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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出生,爸爸就离家了。
我三岁的时候,爸爸回来过一次,待了一个月。就是那一次,妈妈怀上了妹妹。
之后再也没有消息。
我问妈妈,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而我没有?
我生于1948年。9岁以前,我和外婆,还有妈妈一起住在安徽瀛洲乡下。小我四岁的妹妹,断奶后便一直寄养在大姨妈家。
1956年,妈妈去了绩溪县缫丝厂上班。我留在乡下,跟着外婆。
我12岁的那一年,外婆去世了。
我回到绩溪县城,和妈妈一起生活。妹妹继续留在大姨妈家里。
妈妈很辛苦,每天下班还要种菜、种芝麻,维持生计。我放学后,会帮妈妈烧饭、洗衣服。
每周六,妈妈都要我从县城翻山越岭,到乡下的大姨妈家给妹妹送粮票和衣服。
县城到大姨妈家要翻几座山,曲曲折折要走六个多小时。
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常常会有蛇和野猪出没。冬天的时候,山风乌啦啦吹,像小刀割在脸上一样。雨天路滑,常常摔得浑身是泥。
我常常想象,我的爸爸,他长什么样?我长得像他吗?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如果爸爸在,我们一家就能团聚,我也不用翻山越岭去看妹妹了。
这条路遥远又孤独,我和妈妈在这头,妹妹在遥远的那头,一趟一趟怎么走都走不到头。
我从未想过,在这条走过无数遍的山路上,有一天会有奇遇发生。
而就是那次奇遇,改变了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
离县城比较近的这座山,山顶上有一座凉亭。每当快爬到山顶,筋疲力尽的时候,一抬头望见凉亭出现在正前方,都好开心。
凉亭里住了一户人家。夏天的时候,他们每天烧凉茶,免费给来往歇脚的人喝。
我气喘吁吁坐定下来,一大碗凉茶喝下去,这一路奔跑的恐惧和疲惫便消解得差不多了。接下来都是下坡路,下山后,再走一段路,就可以回到县城了。
那个星期天,我像往常一样,看完妹妹后,从大姨妈家返回。
从晨曦初现,一直走到烈日当空,我走得大汗淋漓。
走了半天,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人,是个老伯。他正在爬坡。似是走得久了,看他步履沉重,走走停停。
爬过这个长长的陡坡,就到山顶了,凉亭就在前方。我加快了脚步。
我追上了老伯。
老伯看到我,转头和我打招呼。我一愣。
老伯个子很高,瘦长身材,一袭黑布长衫,雪白的胡须长长地垂在胸前。
老伯问我:小姑娘,你是哪里人呀?
我说,我外婆是瀛洲的。老伯说,他丈母娘家也是瀛洲的,他刚刚从丈母娘家返回。
老伯问我去县城做什么?我说我妈妈在县城缫丝厂上班,我在读小学四年级。
老伯问我:你爸爸呢?
