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公开否定文革，他是中国最敢说真话的骨头

从学，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从政，他开创了国共之外第三个党派；像他这样学术和政治上，都极有建树的人，普天之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他更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人，怼尽文坛大佬，敢和毛泽东争执，还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否定“文革”的人，他是中国最敢说真话的硬骨头。

他，就是梁漱溟。

1893年10月18日，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这个家族可了不得，先祖为元世祖忽必烈五子忽哥赤，也就是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蒙古皇族后裔”。

而作为“皇族”，他自小就不同凡响。

13岁时，他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同班同学中，不乏张申府（哲学家）、汤用彤（国学大师）等佼佼者，而一众才子中他脱颖而出。

他门门功课全靠自学，而且完全超过老师的课堂进度，他还阅读了大量课外读物，尤其行文更十分大胆，他最喜欢写“翻案文章”，用全新的理论推翻旧有的定论，见解独到总能出奇制胜，成绩回回第一，老师每读他的文章，总忍不住兴奋地直拍桌子：

“语不惊人死不休！”

14岁初中毕业后，眼见中华大地战乱四起，他再也坐不住了，怀着一番壮志雄心，投身地下组织“北方同盟会”，开始革命活动。

1916年，年仅23岁的他，就当上司法部秘书，但这时他却突然研究起佛学，还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没想到，竟得北大校长蔡元培青睐，蔡元培读完连连惊呼：“佛学见解独到，好文，好文！”

于是，中学毕业的他，就凭一篇文章，荣登中国北大的哲学教授坐席。

但这个时候，一个噩耗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1918年11月7日，父亲梁济问他：“这个世界会好吗？”

他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这是父亲生前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三天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他悲痛于为大义自尽的父亲，但父亲的遗言，令他觉悟了，从此他转而折向儒学，只为探寻真知，唤醒“新的国性”，他用一生解答了父亲的这个问题！

1921年，他所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文章独特新颖，被称为“中国新儒学的开山巨著”，一篇文章让他进了北大，而这一本书，奠定了他今生儒学大师的地位！

1918年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照（前排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

见解独到的言论让他声名大噪，可他直言不讳的态度，却“得罪”了众多文坛大佬。

一次，蔡元培等人去欧洲考察时，北大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家都说：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

这时，一个声音却突兀地响起：“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
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

众人一听顿时语塞，再仔细一看，发问者正是梁漱溟。

散会后，胡适、陶孟和笑着对梁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

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这一番话出口，把当时在场的知名学者教授们，都统统“得罪”了。

大家都害怕他的一张“利嘴”，渐渐地不和他来往，而他毫不顾忌这些，只要是关乎治学，关乎态度的问题，无论对方是谁，他都直言不讳。

那时名满天下的胡适，人人敬之仰之，而他呢，公然在书中敢指责胡适：

“胡适说，‘仁就是理想的人道，尽人道即是仁’，这是笼统空荡荡的说法，这话危险的很，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孔子的道理......"

（胡适）

而他更不喜欢品性不端的文坛学者，经常毫不留情“攻击”。

他多次说到他很不喜欢康有为，披露了康的两件事：一件是，康有为在西安卧龙寺参观时，竟试图盗走寺中多卷珍贵佛经，后被人发现并追回。

还有一次，康有为向银行家余凡澄，“借”走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最后不得不派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他曾一度很佩服章士钊，可是结识章士钊后，却发现章生活糜烂，抽鸦片、赌博、娶妾，他直言：“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

后来因为中国社会问题，他还一口气“攻击”了张君劢、丁文江、吴鼎昌等多位著名学者：

“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

他敢这般直言不讳，因为他要自己知行合一，心怀“济世救民”的理想，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1937年抗战爆发，他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抗日，他写信给长子梁培宽说：

“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然后他冒死深入前线，组织当地民众打游击，辗转皖、苏、豫、鲁、冀、晋六个省，宣传抗日8个月，好几次遭遇死亡威胁，但他始终临危不惧，他曾赠送友人一联：“无我为大，有本无穷”。对于生、死，他的态度是“任其自然”。

香港沦陷后，在港的众文人学者乘船撤离，那会日机天天轰炸，水中又有水雷骚扰，夜晚满船人都惴惴不安不敢入睡，唯有他鼾声如雷，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死！”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

1940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遭到破坏，他忧心如焚，为调解两党矛盾，他率先发起并创立第三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之后他辗转于国共之间，为抗日和统一东奔西走。

1949年新中国成立，留在大陆的知名人士都去了北京，共商建国大业；另外的一些人去了台湾、香港、美国；唯独他哪里也没去，就留在重庆守着他创办的勉仁学院。

后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再三邀请下，他才来到北京，和毛泽东一起讨论当下形势，有时谈得兴高采烈，可他直言不讳的态度，也常令两人不欢而散。

而就在之后的1953年，因为他刚介耿直的言论，引发了一场巨大风波。

（梁漱溟和毛泽东）

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他第一个站出来，为全国农民仗义直言：

“过去将近30年，中共都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可对于他的发言，大家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的会议上，对他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十分气愤，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爆发了激烈争吵，掀起了一场巨大风波，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

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他的问题定了性：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可之后，没人再愿意让他扯入政坛，但他仍旧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顾一切继续说真话！

“文革”开始后，他更大的劫难到来，家中被抄，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被烧毁，衣物被抄走，只能将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没有房子了，初秋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他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坐飞机”，扣上“右派“的帽子。

如此惨况，而他却说：“被毁掉的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他还作了一首“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
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
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
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
也需揪出满街走。

期间他都自身难保，可还不顾一切的为刘少奇、德怀直言：”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

这话一出口，他更是遭来更惨烈的批判，那时已经80岁高龄的他，天天都遭到小组的批判，而他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熬过去小组批判，又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当受到众人围攻时，组织者问他有何感想，他扬起头，一字一句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刚直，一代大师坚持真理的气魄，尽展无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仍旧笼罩的气氛中，他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的说：“文革”搞糟了，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而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他可谓是：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中国第一人。

接着在政协会上，他又一次直言：“今天，中国由人治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之后他用尽余生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1985年，92岁的他仍坚持站在讲台上，他用力地挥舞着手臂，用最坚定地声音说道：

“我不是一个书生，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这一生我是拼命干的！”

而耄耋老年的他，仍旧不改自己直言不讳的秉性，他和同样年过90的冯友兰见面时，痛心道：

“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1988年6月23日，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他最后的岁月中，他被人们称为：

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

可他却对这些称谓敬而远之，他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一生所做只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

而冯友兰的一副挽联，更是写尽了他的一生：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华夏伟人，国士风骨，
正气凛然，亦佛亦儒，
义不苟合、刚介耿直，
直言不讳、独寻真知，

他，

集大志大学大成于一身，
是看透大起大落之大人，
他以天下为己任，
无畏生死、敢说真话，
是时代最真、最勇的大师！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2020年，梁漱溟逝世32周年，他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致敬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