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世界剧变时，越要走出国门求知于寰宇

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交恶，让封锁、脱钩成为常态，也让中国年轻人的出国留学之路在骤然之间平添了曲折与未知。

在病毒还在持续蔓延、美国的一些大学与学科对中国学子关上大门，甚至连国人高度依赖的社交媒体也可能在国外遭到封禁之际，出国留学还有必要吗？如能去到国外，年轻人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向寰宇求知识”，又该以怎样的心态与外部世界沟通？

我们为此采访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出国留学生、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研究生，198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史硕士学位，1984年赴美，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1992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执教香港科技大学，并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内地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他研究方向众多，包括共产运动、比较现代化、国家竞争等，尤其对大学教育与人才流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深研究，最近的出版的书籍包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在访谈中，丁学良结合自己多年的海外学习与生活经历，畅谈不同代际的中国留学生之比较，疫情为何让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变得更为重要，留学生如何才能走突破由语言、身份和社交媒体围成的小圈子，以及如何才是更理性的爱国。由于访谈较长，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往未见之地，向寰宇求知

四十年前走出国门的丁学良，在哈佛的课堂之外，还会去到美国的教堂、兵营、警察局、法庭和议会，抱持着谦恭而热忱的好奇心，寻求对自身认知的超越。四十年来，国力日渐强盛，但国人的好奇心和心态的开放度似乎却并未随之增长。丁学良说，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向寰宇求知识”的刺激，今天的国人应当重拾这种精神。

第二部分：在外留学，要跳出令你过于舒适的话语和圈子

丁学良说，在他的留学时代，因为贫穷，中国留学生们喜欢抱团取暖。如今中国学子条件优渥，英文流利，原本有更大优势融入当地社会，但很多人照旧一起“窝”在密不透风的小圈子里。他分析了三个原因：因为有个中国胃，因为想说中国话，也因为受困于一种习惯了的、不愿被冒犯的话语和认知体系。

第三部分：爱国要理性，不要玻璃心

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诚挚朴素的爱国情感，如何不轻易蜕变为“玻璃心”？作为现代世界的公民，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基于血统，抑或文化，还是公民权利？以理性爱国的心态，海外留学生可以如何与外国友人讨论这场疫情？

第四部分：世界的封闭与倒退不会是永久的

在丁学良看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造成的封闭与隔绝，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永久和不可逆转的。当美国暂时关门时，还有其它很多国家的大门对中国学子敞开。他建议，打算留学的年轻人在专业选择上不要过于局限于以往经验，因为疫后世界，人类的知识、生产、生活，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都会跟以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