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为什么总和中国过不去？

　　2008年4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访华，在北大发表了一个High Level的全中文演讲，隔三差五蹦出几个“康有为”、“狂人日记”、“五四运动”等词，对一些老梗也如数家珍，开场先来一句“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然后停顿两秒后又来一句：“别告诉清华大学[1]。”

　　当时正值一些欧美国家抵制北京奥运会，陆克文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这边，称自己是中国的“诤友”。接受央视采访时，还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念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俨然一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模样。

　　作为一位中国通，陆克文大学时主修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在北京当过外交官。来中国前，陆克文接受凤凰卫视的阮次山采访，也不忘拍马屁说：“我太太和我特别喜欢北京，特别喜欢北京的气氛、北京的人民、北京的文化。”只不过马屁拍完，陆克文又来了一句：我还是百分之百的老外。

　　后来节目播出，身经百战的阮次山加了一段旁白：“他毕竟是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在很多方面有他自己的一套，包括澳大利亚本身的利益或者价值观，所以我们也不能期待他所有的政策，都会跟着中国跑。”

　　12年过去了，中澳经济联系依然紧密，但澳大利亚政府却站在了反华前线。今年4月，澳大利亚迫不及待提出要对疫情源头做“独立调查”，7月又接连在香港、南海等问题上发难，11月又与日本达成一起对付中国的《互惠准入协定》。不久前，澳洲总理莫里森又因为一幅中国画师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发雷霆。

　　除了不遗余力地黑中国外，这几年澳大利亚还干了一系列损人不利己的迷惑行为：2018年8月，澳大利亚以安全为由禁用华为5G，导致其国内电信网络运营商成本急剧提高。2020年初，澳洲发起对华铝钢及A4纸的反倾销调查，引发中国报复，挑起双输的中澳贸易战……

　　2017年上映的澳剧《乌托邦》里有一个片段，放在当下格外应景。主角拿着一份国防白皮书，叫在座各位官员都说说这笔钱打算用来干啥，否则不好向总理交代。众人一片支支吾吾后得出结论：“每年花300亿澳元，来保护跟中国的贸易，免遭中国的威胁。”令人感到无比讽刺。

　　一边是经贸领域打得火热，一边是外交辞令针锋相对。从南海问题、香港问题，再到月经的人权问题，澳洲政府冲在前线屡屡抢答，而从煤炭大麦、到红酒龙虾，中国的反制也接踵而至，曾经的诤友成为对手，放在逆全球化的语境中，也许是国际规则转向的一个缩影。

矿石：中澳贸易的胜负手

　　2018年，澳大利亚向中国的出口，占据了商品总出口的35.5%，从中国的进口，占商品总进口的24.1%，进出口排在第一位的都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净出口的232亿美元中，对华顺差高达582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澳大利亚会从一个数据看似健康的顺差国，瞬间变成逆差国，而且逆差额会比现在的顺差还大。

　　作为澳大利亚的“甲方爸爸”，鉴于澳洲不断地搞事情，中国陆续对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对大麦征收80%的额外关税，对龙虾和煤炭实施禁运。然而澳大利亚官方的态度反而更加强硬，俨然“乙方爷爷”的架势。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总量优势不代表结构优势。如果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口的品类掰开看，有44%的铁矿石，12%的煤，11.4%的石油气，光是种种矿产品就占了澳对中总出口的76%，而这些正是中国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和能源。

　　尤其是铁矿石，中国铁矿石进口占了世界总进口62.2%，而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占了总出口的50%。这也就意味着，假如中国不买澳大利亚铁矿石，那么全世界的铁矿石都不够中国用的。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自身铁矿石储量也不小，但含铁量低，炼钢污染大，并不划算。第二大出口国巴西含铁量虽高，但海运路程是澳洲到中国的三倍，光运费差就占了国内铁矿石价格约5%，运输时间更是多了将近一个月。

