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岁的他：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112岁的真人周有光走了（2017），他留给世人一个“真”。

　　周有光生于1906年，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代。他不仅亲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还见证了了八年抗战和十年W革。

　　他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工作过，还游历了很多国家。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阅历了无数世界级名人，他曾同爱因斯坦多次交谈。他至今思维清晰而敏捷，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世界，每天用电脑写作，一百岁后还能一年出两本书。

　

　他出版的著作有30多种，涉及经济、语言、文化多个领域。百岁以后，他还是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反思。他说：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温故而知新’。”（《“百岁新稿”自序》）

　　现在，对中国、对世界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相信谁呢？当然相信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个人正反面的经历），从学识中来，从不断地反思中来。

　　就这三个方面综合优势，中国当代有几个人能和周有光比肩？另外，他没有当过高官，又不是财富的拥有者，不是利益中人，能够客观地看中国、看世界。所以，对他的看法我虽然不能说深信不疑，但信任度超过了对当今的一些高官显贵和硕学鸿儒。

　　我是在他百岁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作为《炎黄春秋》的编辑，有几次他给我寄来稿件并附亲笔信。信的字迹如竹根，如枯草，但清秀、有力，没有一点抖颤，不像百岁老人的手笔。

　　最近几年，炎黄春秋春节联谊会他也参加。记得是在2010年的春节联谊会上，他坐在轮椅上发言，声音高吭，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有的干脆挤到前面举起了照相机。

　　那次他发言的内容是，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他说：“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持续好久。

　　在他108岁的时候，北京知识界举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聚会，与会者谈论周有光的道德文章、评点周有光的学术成就。发言者按主持人的点名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自由发言。

　　当主持者点到我发言时，我交了白卷。我说，我还没有想好，以后再写点东西吧。我的确没有想好。周有光老人又像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没有读懂，哪敢妄加评论？

　　后来我算是读了几本周有光的书，不敢说读懂了什么，但受到很大的启发。徐继畬写了《瀛寰志略》，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被称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周有光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给人们展现了更高更远的风景。所以，我的这篇小文，就以“周有光的眼光”为题。

　　他站在星际空间看世界

　　周有光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周有光年谱》第163页）“

　　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天还要添上一句：‘登月球而小地球。’地球的确太小了，不能再说‘大地’，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地球村’。” （《周有光年谱》第210页）

　　“在21世纪，人与人、国与国，正在重新定位。世界各国，原来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现在大家都挤进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成为朝夕相见的近邻。今后早上见面可以说一声‘嗨！’当然仍旧有敌对，但敌对的方式和过去不同了。”（周有光：《走进世界》，载《群言》2002年第12期）

　　“地球变小了，我们的胸襟不应当跟着变小。不能用航海的景观来开拓胸襟，可以用航天的知识来开拓胸襟。” （周有光：《漫说太平洋》载《群言》2001年第9期）

　　然而，现实和周有光的期待差距甚远。

　　大家都成了“地球村”的村民，却还是“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 。

　　进入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对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人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不知道哪一天会因自己制造的科技成果而毁灭人类自身。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可以登上月球，可以向火星发射飞行器；但也越来越愚蠢，不知道如何在地球上和平相处。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也说过，人类僭取了上帝和自然的权力，但没有上帝那种智慧。处于这种境地的人类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儿童拿着子弹上了膛的枪一样。

　　请看看当下世界：因弹丸之地引发的领土纷争，相互拔枪怒对；因宗教、民族的差别引发武装冲突，殃及妇女儿童；因对地球资源的争夺引发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面对朝鲜这样一个“玩火”的“顽劣儿童”，全球慌作一团，毫无办法······

　　凡此种种，都是周有光说的，地球变小了，而人类的胸襟没有开阔起来，人类还没有在“地球村”和睦相处的智慧。也正如他说的，现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没有树立起全球化的世界观。

　　他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朝闻道集》第28页）

　　周老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即人类对天体构造的理解。二是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Z治Z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Z制模式是永恒Z度；现代社会科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政治Z度的逐步演进。（《拾贝集》第88页）