我说,我三岁的时候爸爸就去香港了,一直没有消息。
老伯很诧异,说:还有这种事啊?我女儿在香港当记者,我可以叫女儿帮忙登报找你爸爸。
家里有一本地图,地图上写有爸爸在香港的地址和名字:周国云,九龙尖沙咀汉口道四十九号A 香港灯饰公司。
这个地址,我一直记在脑海里。
我和老伯边聊边走,终于走到了凉亭。我们在凉亭里喝完凉茶,又歇了一会儿。
老伯伯姓汪,他认真记下了我爸爸的名字和地址,又记下了我和妈妈在绩溪县城的地址。
我爸爸周国云,祖籍宁波,1919年生在上海。12岁当学徒,跟一个老板学做艺术灯罩。
三年学徒结束,15岁出师。因为吃苦耐劳,好学又聪明,老板很赏识他,带他去香港发展。
1942年,日本人占领香港,爸爸23岁。他从香港一路逃,想逃回上海。结果逃错路了,逃到了安徽屯溪。
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打工一路逃,最后逃到了绩溪,经人介绍,进了龙川缫丝厂打工。
我妈妈章萍仙,1921年出生在安徽瀛洲,也在巢丝厂打工。
妈妈生得端庄大方,性格开朗,干活一把好手。
我爸爸讲一口普通话,长得儒雅俊秀,白皙斯文。他见过大世面,却又谦逊好学,在厂里人缘很好。
两个年轻人心心相惜,彼此爱慕。
爸爸托人上门说媒。
外婆不同意,说小周是外乡人,人又长得这么好看,女儿交给他不放心。
被拒绝后,爸爸也不放弃,天天跑到外婆家,苦活累活抢着干。对妈妈,则是千依百顺,万般宠爱。
妈妈性格刚烈,极力抗争,发誓这辈子非周国云不嫁。
外婆终于被两个年轻人的诚心打动,应允了婚事。
1945年,父母成婚。父亲对母亲承诺,这一生不离不弃,白头偕老。
婚后,爸爸带着妈妈回到上海居住。
我看过那时妈妈的照片,烫的大波浪卷,紧身旗袍,高跟鞋。一个安徽农村长大的女孩子,被我爸爸宠成了上海滩的时髦太太。
爸爸牵着妈妈的手,逛遍了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帮助她慢慢融入上海的生活。
1947年,爸爸的老板兼师父,回到上海找爸爸,希望爸爸再回香港帮他。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撤出香港。香港一片疮痍,百废待兴。
此时,我已经在妈妈肚子里了。
一边是师父需要帮助,一边是老婆和孩子需要照顾,爸爸很为难。
爸爸和妈妈商量。妈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师父需要支持的时候,自然应该全力支持。
于是,爸爸带着妈妈回到安徽瀛洲,向外婆申请,他要带上妈妈一起去香港。
外婆坚决不同意。她想,如果女儿一起走了,这么远,世道这么不太平,估计很难再回来了。女儿留下来,女婿不管走多远,迟早是要回来的。
1947年农历十月,在我出生前一个多月,爸爸收拾行囊出门了。
看着即将临盆的妻子,爸爸抚摸着妈妈的肚子,满眼泪水。他说,孩子在冬天出生,无论男女,都是我们的宝贝,就叫冬宝吧。
寒风凛冽,薄雪初盖。爸爸一步三回头,万分不舍,雪地上的脚印一步一步伸向远方。
妈妈挺着大肚子,望着风雪中爸爸的背影,扶着门框泪流不止。
临走前,爸爸在外婆家旁边租了房子,安顿好妈妈。在一本中国地图册的空白处,写上了香港的详细地址。
此后,妈妈总是准时收到爸爸寄来的信和钱。
妈妈不识字,收到信后要托人念给她听。回信,也要托人代笔,心中思念无法尽诉。三言两语,无非说说家中平安,勿念之类。
我出生的时候,瀛洲下起了漫天大雪,天寒地冻。
妈妈难产,在冷如冰窖般的床上挣扎了三天三夜,疼得死去活来。
接生婆吓坏了,以为我和我妈都活不了。外婆急得跪在门口,又是烧香又是磕头,求菩萨保佑我们母女平安。
当我终于哇哇坠地,我可怜的妈妈已是奄奄一息,泪水流干。
1948年1月10号,农历1947年11月30号,小寒后四天,我伴随着纷纷扬扬的大雪降生。取名周冬宝。
妈妈马上托人写信告诉爸爸,生了个女儿,取名冬宝。
那封信辗转到香港,已是一个月后的春节。
爸爸很高兴,非常想念妈妈想念我,但那个年代没有照片,他只能在梦中想象女儿的模样。
爸爸嘱咐妈妈,不要太辛苦,他会寄钱养家,让妈妈好好照顾我。
一晃三年,等到爸爸回家,我已经是个三岁的小姑娘了。
腊月里,临近春节,突然有一个我没见过的陌生男人出现在家里。
这个男人西装革履,拎着箱子,风尘仆仆,我从未见过,却又像很熟悉。
他进门来,放下箱子,一把抱起我,叫我冬宝。