　　因此，中国看似对澳大利亚贸易品手起刀落，实际却根本没动要害部位。在找到澳大利亚的替代品之前，中国可能也不敢轻易动这个要害部位。

从巴西到中国要途径三大洋，比澳大利亚远得多

　　能不能找到澳大利亚的替代品呢？能：非洲西部的几内亚有一座尚未开采的西芒杜（Simandou）矿山，储量巨大、含铁量高，诨名叫“皮尔布拉杀手（Pilbara Killer）”——皮尔布拉正是澳洲引以为豪的一大产矿地区[2]。中铝在几内亚上已经砸了十年，但离真正投入生产，还有5到10年时间。

　　因此，短期内中国的确缺少能替代澳大利亚矿物的稳定渠道，澳大利亚自然有恃无恐。然而，中国找不到澳大利亚进口的替代，同样意味着澳大利亚也很难找到中国之外的大买家。

　　以煤炭为例，虽然中国进口量只占澳洲出口的五分之一，但禁运已经让澳大利亚炼焦煤售价跌到比淡季价格还低，上游煤矿主苦不堪言。可想而知，如果中国对占澳洲出口五分之四的铁矿出手，虽然中国也会面临铁矿价格高企，但澳大利亚可能要承受整个铁矿产业瘫痪的后果，可谓同归于尽的大杀器。

　　因此，虽然总量上中国是甲方爸爸，但在一些细分项里，中澳也存在“互卡脖子”的状态。相较于中国完全主导对澳贸易的说法，更精确地表达是，中澳双方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你卖我铁矿，我卖你机电，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早在2009年，中国就是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2015年双方还签署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惠及90%的贸易商品条目。然而，看起来蒸蒸日上的中澳经贸关系背后，一些不安的因素也在滋长。

偏见：日本人可以，中国人不行

　　2008年陆克文访华，除了去北大演讲，主要目的还是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向中国开放能源和原材料领域投资的大门”。陆克文访华后的十年，中国对澳投资飙升10倍，涉及的行业也从矿产为主，到分布在矿业、能源、娱乐、农业、房地产、交通运输各个部门。

　　在中国买家钞能力横行的十年间，澳大利亚能源公司（Energy Australia）跟澳大利亚的关系差不多只剩下了名字，控制权掌握在中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手里；卖天然气的能源巨子阿林塔（Alinta），大老板其实是卖珠宝的周大福。天齐锂业在澳洲的投资不仅创造了当地就业，还生生为澳大利亚创造了一个新的锂产业。

　　然而，在意识形态偏见下，即便中国资本参与建设了澳洲，澳洲对中国资本的敌意却与日俱增，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蒙牛并购LDD的案件。

　　今年2月，蒙牛与日本麒麟集团达成协议，意欲收购后者旗下的澳洲牛奶加工商LDD（Lion Dairy & Drinks）。但在6个月的审查后，澳洲财政部最终以“安全”为由否决了这一交易，以至于LDD最终被折价4000万澳元“贱卖”给澳洲本土的贝加乳酪公司（Bega Cheese）。

　　LDD本就是一家日资公司，即使出售给蒙牛，也只是从一个外资换到另一个外资，在日资手上没问题，在中资手上就不被允许，最后宁愿折价也要卖给澳洲自己人，明摆着“日本人行，你中国人就是不行。”

　　这恰恰是澳洲对华“贪婪与恐惧”并存的矛盾心态的反映。一方面，澳洲想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顺风车，从中国崛起中多薅点羊毛；但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偏见，又始终对中国怀有戒心。

　　1993年，南航用1美元与一家加拿大航司联合从西澳州政府手中租下了梅里登机场（Merredin），开办飞行学校，租期100年，股权与加拿大航司平分。但南航接手后，为原本只有两条沙砾跑道的梅里登机场砸了数百万美元，建起了沥青跑道、塔台、机库等设施，帮澳洲飞行教练解决了就业，还因为学员的消费，拉动了当地经济。

　　但就是这么一个南航出钱却不完全控股，还利好当地经济的项目，在2017年被《澳大利亚人报》说成“不得到中国人批准，澳大利亚飞行员就不能在本国机场着陆，真让人愤怒。”

