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揭秘：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

美国作家、《寻路中国》作者、四川大学教师

      在我重返四川大学课堂教学的前几天，我骑车穿过一片没人的校园，遇到了一个机器人。这台厚实的机器大约有胸口高，四个轮子，还不如一辆高尔夫球车长。前面是一个T形装置，似乎是某种传感器。机器人从我身边滚过，它的电动马达嗡嗡作响。我转过身去，隔开五米左右尾随它。

　　2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即将开始时，我曾匆匆来到校园，从办公室取回一些材料。当时为应对冠状病毒，在成都以东约七百里的武汉市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全局封锁。学校通知教职工，至少在学期初，所有课程都在网上进行。

　　在那个时期，离开中国似乎还能躲过病魔的侵袭，大学里的一些外教已经离开了。在美国使领馆，非必要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留下来的外交官的配偶和子女也已经撤离。

　　整个2月，我回复了焦急的美国朋友和亲戚发来的电子邮件。我向他们保证，我的家人都很好，并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至少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人数看起来很可怕。2月20日，当我参观校园时，中国官方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236人。

　　从那时起，随着人们对疫情认识的变化，这个学期也在缓慢进行着。第三周，疫情正式在全世界大流行；第六周，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中国。那一周，中国的边境对外国人关闭，撤离的方向也发生了逆转，变为在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公民，其中很多是学生，都在拼命地希望回国。

　　中国是最早经历这场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疫情蔓延并进入现在被认为是正常生活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第十三周，我第一次登上了后新冠时代的飞机。而现在，在5月27日，第十四周，我终于回到了校园。

　　我跟着机器人，直到它停在一条两旁是宿舍的街道上。一个电子声音叫道：“到达站点！”街上空无一人，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没有回来。有一项新政策是，学生进入校园后不能离开，除非得到特别许可。

　　大学的每一个大门都安装了面部识别扫描仪，这些扫描仪都经过调整，可以覆盖全脸。那天早些时候，当我到达时，一名警卫告诉我，在被扫描时要戴上口罩。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弹出，还有我的体温和我在学校的工号。和学生不同，作为一名教师，我可以从两个方向通过大门。

　　现在，我和机器人一起等待着，看着周围寂静的宿舍。终于，有三个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他们戴着口罩，拿着手机。他们每个人都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了一个密码，一个隔层弹开，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包裹。

　　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她的包裹是通过淘宝网订购的。它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在疫情发生前，学生们在由菜鸟驿站管理的校园取件点取回包裹。

　　菜鸟驿站是另一家主要由阿里巴巴持有的公司，但现在机器人也送货。学生说，机器在来到她的宿舍之前曾给她打过电话和发过短信。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跟着机器人，以为它最终会带我去找它的主人。每当我骑车离它太近，它就会响起喇叭声；如果我突然转向，机器人就会停下来。我试着对它大喊大叫，但它没有任何反应。

　　偶尔，机器会停下来——“到达站点！”，然后戴着口罩的学生就会拿着手机，朝我的方向走来。在寂静的校园里，感觉就像恐怖片《新冠的小孩》（译注：梗自《玉米田的小孩Children of the Corn》，1984年起的系列恐怖片）里的场景。

　　终于，机器人停在了校园远处一角的菜鸟驿站前。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人走出来装货。他说，菜鸟驿站现在有三个这样的机器人，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住所，所以机器人是减少与学生接触的一种手段。

　　我重新骑上自行车，前往办公室。一路上，我经过了一系列标有“CHINA HEALTH”英文字样的白色帐篷。其中一个帐篷里，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

　　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被测出体温偏高，这个人就会被送到帐篷里进行更仔细的体温测量。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到校医院去做拭子测试。

　　我继续走到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个包裹，里面是学校为我准备的重返课堂的装备：五个医用口罩，一副橡胶手套，一盒酒精棉片。虽然离开了三个月，但办公室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有人或有什么装备一直在给我的植物浇水。

