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感染家庭的情感休克

　   在我家，第一个承受新冠病毒的人是我外公，接着，我妈妈经历了从隔离到出院的38天。在她出院后的第91天，我们逃离了这个家。在武汉，2020年的春天、夏天和秋天都变得格外灼心。

1

　　听见进门的声音，爸爸笑着迎了出来，脖子上挂着围裙，蹲在鞋柜旁为我和妈妈找拖鞋。

　　客厅没开灯，桌上摆着一个装满烟头的烟灰缸。奶奶坐在沙发上，轻声问了句，“怎么回来的？”我答，“开车。”奶奶瞥了妈妈一眼，脖子一梗，扭过头。

　　在火车站的长椅上，他们互相数落讽刺了2小时，旧账被翻出，我仿佛回到家人争端的核心。我站在妈妈旁边，插嘴进去，为她撑腰。爸爸瞪眼，用手指着我说：“白眼狼”。

　　天黑了，我们三人说好，我与妈妈一同回到爸爸位于汉阳的家。我和妈妈也暗自决定，只回去歇一晚，第二天就离开。

　　海鲜火锅冒着热气，爸爸给剩下的三人夹菜，看得出来他在绞尽脑汁地想话题。一小杯白酒已经下肚，聊起新冠肺炎，他颧骨处微微发红，笑了起来，“活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家家户户都不拜年。”

　　我和妈妈也感叹起来。火锅热气上升，人脸被蒸得发红，门外的世界仿佛很遥远。八点，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妈妈在厨房里洗碗，爸爸一个人小酌白酒，客厅回荡着白岩松的演讲。

　　微信群里交换着疫情的种种新闻，有朋友说，“听说昨天有个人在大马路上直接就倒了。”

　　我快速翻划着小视频，看见全是女性医护人员的休息室里，一个30来岁的女人戴着口罩仰面嚎哭道：“我受不了了！”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新冠疫情对人精神层面的摧毁。我本能地恐惧起来，眼泪翻涌而出，突然想到外公，立即给他发微信，“晚上要是不舒服就给我们打电话。”

　　外公回答，好，没事。

　　但他已经感冒了近两周。他今年六十九岁，一向爱去老年舞厅跳交际舞、去棋牌室打麻将，这次怏了下来，瘦了六七斤。大年初一，外公突然喊了声肚子饿了，开始去冰箱里翻找食物。他吃了块有些凉的猪尾巴，夜晚11点半，开始腹泻。

　　新闻里讲到，“1月26日起，武汉禁止私家车上路”。我还在犹豫时，妈妈已经穿好了衣服，准备下楼发动车子。我们先去了社区医院，亮着灯的大楼里一个人也没有。附近的省人民医院人多而危险，我们又寄希望于6公里外还未成为定点医院的科技大学医院黄家湖分院，妈妈在车上一言不发，一路猛踩油门向前。

　　我们到达时，小姨与姨夫也从更遥远的汉阳刚刚赶来。急诊室里没有一个病人，小姨与姨夫搀扶着外公朝里走，示意我与妈妈出去，“你们先去车上等，这里有我们就好。”

　　一小时后，外公的CT报告显示“考虑双肺感染性病变，病毒性肺炎可能”。外公垂着脑袋走出来，神情木然。

　　我犹豫要不要告诉爸爸这个消息，妈妈毅然地否定，“告诉了又能莫样？他说不定还会怕我们。”

　　幸运没有降临。大年初四，外公的核酸检测报告显示为“阳性”。大年初五，在社区的安排下，奄奄一息的外公被搀上了救护车，开往第三医院。

　　外公住院后的几天里，阳台上总会莫名生出很多白色的肉蛆。妈妈在头天夜里打扫完，第二天却又新生出来许多。她念叨“完了，盐罐子里生蛆，要有不好的事发生了。”我总会打住她。

　　大年初九，凌晨2时50分，外公因抢救无效离世。当时的医院忙碌到要家属为逝者拍摄装袋前最后一张照片来确认死亡，见到外公遗体的人只有姨夫。在死亡证明上，外公的死亡原因是“病毒性肺炎”。

　　那天，小姨一个人在车上坐了很久，她没有告诉我与妈妈死讯。直到早上10点，妈妈才看到了亲戚们发来的微信：“把你爸爸的生辰八字发给我，我找人为他超度。”

　　我们不停地拨给给外公和小姨，均无人接通。我们跌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惨白的天空。屋子里只有两个人此起彼伏的哀嚎。

