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中国是美国从未面对过的一种对手

     美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保罗·戈德曼(David P. Goldman)在《克莱蒙特书评》撰文，从中国的经济、军事、教育、商业等方面，以改革开放以来长时段历史演进的眼光，系统而深入分析了中国之所以崛起的理由，试图辨析当下美国研究者对中国的诸种误解。作者指出，中国是美国从未面对过的一种对手。而在这一历史关头，美国必须像当年肯尼迪的登月计划和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那样做出全国性的努力，才能恢复美国在高科技制造和军事应用方面的决定性优势，否则就会成为第二个英国。由于作者的身份，本文对中国的一些判断带有鲜明的美国立场，请读者加以辨析，以便了解美国战略界的思想动向。

　

　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描述了悲伤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一直否认中国已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我们无法相信一个世世代代被视为贫困代名词的国家能够与我们竞争。随着川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我们已经转变为愤怒。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不久就会讨价还价。

　　几千年来，中国内在的弱点，使其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内部。自公元前3世纪中国统一以来，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中国正在向外发展——但不想统治你们。就像《星际迷航》（Star Trek）的博格人一样，它想同化你。

　　川普总统认定美国与中国的现状不能继续下去，他扭转了20年来我们对于中国挑战美国战略优势的善意忽视，并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中国的扩张。但是他没有成功。到目前为止，他只是治标不治本。到2019年底，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陷入了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双方经济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没有明显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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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秘密的计划

　　自章家敦（Gordon G. Chang）2001年出版畅销书《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以来，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五倍。曾经是第三世界贫民窟的中国城市已经发展成为看起来像科幻电影场景的钢铁玻璃巨人——不仅仅是上海、深圳和广州，还有像成都和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每个城市都有3000万居民。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至每年6%——约为美国增长率的3倍。中国的债务负担比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略高一点，和美国差不多。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在《必有一战》(Destined for War, 2017)中提出警告，认为那场战争是一个崛起大国挑战一个守成大国的典型结果。正如我在《我们必须战斗吗？》（“Must We Fight?”, CRB's Fall 2017 issue）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艾莉森的文章里有很多地方是错误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可行性问题：中国在火箭、超高速滑翔导弹、潜艇和其他军事技术上倾注了大量投资，这些技术可以阻止（外部军事力量）进入中国海岸及其周边地区。悉尼大学2019年的一项研究警告称，战争爆发后几小时内，中国的导弹力量可能会压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大部分资产。即使我们希望对中国采取军事手段，这条路也走不通。

　　哈德森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确信，中国有一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秘密计划，但其高科技军事建设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国已经证明了其击沉美国船只和遮蔽美国卫星的能力。中国火箭、潜艇、电子对抗和防空的结合，使我们的西太平洋军事资产成了靶子。几年前我们失去了南海。毫不奇怪，菲律宾在2020年2月单方面退出了与美国的联合防御协议。当我们在亚洲最老的盟友走到另一边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

　　中国的全球雄心也不是什么秘密。它的目标是在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将欧亚大陆融入中国的经济领域，并利用其5G宽带优势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自2011年以来，华为的网站一直在宣传中国的全球经济计划；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在每一次电信会议上都大张旗鼓地宣称了这一点——而且花费了相当大的代价。

　　美国战略家们似乎认为我们在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打交道。要是有那么容易就好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苏联共产党人对他们最有才华的科学家说：“发明点新东西，我们会给你一枚奖章，也许还会给你一个腊肠。”中国说，“发明新东西，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然后成为亿万富翁。”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有285位亿万富翁——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他和其他许多亿万富翁一样，都是共产党员。身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全中国都多。

　　我们面对的可不是喝醉的、腐败的苏联官僚，而是从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最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精英。美国面临着更令人生畏的事物：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它务实、好奇、适应性强，而且饥肠辘辘。

　　华为提供了模板。该公司使竞争对手破产，并雇佣了他们的人才。它在R&D（译注：R&D即研究开发，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等三类活动）的移动宽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的5万名外籍员工从事大部分基础研究。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首次成功吸收了西方科学和工程精英中的关键群体，并利用他们实现其全球雄心。

