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扭转精英的暴政，民主党仍会面临失败

        本文是对当代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关于其新书《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及美国政治问题的访谈，于2020年9月刊载于《卫报》（The Guardian）。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优绩的暴政》正是桑德尔对这一境况进行反思的最新成果。桑德尔认为，对川普崛起的恰当理解的核心在于，认识到他对怀有不满情绪的民众的政治魅力。不满的根源则是优绩主义，它体现在“努力就能成功”这一类“上升修辞”中，也在把“公平赛场”作为对于全球化和不平等的解决方案这一做法中。把个人看作是自我造就的和自足的自我图景和以其为观念基础的高度竞争化的市场精英制,带来的是当前美国分裂加深、团结感不复的现状。桑德尔挑战了里根及撒切尔时代以来“个体自治”和“自我依赖”的神话。在他看来，我们应该诚实地承认个体的脆弱性，重建个体间对他人的认同。这意味着，持进步主义观念的左翼党派必须修正自己，回应这些不满；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工作者对公共福祉的贡献应如何被评价和回报，必须得到激进的重新审视。

　　

十八岁时，迈克尔·桑德尔上了自己政治学艺术意义重大的第一课。这位未来的哲学家是加利福利亚州帕利塞德高中学生团体的领导者，同一时期，后来成为了国家领导人的里根就与他同住一个小城。1971年，一直相当自信的桑德尔在2400名左倾的学生面前和里根辩论。那时，使一代人变得激进的越战正当高潮，每一所学校都对保守主义怀有敌意。

　　出乎桑德尔意料地：里根接受了挑战，乘坐黑色豪华轿车气派地来到了学校。接下来的交锋更超出了他的年轻对话者的预期。

　　“我准备了一长串我认为极其棘手的问题”，视频中现已67岁的桑德尔在他位于波士顿的书房中回忆道，“关于越战问题、18岁年轻人的投票权问题（这是里根所反对的）、合众国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各个方面。我本以为我能够在听众面前揭露他的短处，然而他的回应温和、平静、有礼。一个小时后，我意识到这次辩论我并没有占上风，我输了。他没有用他的观点说服我们就赢了我们。九年后，他以同样的方式赢得了总统选举。”

　　并未被这些早年挫折击败的桑德尔后来成了英语世界最负盛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辩论者之一。在牛津以罗德学者的身份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又获取了在哈佛的教席。他被视为“一个有着世界级摇滚明星声誉的哲学家”，在哈佛的平台上，他拥有成百万上千万的受众。他在BBC无线电4台的“公共哲学家”系列节目的听众会对他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方式非常熟悉，因为桑德尔在与他的观众辩论时，总是有意检验听众观点的预设；数以百万计的YouTube用户则会很熟悉他那高而显得严肃的额头和柔和的口头讲演——他的关于公正的讲座在这个网站上可以免费观看。

　　桑德尔的政治学立场是毫不掩饰的左派。2012年，他为埃德·米利班德支持劳工的新项目做出了智识贡献：在政党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市场之道德局限的讲话。这一讲话和他同年出版的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启发了米利班德对“掠夺性资本主义”的批评，这也正是这位工党领袖在英国“后危机政治”辩论中的独特贡献。

　　《金钱不能买什么》确立了桑德尔作为英语世界对自由市场悖论最有力批评者的地位。但是，在一个极化爱国主义和毒化政治主宰的时代，桑德尔开始频频回想起和里根的那次交锋。“它（那次辩论）在关于认真倾听的能力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教会了我许多。”他说，“它使我明白，和辩论中的强硬同样重要的，是对彼此的尊重与公众参与。”

　　如何培养这些公民美德，此问题正是桑德尔本月出版的新书的核心。美国评论家们警告，在目前的分裂背景下，本次总统大选是一次“大决战”。那么，怎样才能达成更少仇恨和敌意、更良善的公共生活？这个出发点是“令人不快的”，它激起了来自维持一代人的进步主义之伪善做法的反感。

18岁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与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进行辩论，1971年（照片：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提供）