妈妈一愣,脸上是惊喜,眼眶里却不断地涌出泪来。
我想挣脱这个人,妈妈却说:这个是爸爸,叫爸爸呀。
三岁的记忆我已经有些模糊了。外婆告诉我,我只吃白饭不吃菜,爸爸用筷子打了我,要我好好吃饭不挑食,才有营养。
爸爸在家待了三个月,又去香港了。他和妈妈商定,他先去安排好,就来接妈妈和我。
这一去,便断了音信。
那是1950年。对于安徽一个小山村的妈妈来说,香港犹如另一个世界般遥远。她托人写的信一封一封全部被退回。
妈妈一字不识,想要去香港寻夫,犹如登天。
爸爸不知道,他回来这一趟,妈妈又怀上了妹妹。
十个月后,妹妹出生。
爸爸的信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妈妈要养我和妹妹,还要付房租,只能去开荒种地、种菜、种芝麻卖。
妹妹几个月大,脖子上背上长满了脓疮,没法睡,痛得一直哭。
妈妈白天晚上都只能把妹妹捧在手上。妹妹哭,她也掉眼泪。
妈妈捧着妹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天亮走到天黑,又从天黑走到天亮。
房东是一个小脚的太太,老公没了。看妈妈太累,她也帮忙抱抱妹妹,给妈妈换换手。
没钱上医院,听别人介绍,妈妈带妹妹找到一个乡下老医生。医生用小刀把妹妹身上的疮一个一个划开,脓水放掉,再敷草药,才慢慢好起来。
我感冒发烧,没钱吃药,妈妈给我扭痧,脖子都扭肿了。
周围的人都劝妈妈改嫁,说媒的人络绎不绝。
外婆也劝妈妈,说周国云永远都回不来了。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怎么活?赶紧趁年轻改嫁吧。
妈妈把说媒的人轰出去,和外婆大吵一架。她说:我谁也不嫁!周国云只要活着,一定会回来的!我们感情这么好,他不会丢下我的。
说完,妈妈砰一声关上门,抱着我们姐妹俩放声痛哭。
大姨妈没有子女,妹妹断奶后,便放在她家寄养。大姨父和大姨妈都很爱妹妹。
1956年,缫丝厂的老板邀请妈妈回县城上班。我留在乡下外婆家。
1960年,我12岁,外婆过世,妈妈把我接回身边。
三年自然灾害,到处都是挨饿的人,妈妈想尽办法省下口粮给我吃。可是,还是吃不饱。
我们到山上摘野果子吃。摘的人太多了,很快连生的野果子都看不到了,树皮树根都被剥来吃掉。
缫丝厂的职工,饿极了就吃蚕茧里的蛹。我吃不下,妈妈担心我饿死,就用蚕蛹去和房东换一点山芋藤,加一点点米烧给我吃。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生活才稍微好一点点。
我是1962年夏天在山上遇到老伯的。期间,老伯也来家里看过我们。知道他姓汪,但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不好意思问。
一年后的一天,汪伯伯突然急匆匆地来了我家。一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就知道,我爸爸有消息了。
果然,他拿出一封信,是我爸写来的。
汪伯伯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念给我们听。
原来,他女儿帮我们在大公报上登了好多次寻人启事了。位置太偏,爸爸前几次都没看到,那次终于看到了,抱着那张报纸大哭了一场后,马上写信来。
爸爸说,他当年回到香港,很快,局势紧张,香港和大陆就不能通邮了。他写了很多信,也给我们寄过钱,都全部被退回。
这些年,他一直在打听我们的消息。不管多忙,他每天都要看报纸,关注大陆的消息。
看到大陆三年自然灾害,他整天担心我们会饿死,夜不能寐。
他常常仰天长叹,后悔当时没有执意将妈妈带走。他非常自责和内疚,这些年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爸爸的责任。
他甚至以为,我和妈妈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每逢佳节,都会望向大陆的方向,遥遥祭拜,心痛不已。
看到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平日里沉默内敛的爸爸高兴得大喊大叫,又哭又笑。
爸爸迫不及待想看看我们。
妈妈找同事借了一件花衬衫,带着我和妹妹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寄给爸爸。