　　201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将达尔文港租给了中国山东岚桥集团，租期99年。作为距亚洲最近的港口，达尔文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听说后非常不满，叫澳大利亚“下一次记得提前通知我们[4]”。

　　即便达尔文港在之后发展迅猛，澳大利亚只讨论“达尔文港在中国手上会有多大的威胁[5]？”以及“什么时候才能收回达尔文港[6]？”

　　颇为讽刺的是，中国资本看似势如破竹，但以2019年为例，中国在澳投资仅为782亿澳元，仅占当年外国对澳投资的2%。同年，来自美国的投资达9837亿澳元，中国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却有72%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批准了太多中国投资”。

　　在越来越强烈的疑惧氛围中，中国大康集团对基德曼公司牧场的收购（2016）、国家电网和香港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电网公司的联合股权竞购（2016），香港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天然气管道公司APA的收购（2018），乃至华为中兴对澳洲5G项目的投标等（2018），都因此受挫。

　　为了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澳大利亚还想着法子跟风与中国脱钩。比如向东盟推广生态旅游和教育，拉台湾地区入伙签贸易协定，甚至还想过转型搞工业化。而这也恰恰是澳大利亚对华复杂心态的一个反映：又想赚中国的钱，又怕对中国太依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种“贪婪且恐惧”的心态在意识形态偏见下逐渐失衡，恐惧压倒了贪婪，尤其体现在对中国资本的审查上，这是中澳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在澳洲政坛内部。

逼宫：澳大利亚的政治症结

　　2010年6月，中国人民的“诤友”陆克文黯然下台，原因并非丑闻或选举失利，而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第三世界的原因——党内政变。

　　由于突然宣布对矿业公司加税，澳大利亚政府遭到矿企业主和工人的强烈反对，澳洲多地爆发数千人的示威游行，陆克文和所在的工党支持率大幅下跌。工党内部的反对派转而支持陆克文的副手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6月23日半夜，吉拉德公开宣布挑战陆克文的领导地位，要求陆克文立刻举行党首选举。

　　吉拉德的“逼宫”被媒体形容为“午夜的政治枪决”，由于自感大势已去，陆克文当即宣布辞职。许多澳大利亚人睡了一觉起来，发现国家领导人换了一个，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而吉拉德的政变式夺权也打开了一个“逼宫”魔盒，此后10年，澳大利亚总理6次易主，其中4次是因为逼宫，目前的总理莫里森也是通过逼宫上位。

　　澳大利亚承袭英制，由议会多数党领袖自动担任总理。但与英国议会5年一选不同，澳洲议会3年一选，因此总理的选举压力更大。而且，由于担心党内同僚借“民调”逼宫，澳洲总理格外重视民意，常常为了短期民意牺牲本国长期福祉。

　　民意也确实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1996年的澳洲，出生地为中国的人只有10万出头，位列第九。但是2019年，出生地在中国的人已高达67万，位列第二，仅次于澳洲前宗主国英国。中国移民的增加，也带来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买房。

　　来自中国的移民者数量从2009年来迅速上升，位居第二

　　2013年后，澳洲房价迅速上涨，买不起房但逐渐加入选民大军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将房价上涨归咎于中国买家的助推，加之中国资本的影响力在各个行业的提高，澳洲民间反华情绪日渐发酵，臭名昭著的“白澳情结”都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民意暗流潮涌，终于在2017年炸开了锅。

　　时年，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SIO指控中国商人向当地政界人士捐款，酝酿已久的对华疑惧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民调岌岌可危的总理特恩布尔仿佛逮到一个救命稻草，旋即推出《反外国干预法》，嘴上说该法案并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但在之后接受采访时用中文喊了一句，“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7]！”

　　一句“站起来了”，让特恩布尔短期内大幅提升了个人威望，但却让中澳关系自2017年起急转直下。此后，对华鹰派在澳洲政坛逐渐抬头，有反华议员为了对抗中国“战狼”，还形成了自诩为“金刚狼”的小圈子。

　　到2019年，特恩布尔已被同样是逼宫上位的莫里森取代，莫里森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爆冷胜出得以连任总理，原因之一就是靠反华狂魔克莱夫·帕默（Clive Palmer）。