　　我是去年8月来到大学的，用英语教非虚构写作和大一作文课。我和家人搬到了四川省省会成都，来这里部分原因是，96至98年我曾在这里担任和平队大学教员。

　　那时候，四川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从那时起的二十一年来，我就再也没有教过书了，缺席了一代人。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国教育系统重新联线，我期待着在课堂上与年轻人见面。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却被关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我所在的院系匆匆准备了一个在线平台，我得搞清楚怎么用。

　　这时有近三千万中国大学生在接受在线教育，此外，估计还有一亿八千万的学童也在上网课。每天早上八点，这些用户就开始登录平台，这些平台有时会因为网课学期的流量暴增而不堪重负。

　　很多小学并没有尝试互动式的课堂。我的女儿Ariel和Natasha在成都一所公立学校上三年级，他们的老师发布了短视频课程，只要有网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在线播放视频。

　　在美国式的Zoom课程，每个人都出现在屏幕上。但我在中国认识的老师都没有使用过。

　　我们的学生是看不见的：如果打开了摄像头，就只能看到老师，即便这样也会有问题。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的早期，我曾尝试直播一节课，但系统多次崩溃，我放弃了。

　　后来，我都会避免直播，而是每周准备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文字进行交流。

　　我教三个班级，大约60个学生，而我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一位学生。我经常点某人的名，让她打开话筒，慢慢地我能把声音和名字联起来。

　　中国学生经常给自己起英文名字，在与外界接触不多九十年代里，我的教室里曾出现过很多中式的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一个高大的男孩叫Daisy，漂亮的女孩叫Coconut。二十年后，我还保留着长着雀斑的Lazy，戴着线框眼镜的Yellow，以及瘦得像当地稻草人的House的照片。那时候，农村人照相很严肃，他们站的姿势很正式，很少笑。

　　现在我看不到学生的面孔，名字似乎也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时代。我的大一写作班里有Agnes、Florence、James、David、Andy、Charles、Steve和Brian。每当这些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我就会想起在密苏里州中部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们。

　　1980年，我和三个Brian一起上五年级。最近有美国人给孩子起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但如今中国人在重庆批发Brian。

　　大多数四川大学的学生来自该国的新中产阶级，我想通过英文名字来追踪中国的崛起。也许有一天，随着Caitlyns、Aidens、Madisons的出现，中国的衰落就会开始。

　　我很高兴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上有一个叫Sisyphos（译注：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人物，也有做徒劳无功的事情的人之意）的高年级学生。还是有一些不寻常的名字，尽管现在它们常常反映出名字主人的深邃思考。

　　一节大一学生研讨课上，有一个叫库里的体育迷和一个叫Rakim的说唱迷来上我的课。库里总是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在网络课上摆弄着他的护嘴器（至少在我的脑海里是这样），他写了一篇犀利的论文，讲述了中国国足的问题。

　　Rakim分析了一档名为《中国新说唱》的真人秀节目，不知道为什么，这档节目禁止任何留着小辫子的选手参加。尽管被困在湖南东部，Rakim还是知道美国族群的适度资本化。他写道：“在我看来，这个规则不仅是对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对参赛者应有权利的冒犯。”

　　他们的声音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年来，作为高等教育大改革的一部分，像四川大学这样的院校，地方性稳步降低。我经常调查学生，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从最西南的云南到朝鲜边境的吉林，他们分散在十五个以上的省市。但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学期开始时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开学第一周，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小区。

　　中国的封锁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严格。居委会负责执行这些规定，它们是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他们限制家庭每两三天派一个人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果有家庭被怀疑接触了病毒，在进行检测和接触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完全地封门闭户。

　　我在九十年代教过的一个学生发来一张照片，她所在社区的一扇门被盖上了两个公章。她写道：“我出生后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但上了年纪的人一定对这样的场景有一定的记忆。”她指的是【…………】掀起的那些运动。“我们正在变得麻木，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比病毒的影响更坏。”

　　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可以看到封锁对我的女儿们的负面影响，她们非常渴望与其他孩子交流。但也确实，中国严格的闭关锁国，再加上边境封锁和联系追踪，已经杜绝了病毒在大多数社区的传播。

