。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至少目前是没法供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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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闭眼空谈抵制过洋节的人，都没搞成清楚真正的逻辑关系：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让人们产生了过“阖家团圆”之外的社交节日需求，而后洋节才会涌进来，填补这个空缺。而不是洋节来了，我们才有了这个需求。

　　而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就是跟社会的需求作对，不管你打着什么旗号，这种遏制都是徒劳的。所以洋节是抵制不住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迎合现代人需求，我们也不必过洋节，改造一下传统节日就可以了啊！

　　这个思路不是不可以，但执行起来会特别别扭。

　　比如“七夕”，原本也是“向天乞巧，吃巧果，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但这几年就被成功包装、改造成了“中国情人节”，完美适应了现代公众的需求，是目前传统节日改造中唯一成功的案例。

　　但这样的改造，到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还是篡改？这又是个扯不清的事情。

　　所以最简单最省心的方法，就是不要搞这种劳什子，直接把洋节引进过来为我所用就好，“拿来主义”是最方便的。

　　文化之所以需要交流，正是因为任何一个文明思维都不可能是全面的，必须互相借鉴和引进。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真正的盛世，几乎都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和互融。

　　佛教进入中国后，僧侣们曾经也曾要求信徒都过“佛诞节”，儒家知识分子也曾反对。但后来如何呢？现如今，有几个人还记得腊八其实是佛诞节，也是“洋节”？

　　不管过什么节，都坚信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我们的主体文化不会因之改变。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当然我知道，即便我写了这么多，依然有人会说：你们的需求我就是不管，我就是要抵制过洋节！

　　……

　　那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你现在过得双休日，严格说来也算个洋节：星期日之所以要休假，就是因为西方人要空出这一天到教堂去做礼拜，所以它又叫礼拜天。

　　连着它一块抵制了吧，别休周末了。

　　周周007，多能弘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传统美德”？去干吧！

　　敢跟全社会的需求作对，累不死你……

　　PS:今天的稿子就这样，祝各位圣诞快乐，无论您信不信教，这对现代人来说，都是个调解情绪的好节日。

　　今天的音乐，是日剧《朝五晚九》的插曲《圣诞歌》，我觉得在对洋节态度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兼收并蓄，化为己用，方是大国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