　　这天，爸爸给我转发一则微信小视频。哀乐声中，几具尸体从医院里抬出来后，被堆进了殡仪馆的车里。我的瞳孔急剧放大，幻想着这其中会不会有一具是外公的身体。我不知从何开口对爸爸说起这一切，关掉聊天界面。

2

　　妈妈进入隔离酒店的这天，是外公的“头七”。

　　清洗外公的遗物时，妈妈开始发烧了。我们又一次去了科技大学医院，我的CT结果一切正常，妈妈的报告显示“考虑病毒性肺炎”。回家以后，妈妈又发起高烧，温度计上的水银从38的刻度一格一格爬升。我接了一大盆热水，用温水和酒精来回擦拭着她的身体，她气恼地推开我，“没用的，退不下去的。”

　　进入隔离点后，妈妈给我不停地发微信，要我赶快离开那个残存着她与外公留下病毒的屋子。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列出要讲的点，大口深呼吸，拨通了爸爸的电话。我强忍着没哭，颤抖地讲述了半个月以来家中发生的所有变故。

　　电话那头沉默了5秒。他开口，“我这是要你回家，还是不要你回家呢。”

　　我哭了，开始辩解，“妈妈去隔离点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院。小姨把外婆接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买不到菜，做不了饭，我夜晚睡觉也好害怕……”听着手机里的白噪音，我讲出备忘录里的第一点：“而且我的CT报告结果是好的，我的肺没有被感染，我不会回来害得你和奶奶被传染的……”

　　爸爸说：“你等我回去商量一下吧。”我心头一紧，不敢赌这通电话如果挂掉，还是否存在再次响起的可能，语气近乎哀求，“可是爸爸……除了你，我再也没有其他亲人了。”

　　爸爸竭力想解释什么：“我不是不要你回家，只是一下发生这多事，我总得想一下啊。”我重复解释了很多，包括备忘录里的第三点——那顿年夜饭，是在得知外公感染之前吃的，我们绝没有一丝故意。

　　最后，电话那头同意让我回家。

　　妈妈在隔离酒店气息越来越弱，每日喝袋装中药、吃阿比多尔与莫西沙星，没有治疗。她咳嗽、胸闷、发烧，没有力气在微信中回复太多。爸爸偶尔给她发去简短有力的安慰，她也只是回复一个“好”字。

　　拿到第二个“阳性”核酸检测结果后，爸爸和我试过了所有求助的可能：社区电话、求助热线、新冠肺炎求助者通道、肺炎患者求助超话……我在微博上极力克制地陈述事实，只有寥寥转发。焦灼时，妈妈朋友的女儿写了一条略微夸张的求助微博，几小时就出现了上千点赞、评论和转发。小姨告诉我，这个时候不能再讲什么面子了，能煽情就煽情一点，这样别人才会同情我们。

　　妈妈进入隔离点的第三天，媒体记者看到了我们。下午4点，社区主任打来电话，准许妈妈去火神山医院治疗，但需要家属来把病人接走，送去统一出发的学校门口。

　　冬日午后，爸爸吃完午饭，喝完四两白酒小憩。被电话吵醒后，他点燃一支烟，“哪有要家属从隔离点去接病人的，这不是又加大了我们感染的风险吗？”我小声回应：“可是社区那边说现在只能由家属接。”

　　爸爸长叹口气从沙发上坐起身，开始为自己全副武装。棒球帽、黑墨镜、一次性手套、N95口罩，再装上一瓶可喷式酒精，整装待发。

　　学校前的铁栅门隔开了医护人员与病患。病人们多是中老年，隔着1米多的距离排开，有人坐着轮椅，有人驮着行李，像妈妈这样被家人开车送来的人，已经是幸运的极少数。

　　可妈妈情绪复杂，她病怏怏地坐在后座上，羽绒服的帽子盖过头，双眼低垂着一言不发。

　　爸爸一到学校，立即跳下了车。他站在离车3米远的地方，双手缩进口袋，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一想牵起妈妈的手，爸爸便会隔着老远大吼，“你在搞莫斯（干什么）！”病患们脑袋纷纷转向这边。

　　他一个箭步冲过来：“伢呀，跟你说了‘距离产生美’，现在不是你展现亲情的时候。”我收回手，看见妈妈的头垂得更低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她开始为“新冠”患者的身份自卑。