　　2月20日，也就是我去校园封锁的那天，竟然是成都当局报告的最后一天，从社区传播中发现了一例有症状的病例。这个城市大约有一千六百万人口，但自二月下旬以来，只有七十一个症状病例，全部是输入性病例。几乎每一个病例都联系到乘坐国际航班抵达的中国公民，从机场直接进入治疗和检疫。成都的成功在中国是典型的。在我的一项调查中，我问学生们是否亲自认识任何被感染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

　　在第六周的时候，我问：“你目前是否被允许在你的社区里外出？你的行动有什么限制吗？”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们现在都可以流动了。我决定派他们出去做一些报道。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Serena。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在那里做着普通的工作。每次我在网络课堂上叫Serena的时候，我都会听到各种交通声音：引擎的声音、喇叭的声音、行人的声音。

　　这学期的晚些时候她解释说，她的楼房结构很差，墙体很薄，外面有一条繁忙的马路。和几乎所有同学一样，Serena是独生子女，但和别的同学不同，她对未来缺乏信心。

　　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是否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比父母那一代更好，在五十二个学生中，只有Serena和另外两个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会和父母一样，甚至更糟。

　　Serena第一次报名我的非虚构写作课时，我拒绝了她，因为在我搬来中国之前，为了限制学生的数量，我曾要求报名者提交写作样本。但在秋季学期的第一天，Serena还是来了，之后她发来邮件问我是否可以旁听。

　　我本来不接受旁听生，但她邮件中的一些话让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我告诉Serena，她可以修这门课的学分。

　　从课程一开始，她就脱颖而出。她的文字非常优美。她主修英语，她的报告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她个子不高，性格害羞，不引人注目，但她似乎明白这些品质可以让别人放松。秋季学期，我让学生们开展研究项目。

　　Serena深入了解了一群“有神眷”的四川天主教徒。他们用神的力量组织静修会、祈祷和哭泣。而下一个项目，她去了成都的一家同性恋酒吧。这个转变并不突然，因为成都以其基督教和同性恋社区而闻名。

　　在美国，这样的配对是违背逻辑的，旧金山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终于在一起了（译者注：旧金山以同性恋社区著称，而科罗拉多斯普林是基督教福音派的大本营）。

　　但在中国，基督徒和同性恋者都是边缘团体，他们更有可能在成都这样的地方蓬勃发展，因为成都远离北京，以宽容著称。

　　Serena的报告也符合我在秋季注意到的一个趋势：很多学生都很擅长写报告。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左右的院校，但我的学生中很少有主修媒体研究的。

　　即使在媒体研究系里，本科生也很少做实地考察，因为中国的新闻课强调理论。起初，我并不确定自主项目是否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大一新生。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对高考的准备工作不断加强，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独生子女家庭，他们往往将精力和资源全部集中在教育上。因此，高考备考成了一种折磨，而高中生也很少有机会培养创造力和独立性。

　　但我很快了解到，尽管高考有种种缺陷，它培养了勤奋的研究者。学生们对无聊有极高的容忍度，而这也是做到有效新闻工作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当我向我的学生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数字、标志、口号、引用、表情时，他们就会据此收集数据。

　　我的大一作文班全部由工科生组成，因此我没有理由给他们安排新闻项目，但没有一个人抱怨。这些独生子女似乎也很少有权利意识。秋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当Serena在天主教徒和同性恋酒吧里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没有为她正确地注册这门课程。

　　教务处通知我，为时已晚：她不能获得学分。先是被拒绝上课，然后又不给学分，而Serena的反应却是礼貌地问她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学期的项目，然后在春季学期在书上重新做一次。

　　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传统：在中国，学生总是尊重老师，即使老师是个白痴。

　　当我们解除封锁状态后，我让学生们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如何处理疫情带来的影响。Andy的家人认识一个在南京附近开呼吸机厂的人。于是他去参观了工厂，在那里他了解到工厂的产量增加了十多倍。在遥远的东北辽宁，Momo调研了一家国有烟草公司，这家公司的销量急剧下降。