　　克莱夫·帕默堪称澳洲川普，同样是大商人（帕默最早也是靠房地产发家，后来转做矿业，财富在澳洲排名第五），同样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帕默曾打算重建泰坦尼克号，并通过克隆恐龙建设侏罗纪公园），就连他俩从政时的口号都出奇地一致：

　　但与川普相比，帕默的中国渊源或许更多。他自称童年时在中国住过大半年，还见过毛主席和末代皇帝溥仪[8]。转投矿业后，靠给中国卖矿赚得盆满钵满，一度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辩护。但在之后由于和中国企业的商业纠纷，一下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粉转黑，变成澳洲反华急先锋。

　　帕默不仅在言语上把中国称为“杂种”，还似曾相识地叫嚣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经济”[9]，甚至自掏腰包几千万，成立了反华色彩强烈的小党澳大利亚联合党（UnitedAustralia Party）。不断鼓吹“中国人控制了我们的乳制品和房地产，这样下去澳洲的娃儿就没奶吃，澳洲人也会没地方住[10]。”

　　澳大利亚联合党还在YouTube上开设了自己的频道，在一则名为“保护我们的未来”（Protect our future）视频中，联合党声称中国政府秘密控制了西澳大利亚的机场和港口，并利用这些重要交通枢纽薅澳大利亚的羊毛。这条视频播放量高达344万。另一条攻击梅里登机场的视频播放量高达689万，要知道，澳洲总人口才2500万。

澳大利亚联合党的官方油管账号，攻击梅里登机场的视频标题为：对每一位澳大利亚人都至关重要的安全信息

　　不过，由于主张过于激进，口号过于辣眼睛，澳大利亚联合党在澳洲政坛上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2019年大选中，帕默豪掷6000万美元给联合党打广告，疯狂抨击对华相对比较友好的工党，鼓吹中国收买了澳大利亚工党，利用工党政客渗透澳大利亚。

　　虽然大选后，联合党只赢得了3.5%的选票，且一个议会席位都没捞到，但的确分走了工党一部分选票，以至于在当年所有民调都显示工党将胜利时，莫里森领衔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爆冷逆袭，他也得以连任澳洲总理。

　　民粹情绪的发酵，以及病态的“逼宫”体制下，领导人对民意的格外重视导致的政策转向，是澳洲反华的第二个原因。

　　而靠逼宫上台的莫里森，在2019年5月连任后使出一招过河拆桥，通过修改法案大幅提升了“逼宫”的门槛，自此稳坐铁王座。而此时的中澳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量。

两难：老大哥还是大金主？

　　2018年，Netflix出品了一部澳剧《松树谷》。故事中的松树谷是五眼国家交换情报的小镇，但当时小镇上最热门的话题却是中国企业代表周先生要来买地。这个周先生不仅一反传统欧美剧集里中国人矮小瘦弱的形象，反而身材健美，举止优雅，还跟美国特工的太太搞了一段地下情。

　　剧集的人物设置生动地反映了当前澳大利亚面临的微妙处境——一面是来自中国的金主被镇上官员拉拢着搞经济，一面是来自美国的盟友要求澳方好好搞情报。这也从侧面说明：中澳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对中澳关系的理解无法脱离中美关系的大背景。

　　在莫里森连任的同一个月，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关税战再起，中美关系迅速恶化。这让长期走“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澳大利亚非常难办。中美关系平稳时，澳洲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毫无压力，但随着中美两国渐行渐远，如果迫不得已要站队，到底是站老大哥美国，还是大金主中国？

　　不过作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小弟，其实澳洲也没有什么纠结的余地。2018年7月，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发难，向盟友展示对抗中国“非法行动”的决心。后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蓬佩奥大发雷霆，威胁说美国要与澳洲切断联系。

　　2019年8月，蓬佩奥就曾访问澳大利亚，座谈会上，有澳洲智库人士提到对华贸易给澳洲带来大量收入，认为澳大利亚不应该支持美国，还来了一句“美国很可能也赢不了中国”。就是这句“美国赢不了”惹毛了蓬佩奥，后者义正言辞地反驳：对，你可以选择拿灵魂换别人买你家大豆，但也可以选择保护你的人民[11]。