　　二月，武汉寒风萧瑟。病患们抱着衣物、棉被靠在街边花坛，3小时已过，有人怀疑火神山的车今天不会来了。总有人时不时地会去询问医护人员车怎么还不来，尔后坐回原地。路灯打在柏油路面上，投下一排萎缩的人影。

　　忽然，街对面开始闪烁蓝色警灯，那团光由远及近，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一辆120救护车驶过来，所有人盯着车从左看到右。

　　救护车在路中央停下，车上出来两名医护人员，向病人们揽开双手，似乎是救世主的姿态，“火神山医院的病人们上这辆车。”病患们开始一路小跑，朝着同一方向蜂拥上前，争抢着踏上最多可容纳25人的救护车。医护人员连连挥手，“后面还有车，大家去坐下一辆。”

　　爸爸拎起妈妈的行李箱拔腿就朝后一辆救护车奔去，妈妈眼里燃起了光。她竟跑得比我还快，大口喘着气，成功挤上了第二辆车。

　　几辆救护车里的后车窗人头攒动。轮椅上的八旬老人还留在原地，他女儿拉住医护人员，质问为什么没有医护来帮忙搬轮椅。救护车消失在拐角，家属散去，老人和他女儿又一次陷入等待。

3

　　爸爸每天都会煮银耳莲子汤给我喝。他也会在午饭后小啜一口白酒，半眯起眼微笑，“这次疫情你也看到了，爸爸在大是大非面前做的这些事，让人没话说吧？”我点头附和，埋头扒自己碗里的饭。

　　我想起妈妈去火神山医院那晚，奶奶在电话里愤怒地训斥我：“你现在虽然没病但你还是会传染人啊，你害了我们一家人啊你这个害人精！”爸爸听着开了免提的电话，尴尬地沉默，不停灌酒。

　　对面楼里有个中年女人，每天下午两点开唱《酒醉的蝴蝶》，3D立体环绕式音响聚集在我家窗口。爸爸有时摇头，“要不是你回来告诉我屋里这些事，我也可以天天像她这样唱歌。”

　　手机里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新闻会让爸爸每每皱起眉头，他也格外关注江西九江因为阻碍湖北黄梅的务工人员返岗产生冲突的事件，在晚饭餐桌上讲到这件事，嗓音扩大：“他们还敢歧视湖北人？”

　　我和住在家对面小区的小姨每天隔着铁门栅栏见面。小姨把从网上订购的菜递给我，劝我维护和爸爸的关系，“等你妈妈出了院还需要你爸爸照顾她，这段时间你奶奶无论说什么都别往心里去，也别和你爸爸吵嘴，尽量顺着你爸爸一点，一切为了你妈妈。”

　　三月中旬，妈妈以胜利者的姿态从火神山医院走出，再次隔离十四天后，到了家门口，身穿皱巴巴的羽绒服、加厚棉裤与踩成灰粉色的包跟拖鞋。我迎上前，她闪避，“妈妈身上还有病毒，别挨妈妈。”

　　她提出与我们隔离。爸爸睡客厅沙发，我睡次卧，她睡在主卧，平常非必要不出房间门，吃饭时由我为她盛饭夹菜送进房间，再由爸爸用沸水煮她吃过的碗。

　　爸爸做了十几天饭后，妈妈的身体逐渐恢复。爸爸说，病人需要适当的运动，开始等待妈妈每天端上晚餐，再喝酒，就像过去的20多年一样。

　　爸爸只有在不得已时会进主卧，完事后快步走出房门。妈妈坐在自己的床上问爸爸，“怕我，是吗？”爸爸坐在客厅沙发上，隔空喊话，“哪里撒，我习惯了睡沙发。”

　　4月4日，武汉还未解封，我在凌晨梦见一群人在黑色天空下低头前行。梦里，我和妈妈、小姨与外婆站在一起，不解地围观这场无声的迁徙。人群中有外公的身影，外婆伸出手去拉外公，外公还像活着的时候，容易气恼。他甩开外婆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们留在原地，无力地看着人群越来越远。

　　醒来时是上午九点，吃早饭时我没有忍住眼泪。此时，居民区突然响起一阵长鸣的防空警报，数秒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全国默哀3分钟的时刻到了。广场半降国旗，汽车鸣笛，困守在家里的人们开始哭泣。