　　在美国，有报道称封锁期间烟草使用量增加。但中国人通常在社交活动上吸烟——人们在宴会和晚宴上吸烟，而且他们会把纸盒烟作为礼物赠送。一位会计告诉Momo该公司在新冠肺炎后的一个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公共卫生愿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赠送口罩和消毒剂。

　　我喜欢这些来自各地的生活掠影。在西安，Elaine参观了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她注意到老板将一些啤酒保温，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冷饮对女性有害。Sisyphos介绍了一位药剂师，他概述了如何绕过政府规定提高口罩的价格，尽管出于责任感他自己并没有这么做。

　　Hongyi跟随了成都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经理。这个银行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向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提供延期贷款。Hongyi的报告中说，有370人给经理打电话询问这个项目。银行批准了二十二人的延期贷款。在另一家分行，每个申请人都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在经济方面，个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了。党从来没有允许独立工会的保护，工资被削减、工人被解雇的事情在全中国都在发生。

　　4月，中国出现了自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的首次经济萎缩。但刺激政策依然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一样给民众发现金，而是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在成都，市政府官员允许小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摊贩在九十年代很常见，那时还没有发起维护市容的运动。现在这些摊位一下子又出现了，傍晚时分拥挤的街坊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成都的感觉。

　　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已经从工厂之类企业的基础岗位中下岗了。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工资也减少了。5月在飞往杭州的国航班机上，一位空姐说她和同事们的工资是按照飞行时间计算的，她现在拿到的是最低水平，是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

　　对于飞行员来说，减薪可能更严重：一位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两个月来他拿到的工资不到平时的百分之十。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拿的工资变少了，但人们通常都说他们没事，因为他们有存款。

　　他们也对稳定没什么指望。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富裕多久，不会感到自满，这也是他们有这么多存款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转变。

　　一位名叫Cathy的学生报道了一位河北企业家，他拥有一家原本经销白酒的小企业。2012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腐运动，禁止用公款办酒席和其他娱乐活动，企业家陈先生的销售额直线下降。

　　对此，陈先生转而选择了一种不易腐败的物质：牛奶。他成功地转型牛奶配送业务，但是当疫情到来时，一切又崩塌了。陈先生开始了两个月每天十小时的骑行，和他的送货员一起，与沿线每家店的老板谈判。他制定了一系列巧妙的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已经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事实上，我非常感谢这场流行病。”他告诉Cathy，“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了。”在所有的事情中，他都没有改变自己公司的名字，它仍然含有“酒”字。Cathy问，对于一个经销牛奶的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陈说，“他们不看你的名字，他们看的是你做的事情。”

　　虽然官员们似乎对公民开源节流的能力有信心，但在公共卫生议题上却完全不同。留给个人选择或责任的东西很少。封锁已经被严格执行，任何感染者都会被立即从他或她的家庭中带走，并被隔离在政府诊所中。

　　到了4月初，所有从国外入境的旅客，无论国籍，都必须在国家批准的设施中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监控隔离。

　　我偶尔在官方通知上看到“安全距离”，中国人版本的“社交距离”，但我从未听到有人真正说过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实行过。封锁结束后，地铁、公交车、火车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的时候，坐的是空客A321，一百八十五个座位全部坐满。

　　当我采访从事商业或外交工作的人时，我们就像2019年一样握手。行人仍然在街上吐痰。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必须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几乎没有变化。

　　我女儿所在的三年级班级有五十五名学生，复课时人数减少到五十四名，其中一名女生由于和家人去塞浦路斯度假而滞留在那里。

　　学校曾试图把相邻的课桌分开，但是，这么多人挤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桌子之间的距离改变一点点都不行。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隧道后进入学校。走廊上的牌子上写着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学校，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口罩，好好学。