妈妈在信中告诉爸爸,你留在大陆的不是一个女儿,是两个女儿。小女儿叫周宝琴。
就这样,我们和爸爸又联系上了。
我十岁才读书,只读到初二,1966年我初三,文化大革命爆发,没书读了。
爸爸写信说,他在想办法回来。
知道爸爸要回来的消息,妈妈高兴得每天脸上都像开了花,常常干活干着干着就哼起了歌。
十六年,妈妈整整等了十六年啊。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都在等待中流逝了。
生活的磨砺,岁月的煎熬,让曾经如花朵般娇艳的妈妈变成了一个沧桑粗粝的中年妇女。
只有她的爱情,她对爸爸的爱,依然永葆青春。
所有人都告诉她,你的丈夫永远不会回来了。但她始终坚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对她承诺过,要白头偕老。他不会食言的。
爸爸是1966年秋天回来的。
妈妈要上班,让我去接爸爸。我不敢一个人去,叫上了大我六岁的表哥。
爸爸从广州先乘火车到杭州,再从杭州坐七个小时的汽车到歙县。
我和表哥从绩溪坐车到歙县。
绩溪离歙县有60里路,一天只有一班车。得在歙县住一晚。
枫叶红了,银杏黄了,沿途秋色绚烂缤纷。深秋的凉风里,我却紧张得有些冒汗。
自我记事以来,我从未见过爸爸,更没有叫过爸爸。爸爸这个词,是萦绕在我脑中无数次的想象,一个陌生又向往的词汇。
我不知道,见到爸爸,第一句话应该跟他讲些什么?爸爸,又会跟我说些什么呢?
下午,我和表哥等在车站。
爸爸的车到了。乘客依次往下走,一群穿着蓝布衣服的人后面,下来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手上拎了一个皮箱,四处张望。
我把表哥往前一推,说,那个是我爸爸,你快去。我一溜烟躲到墙角去了。
表哥走上前去询问。
爸爸表情有些失望,问:冬宝没有来吗?
我才扭扭捏捏地走出来。
爸爸看到我,笑着拍拍我的肩,说:冬宝,都这么高了。
我像触电一样。这就是妈妈日思夜想的丈夫,我想象过无数次的爸爸。
断了十六年的血脉通电般连上了,暖流在我心底漫涌。
我的爸爸原来这么和蔼可亲,这么年轻帅气。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很害羞,涨红脸,低着头不作声。
汽车站旁边,就是一个小旅馆。我们一起走向小旅馆,很快我就放松了。
在小旅馆里,爸爸问我家里的情况。
爸爸听得眼泛泪光,说:你妈妈太辛苦了,你和妹妹一定要孝顺你妈妈。不孝顺我没关系,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对妈妈好一点。
爸爸也讲了他在香港的情况,他一直在灯饰公司做技术员。
老板的女儿丈夫去世后,老板看上爸爸的吃苦耐劳和善良,撮合了他们。
我在香港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第二天,我带着爸爸回到绩溪县城的家。
妈妈一下班就匆匆赶回家,走得太急,满脸通红。猛一推开门,看到爸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像决堤的江水一样哗哗淌下来。
爸爸看到妈妈,马上站起来奔到妈妈面前。没有拥抱,没有语言,两个人就那样站着,泪眼模糊地看着对方,任泪水哗哗哗地流。
妈妈哽咽着轻声说:没有人相信我,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爸爸流着泪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我的眼泪也涌出来。
我把门轻轻关上,退了出去。
等我再回来,爸爸妈妈已经烧好饭了,说说笑笑,就像老夫老妻那样。
爸爸给我们买了金耳环金项链、新衣服。还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相机。
白天,妈妈上班,我上学,爸爸哪里都不去,待在家里搞卫生、洗衣服、烧饭,什么都干。
晚上,他和妈妈就像有说不完的话,分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各自的生活,他们都一点一点交待给对方,毫无保留。
他们看向彼此的眼神,就像有星星在闪烁,少男少女般深情。