　　移动宽带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的目标是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拥有“控制点”。试想：工业机器人通过5G网络相互交流，并利用人工智能设计生产技术，而无需人工输入；医学诊断利用了10亿人不断更新的生命体征和遗传史；由穿着白大褂、戴着虚拟现实护目镜的技术人员指挥的采矿机器人；宽带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使得其他十几种颠覆性技术成为可能。中国就像一枚两级火箭。邓小平改革后，出口驱动的廉价劳动力经济将它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国家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化巨人，这是一个助推器。十年前，中国开始抛弃这种助推器。下一阶段是华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互联网以及供应链管理、运输、医疗保健和其他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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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蜂”的飞行

　　美国对中国全球雄心的回应已经失败。这次失败有两大原因。首先，我们长期低估了中国的能力和雄心。其次，我们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将大量资源投入基础研究、科学教育和基础设施。相比之下，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的投入已经缩减到大约一半。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只大黄蜂，不应该会飞——但是居然会。美国评论员很难解释中国的成功，所以他们假装中国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也不会长久。例如，川普在2019年7月30日的推特上写道，“中国表现非常糟糕，是27年来最糟糕的一年……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消费量几乎是他出生时父母的十倍。在地上脏兮兮、厕所在屋外的房子里长大的中国人，现在住在有中央供暖和室内管道的公寓里。省吃俭用买自行车的中国人现在可以买得起汽车了。中国的数据，是为了让事情看起来更好而伪造的吗？别妄想了。经济活动的基本指标，如电力生产、货运和关键工业项目的生产都是可以核实的，它们密切跟踪报告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系统(约90，000英里)，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今天约18，000英里，到2025年将增长到24，000英里)，以及足够将近6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住房。这些东西30年前都不存在。中国的基础设施是现代世界的奇迹。与中国的机场、公路和铁路相比，美国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现在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加起来还要多，是美国的六倍。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科学教育质量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得益于美国的研究生院，中国的大学聚集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和工程学院。美国五分之四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授予外国学生，其中中国学生是最大的一部分。

　　很难衡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科技教育的相对质量。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世界50强工程技术学校排名中，就有五所中国大学。中国科技公司的高管告诉我，他们不太喜欢聘用美国大学的中国本科毕业生。他们认为，中国的项目更加严格，出国的中国学生很可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在中国的高考中没有取得好成绩。

　　中国不再需要窃取或复制西方技术。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好的5G设备，一些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超高速战略导弹，可以与美国设计的最好的计算机芯片相媲美的计算机芯片，以及一种不可破解的网络安全技术——量子密码技术。2019年，一艘中国机器人飞船首次软着陆在月球的背面。那仅仅是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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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与债务

　　中国目前在研发上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美国为2.8%——但考虑到我们经济的相对规模，他们在R&D的绝对支出与我们大致相当。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支出的构成。美国R&D的主要构成是寻求对现有产品的渐进式改进——一种升级的洗衣液或一罐不太咸的汤。正如五角大楼在2019年对中国军事能力的评估中所解释的那样，中国的R&D专注于军民两用技术。在关键领域，中国的支出比我们多得多。2019年，哈德森研究所的分析师亚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北京是美国量子计算的主要竞争对手。它每年至少在研究上花费25亿美元——是华盛顿花费的10倍多——并且在合肥省有一个巨大的量子中心。中国渴望开发破解密码的“杀手级应用”，这意味着保护美国数据和网络免受量子入侵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

　　作为全球移动宽带行业的领导者，华为在R&D的投资超过了其主要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的总和。

　　根据巴布森学院教授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的说法，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支持使美国的努力相形见绌：“2017年，(中国)国家政府宣布，希望到2030年，让中国及其产业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世界领导者。政府最新成立的风险资本基金预计将在国有企业的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领域投资逾300亿美元，该基金还将加入规模更大的国有风险资本基金。仅中国一个省就表示将投入50亿美元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业务。北京市已承诺投资20亿美元，开发一个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工业园区。天津是一个主要港口，计划投资160亿美元来发展当地的人工智能产业。”

　　美国的投资计划，主要是在国防工业，与中国的努力相比相形见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是国防部的研究机构，多年来一直赞助人工智能研究和竞赛，并拥有一个名为“人工智能下一步”的20亿美元基金，帮助大学和公司开发下一波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还不清楚它的努力取得了多大的实际进展。

　　一些分析师称，中国经济将遭遇一场令其元气大伤的债务危机。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和美国的债务负担差不多。中国政府、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信贷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1%，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9%。最大的区别在于谁欠谁的债。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但美国的中央政府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相比之下，美国私人企业债务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左右，而中国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0%。