　　口罩保护你我他。

　　成都郊区的一个夜市。摄影：张克纯为《纽约客》拍摄。

　　起初，孩子们戴口罩的热情很高。第一天上音乐课时，老师还教我的女儿们如何戴着口罩吹直笛：把口罩下部掀起来，把笛子塞进去。放学接人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在口罩外戴上了麦克风，连接在臀部的便携式音箱上。

　　但是，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果学生在低风险地区，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因此我女儿的学校也放宽了规定。

　　一些老师不再戴口罩，不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戴着口罩。他们在午餐时发现了废弃口罩的用途：他们把口罩反过来，像小袋子一样，在里面装满骨头和其他食物，然后扔掉。

　　学校安排了定时洗手的时间，每天下午喇叭里都会响起广播：“体温测量时间到了！”我的女儿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早上6点半，每位家长都要参与班级微信群的接龙。一位家长会发起#接龙#的标签，并列出自己孩子的姓名、学号、体温（摄氏度），以及“身体健康”的字样。

　　其他家长一个接一个地发送：“36.5，身体健康”。随着每条“龙”的参与，名单也越来越长。我的账号通常每天都会收到六十条左右的这样的信息。八点过后，还没有参加接龙的家长会收到提醒消息：“某某某的爸爸，快参加接龙！”

　　我每天都生活在对接龙的恐惧中。每天早晨我都要填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程序：包括一张每日表格，我要在上面填写自己的体温、位置，以及在过去十四天里是否与湖北（包含武汉在内的省份）的任何人有过接触。

　　如果我在中午的截止时间前没有填写，一位过度工作的管理员就会“礼貌”地发来提醒（4月11日中午12点11分：“Hessler老师，您好，今天过得怎么样？”）

　　此外，每天早上还要为我的每个女儿扫描一个二维码并填写其中的健康报告。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更何况还有些奇怪：在参与接龙的第一个月，我收到了1146条微信，上面列出了三年级所有学生的体温。

　　我在想，这其中有多少是在走过场。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体温检查虽然有用，但只是一种粗糙的方法。他们普遍认为，保持社交距离比使用口罩更有效。

　　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上口罩，但他也指出，由于使用口罩会影响日常行为，目前还没有数据支持它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有效程度。

　　而且，尽管中国官方从封锁开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很大程度上依赖口罩来阻断病毒。中国从不允许居住在病毒传播严重的社区内的居民自由活动。他们从不奢望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良好的判断能减少感染。

　　相反，策略是实施封锁，直到病毒被消除。小学并未采取更有效但更具繁琐的政策，例如减少班级规模、改造设施、开展户外学习，因为病毒并没有在成都蔓延。而且，虽然政府一直不信任人们在封锁期间制定自己的行为条款，但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人们是否愿意为抗击疫情的组织努力工作。

　　我的一些学生，包括Serena在内，都对家乡的居委会进行了调研。Serena采取了她一贯的执着方法，在两个月内，她每周都会花两三天时间调研当地的一个居委会。

　　她告诉我，在疫情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它们就像已经进入休眠状态的古老的生物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党对私人生活还有较多干预，居委会起着突出作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对大多数居民的作用越来越小。

　　2012年，习近平主席上台后，他着手加强党的结构，包括重新加强居委会的作用。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Serena和其他学生观察到居委会在他们的社区中发展得非常迅速。

　　在新的政府资金下发后，居委会雇用了合同工，其中一些是被迫关门的当地店主。他们挨家挨户发放资料，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危地区，并帮助工作人员追查感染者。

　　有时他们也会犯错。Serena介绍，1月底，一名官员被派到一个有1136个单元的小区。整整两天，这位官员和那些合同工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午夜，挨家挨户爬楼梯敲门。但他们还是错过了一间公寓：这间公寓无人应答，而他们既没有留下一张纸条，也没有回去进行第二次检查。

　　很快，他们就再也没犯过这种错误。在Serena与居委会成员相处的过程中，她观察到他们变得更加专业。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以及有多可怕。

　　中国当地媒体报道说，有53名居委会成员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殉职。也有的人因为一点点小错误而被解雇或被惩罚。这就是Serena家乡那位错过一间公寓的官员的遭遇，他被要求写了一份自我批评，这又是党的长期传统。