　　《优绩的暴政》是桑德尔对英国脱欧、川普的当选这些事件的回应。对于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托尼·布莱尔和高登·布朗这些人来说，这本书构成了一种挑战。桑德尔认为，民主党和同类型的欧洲党派，通过将维护“精英时代”作为对全球化、不平等和去工业化所带来的挑战的解决方式，完全漠视了劳动阶层的价值，而这给公共利益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他谈论时语调比以往都要温和，措辞别具一格地优雅、流畅。但在解释他视之为腐蚀性的左翼个人主义的崛起时，他声音中的沮丧清晰可辨：“我们在大西洋两岸都会听到，对于全球化和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是，让那些勤奋工作、遵守规则的人能够上升到他们的努力和天赋允许他们所到之处。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中称为‘上升修辞’的事物。它成为一种信仰言说，一种看似无矛盾的比喻。中间偏左翼人士声称，他们会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赛场，这样，每个人都将有平等的机会。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我们目前所做的来看——那些通过努力和天赋获得上升的人就理应有如此地位，就必定赢得成功。”

　　这种被提倡的上升方式，也就是获取更高层次的教育。或者，如布莱尔惯常说的：“教育，教育，还是教育。”桑德尔提到奥巴马于2013年的一次演讲，奥巴马作为总统对学生们说道：“我们生活在21世纪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性经济体系中，工作机会可能流动到任何地方。公司在寻找受到最好教育的人，无论他们身处何处。因此，找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对你们来说将变得很难。”对那些愿意做这一必要付出的人而言，存在这样的承诺：“努力就能成功——这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对此，桑德尔有两点基本反对意见。首先，很明显，传说中的“公平的游戏场”只是一种幻想。虽然他的哈佛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然而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有着收入规模排行前五的出身。这也是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模式。社会阶层与SAT分数——高中生进入大学前的评分——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他注意到，从更大范围来看，社会流动性已有数十年停滞不前。“贫穷家庭的孩子成年后仍然保持着贫穷。”

　　但《优绩的暴政》的主要观点是另一个：桑德尔决心一击命中，挑战一个左翼自由派共识，这个共识已经主宰他们的思想长达三十年。他表明，即使是完美的精英政治，也会是很糟糕的东西。“这本书试图阐明，它有极为黑暗、堕落的一面。”他说，“这种说法意味着那些没有获得阶层上升的人只能责怪自身。”中间偏左派精英抛弃了过去的阶层忠诚，扮演起了道德人生导师这样的角色，致力于帮助劳动阶层的个体适应一个只依靠他们自己的世界。“在全球化问题上，”桑德尔说，“那些党派认为，现在选择不再存在于左和右之间，而存在于开放和封闭之间。开放意味着资本、商品和人口无边界的自由流动。”这种状态不仅被视为是不可抗拒的，更是值得称道的。“任何形式的反对都被视为是思维封闭、狭隘和对世界主义认同的敌视。”

　　一种残酷的成功伦理弥漫于整个文化中：“身居高位的人，他们的地位是应得的；底层的人也一样。他们没有同样有效地奋斗。”随着中间偏左翼政党及其代表变得越来越“中产阶级”，对阶层上升的关注加强了。“他们依赖专业阶层作为他们的支持者——在美国，这意味着将其作为竞选资金的来源之一。在2008年，奥巴马成为第一位选举资金筹集总数额超过其共和党对手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那是个转折点，但当时没有人当回事儿。”

　　这是个严峻的批评。那么他同情川普主义吗？“我对川普没有任何同情或之类的态度，他是个很恶毒的人物。但我的书对投票给川普的人报以同情的理解。川普有成千上万的谎言，但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他对精英的不信任和怨恨。他从始至终都认为他们瞧不起自己。这的确提供了理解其政治魅力的重要线索。

　　“我对民主党要求高吗？是的。因为正是他们对市场假设和精英政治毫无保留的拥抱为川普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即使川普在下次大选中失败，并在某种意义上从政治核心中被排除，但只要依旧不正视其回应怨恨和不满的职责，民主党还是会失败。这些不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激进政治所强化。”

