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在江上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我相信！

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

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

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