这一次回来,爸爸待了半年才回香港。他有两个家要养,他还要回去上班。
从此后,每年夏天爸爸都会回安徽待几个月。
在香港的时候,他又像以前一样,常常写信和寄钱回来。
他赚的钱,一分两半,一半给香港的太太,一半给我妈妈。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自己非常节省,每次回来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但给妈妈买燕窝、人参、金器,给我们买衣服和零食都毫不吝啬。
文化大革命期间,爸爸每次回来都要按政府规定路线走,先从香港到杭州,再从杭州到合肥,必须去合肥登记一下,再到绩溪。
回来一趟,千辛万苦,绕一大圈。
但爸爸还是坚持每年回来,不辞辛苦不怕麻烦,也从不抱怨。
有几次,他把香港的弟弟妹妹一起带回来。
香港的弟弟妹妹从香港到绩溪这样的小县城,也丝毫没有觉得不习惯,拉着我妈妈叫妈妈,就像从小生长在这个家庭里一样。
妹妹宝琴14岁的时候,我们把她从大姨妈家接回家,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爸爸每次回来,街坊邻居的男人们都会来我家讨烟抽。
爸爸话不多,笑眯眯地拿出烟一人发一支,万宝路。那些人天天来,爸爸天天发,直到发光为止。
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时候,舌头在喉咙里打转,我怎么也叫不出“爸爸”两个字。
后来,每次爸爸要回香港,我和妹妹都会抱着他哭,舍不得。
爸爸除了给予我们浓浓的父爱,也一直在弥补,对妈妈未尽的深情。
特别是妈妈,每次爸爸要走的前几日,她就开始抹眼泪,爸爸也是眼睛红红的。看着让人心碎。
一到春天,妈妈就开始掰着手指计算爸爸的归期。好吃的一样一样给爸爸准备好。
1968年,因为有海外关系,我和妹妹同时都要下乡插队。
1969年,我结婚,把名字改成了当时很流行的“青华”,周青华。
1980年,爸爸从香港给我们寄了一台14寸的彩电。整个县城都轰动了。
家里每天晚上都早早排满板凳,一条街的人都来看电视,客堂里挤得密不透风。妈妈总是热情地招呼大家。
1983年,我把妈妈送到广州,爸爸到广州来接妈妈去香港。
那是妈妈第一次,也是唯一次去香港。她要去看看爸爸工作生活的地方,看看爸爸另外一群亲人。爸爸的亲人,就是她的亲人,她一样爱他们。
妈妈在香港待了三个月,和香港的那位妈妈,还有弟弟妹妹都相处得很好。
爸爸带着妈妈到处玩,拍了很多照片。
大陆居民最多只能停留香港三个月。临走前,妈妈和香港的妈妈约好,明年香港的妈妈到安徽玩。
没想到,第二年,香港的妈妈就生病去世了。
1987年,爸爸退休后,老板派他到深圳的公司当师父。
爸爸把妈妈带在身边,细心照顾,把妈妈宠成了公主。仿佛要把十六年缺失的爱和关怀,全部弥补回来。
那几年,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形影不离,走哪里都手挽手,每天说不完的话。
从深圳回来,香港的弟弟患直肠癌去世了,爸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安徽。
爸爸特意带妈妈回了一次上海,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手牵手带她去逛南京路、淮海路、外滩。
香港的翠媚妹妹生了五个孩子,常常带着小妹夫,还有孩子们到安徽来看望爸爸妈妈。
香港妹妹(右二)带着五个孩子回安徽,左边抱孩子的是我先生,最右是我
我和妹妹都结婚嫁人了,爸爸妈妈住在安徽,相濡以沫,非常恩爱。
他们选了一块墓地,给自己做了一个双墓穴生坟,打算百年之后合葬,永远都不再分开。
家里的活,爸爸总抢着干,有好吃的,总要让给妈妈。一会儿看不到妈妈,他就要到处找,像丢了魂一样。
爸爸说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前半生,他没有照顾好她,余生他要好好守护妈妈。
妈妈眼角眉梢都是笑。他说年轻时候吃的苦,是时代的问题,爸爸没有错,现在自己就像生活在蜜罐里。
妈妈闲不住,做点手工活,爸爸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
仿佛在欣赏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