　　这些是桑德尔所做的诊断。桑德尔相信，摆脱这些危机的唯一方法，是走出这个民主党所持有的精英主义预设，即把人粗暴地、泛道德化地划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在新冠疫情中，尤其是对被假想为无需技能的低薪工作之价值的认可，为这一革新提供了出发点。“开启对工作之尊严的讨论正当其时；这一点应该被认识到，即工作的回报不仅意味着薪酬，更与尊严有关。现在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对他人的依赖之深，这里的“他人”不仅包括医护人员，也包括物流业从业者、杂货店收银员、库房工人、货车司机、家政服务人员和保育员等等，他们许多人还处在打零工的状态。在被称为“基本工作者”的同时，他们往往既非薪资最高也非最受尊敬的工作者。”

　　对公共福祉之贡献的评价和回报问题，必须得到激进的重新审视。例如，在纽约城区和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所挣的钱，与投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贡献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金融交易税将使资金流通更平等。但对桑德尔而言，“荣誉”一词所代表的问题与工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不仅需要对钱，也需要对荣誉重新进行分配，使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从事无需高等教育学历工作的劳动者能得到更多。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大学在劳动者机会获得上所扮演的角色，”他说，“而这在以前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证书主义已经成为近些年被广为接受的偏见。忽视对职业训练的投资和跟随相关人员从事学徒活动的权利之类的问题将是个严重的错误。更多的财政投入尤为紧迫，但这不仅在于其能培养无高学历人群的谋生能力：它传达的公共认同能帮助人们转变对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们为公共福祉所做之贡献的态度，使人们更能够理解和欣赏这些人。”

　　与此同时，对在既定精英秩序中获得成功这一角色的耻感是必要的。对于那些像他的哈佛学生一样，相信自己是单凭个人成功的理所当然的获取者，桑德尔赠了《传道书》中的话：“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谦卑在这时就是一种极为关键的公民德性，”他说，“因为它对于优绩制的、把我们各自分开的傲慢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解毒剂。”

　　《优绩的暴政》是桑德尔在其个人毕生智识努力中对四处蔓延的个人主义的最新一击；个人主义，自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以来，已经占据西方民主国家价值观念中的主流地位。“把个人看作是自我造就的和自足的，这种自我图景有其吸引力，因为它有一张强有力的面孔——我们可以凭自己做到，只要努力我们就能做到。这是一种特定的自由图景，但它有其缺陷。它指向一个高度竞争化的市场精英制，而这会加深分裂，侵蚀群体的团结。”

　　桑德尔使用了这样一些词汇来挑战自由主义的“自治”概念，这些词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已不再新鲜：“依赖性”“受惠”“神秘”“羞耻”和“运气”这样的词在他的书中得到了重现。它隐含的主张是，脆弱性和对彼此的认同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归属感和社群感的基础。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图景，它恰恰构成强调自我依赖是第一德性的撒切尔主义的反面。

　　他相信，有很多远胜于“为医护人员鼓掌”时刻的使人乐观的迹象，它们表明，一种伦理的转变终会发生。“‘黑命攸关’运动使激进政治有了更多的道德力量。它已成为多种族、跨代际的运动，并正为对非正义的公共思考打开空间。它表明，要有效解决不平等问题，仅靠移除通往精英制成就的障碍是不可能的。”

　　在书的末章，桑德尔重温了亨利·亚伦的故事，一位成长于种族隔离的南方，打破了巴比·鲁斯创下的全垒打记录的非裔排球运动员。亚伦的传记作者写道，一次排球击打向他提供了第一次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如此总结这个教训是错误的，桑德尔说，“亚伦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不是要热爱精英制，而是要蔑视这样一个充满种族偏见的体制，当身在其中时，一个人要逃离它只能通过打全垒打。”

　　靠公平竞争不足以建立起一个社会的正义图景，即使川普在十一月的总统竞选中失败，乔·拜登和他的欧洲同道也必须理解这一事实。桑德尔表明，他们也可能做不到像他的精神偶像之一、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R.H.托尼所提倡的那样好。

　　“托尼的观点是，机会平等顶多也只是一种片面的理想。作为替代方案，他提出的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结果平等，而是一种更广泛、民主的‘环境平等’，它能够使各种人生道路的公民抬起头来生活，并把自己视为共同事业的参与者。我的书便来自于这个传统。”

　　翻译文章：

　　Michael Sandel, The populist backlash has been a revolt against the tyranny of merit，The Guardian，Sept.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sep/06/michael-sandel-the-populist-backlash-has-been-a-revolt-against-the-tyranny-of-me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