　　在当今的“地球村”，各国经济已经联成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人们的认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改变。

　　周老说：“参加世贸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人民‘入世’就变成了‘世界公民’。成为‘世界公民’，不用写申请书，也没有公民证，但是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

　　周老说的扩大视野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把本国观点改为世界观点。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改为从世界看世界。” （《拾贝集》第48页）

　　全球化时代是信息时代。什么叫“信息时代”？周老用一个通俗的回答：“不能一刻离开手机，这就是‘信息时代’”。

　　他说：“我国传统说法：‘食衣住’是人生三大需求，孙中山加了一个‘行’字（交通），‘食衣住行’成了人生四大需求。现在要加上一个‘信’字，‘食衣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拾贝集》第119页）

　　有了信息的即时交流，各种误解就容易消除，不同的看法可以在交流中逐步取得共识。这是成为“世界公民”的最重要条件。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有了。

　　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

　　周老说，美国有很多民族，大都分散居住，没有一个民族固定一个地区。人跟土地没有固定联系，迁徙自由，没有形成“民族州”，没有形成“州语言”。这叫民族的“掺合结构”，稳定性比较强。苏L不同民族都有固定的地方，人跟土地固定联系，有各自民族的语言，这叫 民族的“拼和结构”。这种结构不稳定。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周老写道：“二战后经验，与其掠夺别人的疆土，还不如发展自己的经济、掠夺不如创造，创造90%的成功，掠夺50%的失败。德国和日本就是榜样。

　　财产在美国已从‘土地’，变为‘资本’为主，又变为‘知识’为主了；这就就是所谓‘后’资本主义的‘知识时代’”。（《拾贝集》第20页）

　　“一战之后，法国主持欧洲外交，对德国采取‘惩罚’原则：废除军备，限制经济，还要支付巨额赔款。结果狗急跳墙，跳出个希特勒。

　　二战之后，美国主持欧洲外交，对德国（即联邦德国）改变策略，采取‘援助’原则，限制军备，以GDP的1%为度；发展经济，协助资金和技术。德国生产迅速恢复。德法化敌为友。欧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极化变为一体化。这是美国宽大吗？非也！

　　经过两次大战，美国变聪明了，懂得‘援助’敌人就是‘援助’自己。日本购买美国的技术和设备，日美贸易迅猛发达，‘援助’比‘惩罚’更有利。”（《拾贝集》第23-24页）

　　在周老看来，昔日攻城略地的战争，今天应当被经济竞争所代替。经济互补，贸易互惠，对各国人民都有好处。一旦发生战争，贸易中断，经济停顿，对各国人民都有损害。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

　　在“地球村“里，邻居搞家庭暴力，打老婆。左邻右舍该不该管呢？当然要管。不是帮助老婆打丈夫，而是调解。不过，如果丈夫过于凶狠，要置老婆于死地，调解无效，也得对凶狠的丈夫加一点压力。按过去的说法，这样做就是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涉及到国家主权。

　　主权不是绝对的，欧洲各国由于对国家主权作适当的让渡，就形成了欧洲共同体。对领土也不要看得那么神圣，考察各国边界，哪有永恒不变的国界线？在“地球村”，邻居间边界矛盾可以通过商讨解决，有争议的领土上的资源可以签订协议共同开发，何必大打出手？

　　“地球村”的文化是现代国际文化

　　周老认为“地球村”的文化就是现代国际文化。

　　他反对前几年一种流行的说法：“21世纪是中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手里。”这种说法的确满足了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周老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

　　他认为，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周老认为，人类文化是随着人类的聚合运动中前进的。

　　部落文化聚合成城邦文化，城邦文化聚合成国家文化，国家文化聚合成多国区域文化，多国区域文化聚合成人类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

　　什么是现代国际文化呢？那就是“先进国家已经行之有效、权威学者一致公认，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

　　它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

　　而科学是一元化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庞旸：《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载《群言》2008年第12期）

