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睡不着

       睡觉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我们被告知要多睡、要睡好、要睡得有“质量”，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英国精神分析大师达里安·利德在《我们为什么睡不着》一书中，梳理了从古至今人们对睡眠和失眠的认识变迁，对那些已经成为默认假设的睡眠相关概念提出了质疑。他告诉我们：人们对睡眠的一切认知，也许都是谎言！

　　以下文章即《我们为什么睡不着》选摘。

　　待价而沽的睡眠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里说：“我是个很会睡觉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么幸运。

　　至少三分之一的成年人睡眠不足，安眠药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销量飙升。睡眠诊所曾经罕见，如今却成了各大医院的热门科室。在美国，你甚至可以在商场和水疗中心里找到它。人们为了能睡着而吃安眠药，也为了第二天能按时起床而吃安眠药，就好像许多人在白天依赖咖啡和能量饮料来保持清醒一样。曾经只是自然状态的睡眠如今成了需要奋力争取还不一定能到手的商品。

　　报纸、网站和电视节目几乎每天都在推出关于睡眠的新题材：我们需要多少睡眠，如果睡不够会怎样，疲惫的工人会让经济受损多少。

　　就像发现了一堆新魔法石一样，睡眠专家每天把自己的建议和观点广而告之。焦虑、悲伤、失败，这些基本的人性特质，如今却变成了睡眠不足的后果。我们不再将失眠看作因抑郁而产生的状态，而是把因果倒置：我们睡不着，所以抑郁了。

　　几百年以前就已被人们熟知的睡眠常识，如今却被营销成了前沿科学。我们在19世纪就研究过睡眠和记忆的联系，现在又旧事重提，就好像那些理论刚刚才被发现。

　　诚然，知识的新鲜感会随着时间消退，但我们需要发问：为什么现在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些了？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找到针对人类痛苦的普适性解释，于是转向了一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方向吗？还是因为我们身处的数字时代酿造出了新型失眠传染病？

　　躺在床上的时候，电子邮件、短信、社交软件的消息提醒也在悄然堆积，外界的呼唤无穷无尽。许多人在睡前看手机，甚至睡到一半的时候也要看看，然后睡醒起来第一件事又是看手机。睡眠知识告诉我们，电子屏幕产生的蓝光会影响入睡，但显然，影响更大的是那些外界的呼唤。我们没法松懈。别人有事要告诉我们，有东西要给我们看，有问题要问，我们有任务要完成，没完成的话又会有人来提醒。我们现在的睡眠就像是手机上的“睡眠模式”，并没有真正关掉，而是随叫随醒。

　　“把自己关掉”是不是成了新的当务之急？讽刺的是，这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任务太多了。长得不见尽头的待办列表让我们失眠，而睡觉却又成了表单上的一个新任务。这就像通过电流向灯泡发出指令，让灯泡熄灭。我们身处信息和待办事项的大潮中，信息一方面让潮水上涨，一方面又想让潮水平息。以前，有权有势的人想要静静心，就会去水疗和健康中心；而现在，睡眠本身已被营销成了平心静气的私人会所。

　　这件事有利可图。水疗中心毕竟只为少数富人开放，但睡眠却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床垫广告本来是奢侈品，现在却出现在随处可见的插播广告和网页推送里，助眠产业一年的产值就达到了767亿美元。20世纪50年代，爱丁堡大学有研究称，使用木板或是豪华弹簧床垫对睡眠时间并没有影响。然而现如今，一块平平无奇的长方形垫子已经成为进入梦乡的过路费。

　　巨大的睡眠压力孕育了急速发展的床垫产业。就像媒体不停告诉我们该吃什么、该怎么锻炼，现在它们开始指导我们该怎么睡觉、什么时候睡觉。各种“睡眠规范”传播得越广，与其不一致的睡眠方式就越是被视为“障碍”或“疾病”。几十年前，睡眠障碍只有几种，而现在已超过了70种。睡眠障碍的种类越多，治疗方法、专家、随之而来的收益也就越多。

　　神奇的数字8

　　8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它既可以整除24，又和睡眠有着长达几个世纪的关联。迈蒙尼德（Maimonides）和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都倡导过这一理念。后者著名的蜡烛时钟将一天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用于阅读、写作和祈祷，三分之一用于处理国家事务，三分之一用于“身体的更新”。

