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这篇对欧洲疫情的报导里，首先提到的是英国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惠提（Chris Whitty）两年前一场关于全球流行病史的演说。
惠提大半生参与非洲对抗传染病的工作。他认定英国对流行病具有特殊的抵抗力。
原因是"英国有钱"。
他相信财富大大强化了社会对抗流行病的能力，而生活品质——包括食物、住房、用水、医疗保险——是对抗肆虐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最有效的良药。
惠提教授的这种自信显然也是欧洲国家政府、学界乃至一般社会大众的看法。今年二月，当欧洲各国卫生部长在布鲁塞尔会商如何因应在中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他们向世界推荐参考欧洲的卫生体系，并且承诺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物资。
义大利卫生部长史佩郎札说："我们的责任，不只有义大利和欧洲，还有非洲大陆。"
比利时当时的卫生部长德布洛克说："欧盟要准备好提供援助。"
不到一个月，欧陆沸腾。各国政府没有以捐赠者的姿态为他们的前殖民地提供援助，西欧各国反成了武汉肺炎疫情的震央最中心。原本夸称有万全准备的政府官员，焦急张罗防护衣和检测试剂。从英国、法国、西班牙、义大利和比利时，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比利时是全世界病毒致死率最高的国家，义大利最繁荣地区受创严重，法国人自豪的卫生体系必须仰赖军方支援运送病患，而英国政府对疫情更是严重错估。
英国首相强森采取封锁防疫的时间比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晚。如今有些英国的科学家说，如果当初能提早一个星期封城，或许可以多挽救30000人的性命。
欧洲的医疗水准，一向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例如英国是培养许多亚洲、非洲和拉美医疗人才的摇篮。2015年南韩爆发MERS疫情后，英国首席卫生官戴维斯（Sally Davies）以专家身分访问南韩，她曾经铁口断言在英国公卫体系下，MERS的疫情不可能在英国爆发。如今，轮到南韩专家对英国疫情的失控难以置信。首尔大学的徐龙锡教授在纽约时报访问里说，英国政策制定者大概"以为流行病只会发生在开发中国家"。
欧洲的混乱预示了美国如今的困境。美国总统川普一开始发布旅游禁令时曾批评欧洲防疫不佳，"没有人比美国准备得更好、更强韧。我们的风险非常、非常低。"川普用他典型的川氏口吻保证。"病毒在（美国）毫无机会。"
如今欧陆疫情稍退，美国确诊人数持续扶摇直上，死亡率也逼近欧洲最严重的几个国家。
川普和政府的公卫专家经常有意见不合。但是在欧洲，政治人物和科学家的关系似乎更加微妙。
曾被英国媒体追捧的首席顾问惠提，如今不愿公开讨论当初他在英国政府防疫决策扮演的角色，他的一些朋友抱怨政府有意让他背黑锅。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梅比（David Mabey）教授说："政治人物说他们是『依据科学』，如果他们做了错误决定就是科学家的错。我可不大确定政治人物是否有听他的话。"
不过批评者认为，担任政府顾问的科学家难逃责任。
爱丁堡大学的流行病专家席里达（Devi Sridhar）说："他们自以为我们比别的国家更聪明。他们自以为可以斗过病毒。"
前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家金恩（David King）也说："不好意思，我想到的字是『傲慢』（arrogance）。不知敬畏（hub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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