　　然而没过几个月，美国就和中国签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蓬佩奥既保护了人民也卖掉了大豆，只不过牺牲的不是灵魂，而是澳大利亚。一年后中澳贸易冲突爆发，中国拒收澳大利亚龙虾，缅因州的龙虾养殖场主笑了；中国审查澳大利亚红酒，欧洲的酒商笑了；中国叫停澳大利亚肉类进口，整个美国都笑了。

　　但即便如此，澳洲在总体上仍然对美国亦步亦趋。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澳洲的外交与文化心理中寻找答案。

　　由英国殖民者与流放者建立的澳大利亚，虽然在文化、语言和思想上与英美同宗同源，但在地理上却位于亚洲的南端。身是亚太身，心是欧美心，堪称“香蕉国”。这使澳洲在现实中明明与亚洲邻居交往更密切，但心理上却更向往欧美，且往往对亚洲近邻报以疑惧。

　　此外，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让澳洲总有一种被抛弃的焦虑，甚至幻想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很快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二战期间日本进攻澳洲时，由于距离英美都很远，澳大利亚得到的支援微乎其微。

　　这种不安全感让澳洲格外希望“抱大腿”。二战前，大腿是英国；二战后，解体的日不落帝国无法再为澳洲提供安全保障，澳洲又迅速转向美国，并且把美澳同盟作为澳洲对外政策的基石。

　　疑惧和焦虑伴随着意识形态偏见，在中国崛起及川普时代美国的“退群”中被不断放大。以至于最终让安全需求压倒了经济考量。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仅仅等着美国的重返是不够的，澳大利亚必须证明它能做也会做更多的事情[12]。”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叫“纳投名状”。

　　在中美竞斗越发激烈的大时代，出于美国的压力和对自身安全问题的焦虑，通过更积极地反华来表忠心纳投名状，是澳洲反华的第三个原因——即便这么做的代价，是中澳1720亿美元的贸易额，和澳洲5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尾声：当安全逻辑盖过效率逻辑

　　很长时间里，大家都认为经贸关系是外交关系的压舱石，只要生意做得好，没什么不能用钱解决。

　　然而，2016年，中美两国贸易额高达5786.7亿美元，这块“压舱石”又沉又重，仍然被川普掀个底朝天。中澳贸易额虽不及中美，但中国却是澳洲最大盈余来源，按理说更没有理由掀桌子，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地鸡毛。

　　不仅是美国与澳洲，近年来，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也呼吁要将关键供应链从中国迁回国内，欧洲也表示要加强对中国的投资审查。从经济逻辑来看，无论是打贸易战、迁供应链还是加强资本审查，没有一个符合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反而徒增成本，因此也常常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但效率至上只在一个经济逻辑优先的世界中才管用，如果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发生变化了呢？

　　今年7月，贸易战的旗手莱特希泽在美国顶尖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系统阐述了其贸易思想。他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应该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实现平衡，走一个平衡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路线。虽然莱特希泽的论述围绕在贸易，但本质是在说：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正从效率至上，变成安全优先。

　　无独有偶，今年8月，中泰策略团队在一份名为《内循环为主体下的投资机会在哪？》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内循环”的出发点在于中美“持久战”下，安全比效率更加重要。

　　当中美这两个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开始将安全置于效率之先时，必然意味着全世界也终将踏入安全大于效率的时代。换句话说，以前大家可以朝秦暮楚专心搞钱，现在大家宁可少赚点钱，也要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站队”也许是未来十几年的一个关键词。

　　对中国来说，随着经济指标与综合国力稳定增长，老朋友逐渐老去，对华强硬的少壮派登上政坛，曾经的“诤友”陆续变脸，对中国的攻击和偏见越来越多，可能都会是未来的常态。与其拿着望远镜观察西方世界挺华辱华与否，不如拿着放大镜多关注、解决自身的问题。

　　他们还没有那么弱，我们也还没有那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