没事的时候,两个人就这样并排坐着,静静地不说话。偶尔对视一眼,笑意盈盈,藏不住的幸福和满足。
爸爸有两个爱好,喜欢吃滚水生鸡蛋,喜欢喝咖啡。
每天早上起床,妈妈都会给爸爸打两个生鸡蛋。早饭吃好,一杯雀巢咖啡马上给爸爸冲好。
我们都庆幸,妈妈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错过半生,还有余生。
如此相爱的一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两地相思。现在终于可以相依相伴,再不分离。
1991年,家里的电线老化。爸爸爬楼梯上去修,梯子不稳,摔下来,脑溢血。
我让妹妹把爸爸送到杭州。
爸爸出院后在我家住了一个月。从开始手不听使唤,筷子都拿不住,恢复到可以帮我烧饭。
爸爸接到电报,很早之前在香港买的房子要交房了。爸爸说,这次回去,把东西收拾一下,以后都不再去了,和妈妈就在安徽相伴终老。
爸爸回到香港,每天都会到香港的妹妹家吃晚饭。
那天,爸爸像往常一样,吃好饭回家。
一个小时后,妹妹打电话去,家里没人接,不放心,马上赶过去。
爸爸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已经走了。
收到香港妹妹发来的电报,妈妈根本不相信这个消息。
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妈妈哭得几乎昏过去,说不可能不可能,他说过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明明商量好,余生都要相伴,再也不分离的呀。怎么能独自一个人先走了呢?
爸爸曾给香港的妹妹交代过,有一天他走了,他要葬回安徽,和安徽的妈妈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1991年11月,香港的妹妹和妹夫把爸爸的骨灰从香港送回来。
我和先生带着女儿一起去笕桥机场接爸爸。
又是深秋的季节。离人秋最痛。
我18岁第一次到歙县去接爸爸,也是这样的季节。
那一次,我看到的是满山缤纷秋色,心情紧张又兴奋。
这一次,只有阴沉沉的天,寒意深重,万物失色。
再也看不到那个西装笔挺的爸爸,拎着箱子,笑容满面向我翩翩走来,轻轻唤我:冬宝。
我哀伤欲绝,一路哭到机场。
爸爸一生辛劳,颠沛流离,吃尽苦头。从小当学徒,经历抗战逃亡,后又承受和妈妈半世分离之苦。
爸爸有情有义有担当,在乱世中拼尽全力养活两个家,让两位妈妈,还有子女都过得很好。他一生都在勤勤恳恳付出,直到生命的最后。
爸爸妈妈如此相爱,无论战争、自然灾害、文革,千山万水千难万险都无法将他们分离。
而妈妈对爸爸的爱,一诺千金,不离不弃,不屈不挠,终于等到他归来的一天。
他们的爱情,让我仰止,也引以为傲。他们的爱能穿越时空,他们用一生的际遇和相守,诠释了“爱情”两个字真正的涵义。
爸爸才72岁啊。他是太累了。一生奔波,终于可以歇息了。
我等在接机的地方,望眼欲穿,又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
11月杭州的傍晚已经很凉了,妹妹脸色苍白地抱着爸爸的骨灰盒走出来。骨灰盒装在一个白色的袋子里,袋子上盖着一块黄色的布。
我肝肠寸断,不停地哭喊爸爸爸爸,但是我的爸爸,他再也听不到了。
一个月前我送他走,他说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却是永别。我都还来不及尽孝,他就再也不给我机会了。
妹妹挽着我说,姐姐不要哭了,这一个月,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你要保重身体,家里还有妈妈要照顾。
我和妹妹抱头痛哭。
骨灰送回安徽绩溪,爸爸和妈妈相爱的地方。
按照农村的习俗。我们置办了棺材,将爸爸的骨灰放在里面,停放三日,请师父为爸爸超度诵经。
妈妈守在棺材前哭了三天。
四十四年前,妈妈怀着我,流着泪在这里送爸爸出门,去香港打工。一别数十年。
分别的日子里,妈妈靠着爸爸对她的爱和承诺,熬过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他们深爱彼此,深信对方,再难的日子也终究是有盼头的。