　　这晚，梦中的四个人到小区门口的小广场为外公烧纸钱。爸爸独自去转角处的花坛边祭奠了去世多年的爷爷。

　　晚上8点，曾经被广场舞占领的小广场满是烧纸留下的黑色半圆，有的纸钱还未燃烧充分，焚出黑烟。外公的照片在火光中轻微扭曲。晚风吹向天空，我竟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热闹”。

　　解封后，4月14日下午5点，会算日子的亲戚说这时候“上山”、入土为安，对外公最好。我和妈妈出门之前，爸爸沉默了许久，末了，轻声说了一句“注意安全”。我看见妈妈眼中黯淡了下去。

　　妈妈娘家的家族群里，出入餐厅并发到朋友圈已是常事。小姨滑着朋友圈，忿忿不平地说，“一个个到处去吃饭不怕被传染，来送葬就怕被传染了。”

　　“他们肯定觉得，家里因为这个病走了人不太好吧。”妈妈长叹口气，习惯性地低头，“再加上我也得了这个病，谁都怕。”

　　除至亲以外，唯一来送葬的人是妈妈的表弟——外公生前十分疼爱的，吸毒成瘾的侄子。

　　外公走的那晚，家中辈分仅次于他的长姐梦到外公托梦给她，直言要让侄儿送他最后一程。我的表舅来了，干瘦如柴，右手怀抱外公的遗像，左手滑着手机屏幕，去往墓地途中两次走错了路。

　　仪式结束回到家，已是晚上8点。桌上做好了饭菜。爸爸用余光扫过妈妈红肿的双眼，一句话没多问，从美国人的抗疫谈到中东形势。

　　后来的很多日子里，已经离婚的妈妈说起这晚会咬牙切齿。对她来说，真正下定决心离婚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样冷酷的男人，我不要了。”

4

　　六月某个傍晚，爸爸因为妈妈迟迟没有做晚饭，感到不耐烦。

　　80平米的房子里，争吵的征兆早已开始显露。妈妈与我去小姨家看外婆，回家时他总正襟危坐在沙发上，冷着脸，似乎是在等我们，也似乎是要展开审判。

　　这天，他站在一楼的门外，冲着妈妈的房间大喊：“快去做饭！”随后猛地拉开防盗门，又重重合上，门上的窗户砰砰响。我儿时对这种愤怒的恐惧发作了。

　　晚饭做好后，我试探性地叫了一声“爸爸吃饭了”，他皱眉坐在沙发上盯着手机，没有抬头。

　　妈妈找到另一间八十平米的房子，趁爸爸上班时和我搬了出去。这里距离曾经与外公外婆同住的家只有3.5公里，邻近江堤，夏夜晚风吹得人惬意。

　　6月17日，我21岁生日。清晨，新家窗外的菜市场已经有了叫卖声，妈妈摸了摸自己出院后剪至耳后的短发，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你今天又大了一岁，我几十年来第一次剪短头发，说明我也要从头开始了。”

　　出租房是城中村拆迁后的“还建房”，租金亲切。我们简单刷了白墙，外婆和我打扫卫生，妈妈将衣物叠好收进老式红木柜，小姨和姨夫坐在地板上拧螺丝。天黑了，我们忙活累了，五个人围在长方形木桌前，我坐的椅子正对着一扇窗，这里以前是外公常坐的方位。

　　他们买来火锅食材和芝士蛋糕，家用电磁炉烧得沸腾，小客厅里不一会就飘满了牛油锅底的香味。

　　吃了一阵，妈妈看着满桌未吃完的肥牛、肥羊、鸭血、虾滑，视线又飘忽了起来，喃喃自语，“爸爸以前吃完了饭，总拍着肚子说，这么好的日子，哪个想死噢？”

　　这样的悲从中来常会呼啸而至，妈妈是那个最先开始怀念的人。我们捂住脸，努力忍耐，还是不约而同地掉下泪。

　　曾经，年近85岁的老太，也就是外公的妈妈，会在我每年生日时打电话来祝福寒暄。她也会把所有后辈的生日与电话号码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包括外公的生日。

　　在1月11日，外公过完他人生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太奶奶给外公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贤举，最近还好撒？”

　　“还好，就是有点感冒。冇得事（没事），吃两天药就好了。”

　　后来，家人偷偷扯掉了笔记本里属于外公的那一页。她已经是个有些糊涂的老人了，她不会再记得贤举的生日、贤举的电话、贤举的模样。

　　每当她又一次思念起大儿子，却又无处可寻时，身边的儿女们都讲，“大哥他啊，最近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