　　但是，就像16世纪的一位医生所写的那样：“古代医生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夏天睡8小时、冬天睡9小时就够了，但我认为睡眠取决于个人脾性。”在过去，我们一直承认睡眠这件事存在着个体差异；然而到了最近，一刀切的数字化标准塑造并加重了我们的担忧。

　　8小时不仅是睡眠的基本要求，这个数字还可以拿来卖床垫。如作家乔恩·穆阿莱姆（Jon Mooallem）所言，床垫曾经只是“无名的白色长方块”，如今却成了“全面养生保健机”。

　　以前没有人会大费周章地定期更换这些笨重的厚垫子，现在我们却有了定期更换的压力——每8年一换！这个不可或缺的入睡条件把数字8和营销紧紧联系起来。

　　以前，我们是因为累了所以准备睡觉，现在则可能会因为准备睡觉而筋疲力尽。数字8本来代表着睡一个好觉，现在则成了某种条件反射的一部分，提醒着我们该买新床垫了。

　　在当今的睡眠科学中，这一条件反射既被充分开发，又被神奇地忽视。例如，书籍和文献中说，酒精的不良作用以及睡前饮酒的习惯会影响睡眠。那么，爱喝酒的人在喝酒和睡觉之间建立起来的条件反射又怎么说呢？

　　一方面，科学家完全忽略了这一条件反射是有益的；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吹针对失眠的认知疗法，而该疗法恰好也是基于条件作用的。这类心理疗法会在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睡眠之间建立联系，以此治愈了不少人。

　　20世纪50年代的生理卫生书籍中说，每个人都需要8小时的睡眠；而60年代备受欢迎的科学指南则与睡眠学家威廉·德门特（William Dement）抱有相同的观点，认为8小时的说法是“谬误”，对其大加奚落。两位研究睡眠的美国作家在1968年指出：

　　“有太多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的睡眠时长与深度，医生不可能要求每个患者都具有同样的睡眠时间和入睡速度，不可能让他们‘按照标准定量入睡’，也不可能把这种期望变成常规治疗方案。也许有人会说，过度担心睡眠问题及其个体差异其实是一种同时困扰着患者和医生的症状，在某种程度上，这和失眠本身一样严重。”

　　这两位作家坚信，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在“愉快的忘却”中度过夜晚的时光，就不会再有人相信8小时睡眠律了，然而“愉快的忘却”恰恰是当今的许多睡眠保健专家所提倡的。

　　如果你没睡足8小时，或者你陪伴家人、完成工作任务时觉得精力匮乏，再或者你感觉身心俱疲、动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药品公司的广告就会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有睡眠障碍，需要吃药。

　　但是，正如睡眠历史学家马修·沃尔夫-迈耶（Matthew Wolf-Meyer）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症状难道不是现代生活的常态吗？数百年来，人们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床垫公司的广告开门见山地询问观众，是否发现自己白天无法集中注意力，记不住事情，说话时翻来覆去。但广告不会告诉你，这只是由于漫长的通勤、工作时必须保持积极状态等一系列现代生活的普遍压力造成的。广告只会告诉你：你睡的床垫太差了。

　　当代都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睡眠不足。但是，人们没有看到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负担和内在精神痛苦，反而不断制定新的睡眠标准，重新定义人类的困境。我们健忘、做事情失败，那是因为我们没能养精蓄锐、睡个好觉。所以我们从起床开始就不高兴。

　　最著名的关于遗忘的历史故事里，阿尔弗雷德大帝为了逃离维京人的追杀，躲到了一个农夫的家中。农妇在做家务时让阿尔弗雷德大帝帮自己看着蛋糕。阿尔弗雷德大帝心不在焉，等农妇回来时发现蛋糕已经被烤成脆煎饼了。是不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睡眠保健专家声称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疏忽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遵循自己提出的8小时睡眠律了？如果能睡够，他就会表现得更好，离开英格兰时就不会带着烤焦蛋糕的遗憾，害得《大英烤焗大赛》（The Great British Bake Off）节目至今还在努力试图挽救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