　　诚然，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它过度依赖大型国有银行，这些银行习惯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不加任何刁难。中国当局允许私营企业倒闭，而不是鼓励银行掩盖它们的问题。2019年前11个月，中国有170亿美元的企业债券违约，与4.4万亿美元的在岸企业债券市场相比，这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债务是由基础设施融资的，而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支撑债务负担。中国为基础设施支出融资的方式解释了债务集中度的大部分差异。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从税收或借款中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资金；在中国，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借款，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2017年，我在给亚洲时报的一项研究中提出，据计算，在中国基准股票指数深证300中，非金融企业所欠净债务的三分之二，仅由22家企业所欠。几乎所有公司都涉及基础设施（能源、通信基础设施、航运、航空或金属）。中国企业的债务应该被视为中国主权的“公共工程”投资。

　　相对于各自的经济规模，中国和美国借入了大致相同的资金，它们得到了什么回报？美国国债增加了20多万亿美元，这还不算未注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负债所预计增加的46万亿美元。我们把这笔钱的大部分花在了转移支付上。中国利用其债务将5.5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建造了世界上最新、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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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权宜之计

　　我们用“帝国”这个词，来唤起人们对军事征服和殖民占领的记忆。但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它的目标是同化和间接控制，而不是帝国统治。它避免了帝国对外国军事承诺的过度干预，并试图通过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来锁定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对中国没有简单的回应方式，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也没有捷径。世界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的全球突破。它将改变这个星球上每一个居民的生活，包括美国人。俄罗斯革命家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说，你可能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对你感兴趣。中国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仅仅因为是美国人而得到报酬。全世界都得来找我们。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深度资本市场，独一无二的风险资本家，独一无二的国防机构能够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基本的R&D领域，独一无二的熟练劳动力准备把创新转化为产品。我们发明了数字时代的每个组成部分：半导体、显示器、传感器、激光、网络和互联网本身。美国公司在几十个领域享有自然垄断。我们的商品和服务高价出售。美元是国王。当我在第一届里根政府期间住在德国时，驻扎在德国基地的美国士兵用军饷购买了宝马汽车。

　　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0%。现在它占24%。更重要的是美国在高科技工业生产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9年的18%下降到2014年的7%，而中国从3%上升到26%。美国对高科技制造业的承诺随着2000年的科技泡沫而崩溃，再也没有恢复。绝非巧合的是，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正在与14亿聪明勤劳的人竞争。中国小学生早上7:30到校，下午5:00离开。每年有1000万中国青少年参加高考，并在两年内每天学习备考12个小时，以期被一所好大学录取。亚洲人的职业伦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常春藤盟校28%的学生是亚洲人，尽管亚洲人只占美国人口的5.6%。我们为中国的大学培养了世界级的工程系，其中最好的大学与美国最好的大学不相上下。

　　但我们早已不可能用中美技术能力的一对一对比来解释战略平衡了。中国已经招募了几十万名西方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华为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在20多个西方国家拥有5万名外籍员工和研究中心。它是一种可以产生雪球效应的技术驱动的群体。随着它的成长，它挤垮了竞争对手，吸收了他们的才华。

　　1258年巴格达被蒙古人攻陷，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教训。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躲在18英尺高的城墙后面，阿巴斯·哈里发·穆斯塔法（Abbasid Caliph Al-Mustasim）拒绝了蒙古人的进贡要求。阿巴斯认为，蒙古人是轻武装的骑兵；面对18英尺厚的巴格达城墙，他们能做什么？但是蒙古首领旭烈兀（Hulagu Khan）带来了1000名中国炮兵专家，他们只用了三个星期就攻破了城墙，之后蒙古人把巴格达人的头颅堆成金字塔——“筑京观”。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蒙古人，但这个类比是成立的：中国人从西方获得了摧毁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危险的是，中国已经学会吸收同化西方最优秀的人才。

　　美国能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有生产力和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吗？我们以前也曾面临过这种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国家的军力压倒了轴心国；在太空竞赛中，我们克服了早期俄罗斯人的领先优势，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在里根政府时期，数字革命超越了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上的虚幻优势。我们需要像约翰·肯尼迪的登月计划和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那样的全国性努力，来恢复美国在高科技制造和军事应用方面的决定性优势。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中国超过美国——我们将会退居二线，就像20世纪的英国一样。我们将变得更穷、更弱、更不安全。选择在我们手中，至少目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