　　数学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数学、唯心数学。逻辑学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逻辑学、唯心逻辑学。

　　同样，辩证法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辩证法，唯心辩证法。（《拾贝集》第106页）

　　周老强调人类共同的东西，肯定人类普S价Z的存在。普S价Z就存在于国际现代文化之中。

　　按这个观点回首历史，周老说：“帝国主义是一种科技文化的冲击波。现在我们面对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冲击波：现代文化的冲击波。清末老一代人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性质。今天我们一代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吗？” （《拾贝集》第66-67页）

　　今天那些否定普S价Z的人，就是不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所以排斥现代文化。

　　周老强调国际现代文化，但不否认各国的传统文化。

　　他认为，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

　　他说：“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朝闻道集》第9页）

　　关于重建“现代儒学”，他说：“第一件事应当恢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跟先秦的学术自由接轨，在竞争中确立儒学的权威，不是用垄断来强制改造别人的思想。上接先秦学术自由，下接‘五四’的民主科学。‘现代儒学’就能贯通古今中外。”

　　谈到 “三纲五常”，周老说：这是董仲舒“把原有孔孟学说和原有社会制度归纳起来，写成公式化的说法，便于称说，便于传播。如果改一下内容，这个公式还是可用的。

　　例如，‘君为臣纲’改为‘官为民仆’就适合现代的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说是‘民Z运动’的三纲。”（《朝闻道集》第13页）

　　“地球村”的政治应当是民主政治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民Z化是全球化时期的主流。（《拾贝集》第37页）

　　“名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zheng治家、思想家、ge命群众，前仆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名主不是有利无弊的zhi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zhi度。

　　······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拾贝集》第86-87页）

　　周老认为，MKS只看到资ben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没有看到初级阶段的后期，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拾贝集》第106页）

　　MKS思说：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由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人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管理）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的结果。

　　可是，西方国家统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早已达到60%-80%；相对而言，活劳动所起的作用明显下降。周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剩余价值学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了？（《拾贝集》第108页）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周老认为，资b主义不是有利无弊，而是利弊共生，发展越快，流弊越大。波浪起伏，周期往复。上次（1929-1933）发生经济大恐慌，梁启超认为资b主义已临末日。罗斯福新政后又见青天。

　　今天（2008）又一次出现金融大海啸，资本主义能再度自行调节，走出没顶之灾吗？（《朝闻道集》第37页）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资本主义渡过了这次金融危机。

　　“地球村”的公民就是“世界公民”

　　周有光引用了军队作家刘亚洲的一句话：“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

　　他认为，这句话十分剌耳，但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爱祖国爱美国》，《拾贝集》第21页）

　　我认为，刘亚洲这句话不准确，那些身居美国的华人，虽然国籍变了，热爱美国，但还是非常爱祖国的。祖国是他们魂牵梦绕之地。我有不少朋友、不少同学成了美国公民，但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

　　他们思乡之情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强烈，他们回乡祭祖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勤。他们侨居美国，是因为那里更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我想到周老说的“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们不太在乎国界。“国”字外面的方框既不能框住老百姓的身体，更不能框住老百姓的大脑。

　　人们可以在国内生存，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存。世界公民的主权观念和领土观念已经淡漠。主权在民，主权不是政府手中的神器，居民有权选择政府。领土的主人是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不是政府，有争议的领土可以通过协议共同开发。在世界公民眼里，祖国就是祖国，政府就是政夫，二者不是一回事。

　　中国人不管生活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不管持什么护照（护照是政府给予的标识，不是祖国给予的标识），多数中国人都保持有大体相同的特性。这个特性不能用美与丑、良与莠来评价，它是历史和传统铸就的客观存在。

　　周老说的“双方化”不仅体现在国内的人身上，也体现在华侨身上。

　　在华侨身上有“三文化”：现代国际文化、祖国文化和居住国文化。只要保留了中国人这个不可磨灭的特性，不管是多少代的华侨，他们都是热爱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