在乱世中苟活下来的他们,珍惜团聚的每一天。
这一次,妈妈哭着送别爸爸,却再也盼不到最爱她的那个男人披荆斩棘归来,继续守护她。
妈妈就像被抽走了魂魄,不肯吃不肯睡,失神地坐在那里喃喃自语: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在旁边,听得心碎。
安葬完爸爸,妈妈一下就萎靡下去。
她常常坐在家门口,望着长街那头发呆,盼望着爸爸会突然拎着箱子从那头笑吟吟向她走来。
怕妈妈寂寞,我们给妈妈请了保姆。
爸爸走后,香港的妹妹依然常常回来看望妈妈,待妈妈,就如亲生女儿一般。
妹妹经济并不宽裕,却传承了爸爸对我们的爱,每次回来都要给我们买很多礼物,每个人都有,从金器到衣服,到食物,样样俱全。
因为我们听粤语困难,她就拼命学习普通话。
2001年,爸爸离开整整十年,妈妈吸血虫病复发,引起肝腹水。
2002年,大年初四,妈妈也走了,追随爸爸而去。
我们打开爸爸的墓穴,把妈妈轻轻放在他的身畔。
爸爸妈妈终于可以相拥长眠在青山绿树丛中,但愿他们可以生生世世长厢厮守。
倾心爱一场
我和青华阿姨的女儿汪琳是好朋友,很早以前就听她说起过外公周国云和外婆章萍仙的爱情故事。
她说,小时候,她和姐姐穿的裙子都是外公从香港买回来的。
在这个流行情感速食,离婚率居高不下的时代,周国云和章萍仙的爱情就像一个童话。
那个时代,极少有安稳的人生,却常常有坚贞的爱情。
有情人早已仙逝,归隐苍山。他们的一生,女儿青华是见证者。
于是,我缠着青华阿姨给我讲一讲,周国云和章萍仙的爱情。
2019年的深秋时节,桂花已落尽,秋风寒意重。
我在她家里,从下午一点到快六点,听她一点一点回忆过往。
一张一张翻看旧时照片。从黑白到彩色。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岁月。
还有那些没有机会被相机记录的,无法言说的沧桑和苦痛,一日一日一夜一夜漫长的思念和等待。连起来,就是周国云和章萍仙半世相守,半世相望的爱情故事。
人生这条路,从来跌宕起伏,难有平顺。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们,在岁月这条长河里浮浮沉沉,经历的悲欢离合,绘制出了一幅真正的时代命运图谱。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一条河流,最终汇聚成了历史的大江大海。
多少亲人咫尺天涯,匆匆一别,便成永别。
多少不离不弃,一生相守的誓言,被乱世击得粉碎。
周国云和章萍仙的爱情,平凡,却又充满传奇。
一诺千金,不离不弃。倾心爱一场。
这样的爱,亘古长青,无坚不摧。
一个年轻的单身女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讨生活,想想都不容易。何况是那个年代。
半世磨难,半世相思。再见已是华发丛生,满面沧桑。
在那个命如草芥身如浮萍的年代,周国云,一介平民,凭借着对妻子深沉的爱,穿越乱世,穿越历史的铜墙铁壁,穿越千山万水,从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回到安徽的小县城。
男人的眉宇间早已刻满雨雪风霜,而那个等候了半生的女人,为母则刚,早已刀枪不入。
四目相对,所有的盔甲顷刻华为乌有,那些辗转无眠的爱与哀愁都化为了泪水倾盆而下。
心如碧波,翻江倒海。一呼一吸都能掀起岁月的巨浪。
苦难终成了过眼云烟。唯剩含情脉脉。
10月31日,我托香港的朋友云萱专程找到周国云当年工作的地址:九龙尖沙咀汉口道四十九号A。
岁月变迁,早已物是人非。
人生如梦幻泡影。所有的苦难都结束了。
忘却半世分离,忘却过往磨难,两位老人终于可以长厢厮守,相依相伴。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如今唾手可得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他们花费了整整一生才得到。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心无旁骛地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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