　　他告诉塞丽娜，结果，那间被错过的公寓里住着该居民区唯一的冠状病毒感染者。当居委会成员敲门时，那位住户——我姑且称他为刘先生，正在洗澡。

　　在一周前的一次聚会上，刘先生曾与一位d.j.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来得知，这位d.j.是被另一名湖北人感染的。刘先生三十五岁，单身，精力充沛。在市政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列出了他接触d.j.后的详细行踪。

　　在中国，这样的旅居史作为公共资源，可以被所有居民查阅。刘先生的旅居史中显示，在他不知不觉被感染后的三天内，他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三家加油站和六家餐馆。刘先生的口味多样，从煎饼店到美蛙鱼头，什么都吃。然后他接了一个姓黄的朋友。

　　然后他去看望他年迈的父母。然后他去上班。然后他发烧了。发烧后，刘先生又去了好几家药店。然后他又接了一个姓李的朋友。然后他又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他又去参加一个聚会。

　　在微信公众号上，刘先生就是四川东北部的Liupold Bloom（译者注：Liupold Bloom，是姓氏“Liu”与角色名“Leopold Bloom”相结合而生的。后者是长篇小说《尤利西斯》的主人公。

　　该小说讲述了青年诗人斯蒂芬寻找一个精神上象征性的父亲和布卢姆寻找一个儿子的故事），他在城市中的奇幻之旅每一步都惊心动魄。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这样细致的旅居史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指挥下工作的工作人员编写的，他们负责追查感染者的行踪。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三千多个分部，每个分部大概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样，历来经费不足。

　　大约有1万名接触追踪员在武汉工作，疫情期间，中国80%以上的死亡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家告诉我，追踪者被分成五到七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领导。

　　其余小组成员可能没有卫生背景，他们也都是在十分注重细节的中国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正如同我教育我的学生们一样，而且他们往往具有本地的知识。

　　许多接触追踪员在居委会或其他政府组织工作，其中也包括警察。随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追踪小组，疾控中心也招募了其他有技术专长的人。

　　在上海，24岁的江熹霖是为中国疾控信息和盖茨基金会工作的合同工。江熹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研究基因组医学和统计学。他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

　　3月初，江熹霖担心英国最初对新冠的回应过于自大，他向导师们请求允许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认为我当时想回去是疯了。”他告诉我。

　　在上海，江熹霖帮助中国疾控中心做模型、写代码和提案。他告诉我，“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点接到一个电话，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他们说，‘你把那个提案搞定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中午之前完成那份报告’。 ”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要求。江熹霖还意识到，如果深夜来电没有声音，往往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学生等都要回国了。如果能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对控制疾病很有用，所以江熹霖写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的所属公司腾讯提供海归的I.P.登录信息。“他们拒绝了我，因为数据隐私问题。”他说。腾讯告诉他，他们坚决反对其数据被以这种方式使用。

　　有一次我和江熹霖在上海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如何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应。这样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出谁曾经接近过感染者。

　　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江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们说，‘这违反了数据保护。我们不能这样做’”，蒋解释说。“这让我很惊讶。”

　　这也让我感到惊讶。鉴于许多封锁政策的手段十分强硬，我曾以为政府会使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但似乎有一些来自著名科技公司的阻力。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应用程序，协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传播，但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复杂。

　　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公司开发的软件的病毒警报应用已经有数百万用户下载，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在某些地方，健康码应用程序主要通过手动数据传输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如果用户在机场用他的身份证登记，或者如果他的车牌在收费站被记录。

　　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中国某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曾委托开发一种更好的工具，它将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提醒任何接近感染者的人。

　　“但那个系统从来没有实施过，即使在那个城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行病学家说。“因为数据隐私问题，它无法获得政府系统某处的批准。”他指出，虽然一些应用程序通过手机信号塔跟踪位置，但它们并没有使用更准确的G.P.S.数据。

　　“可以说，对新冠最有用的是老派的科学，”他继续说。“方法论是五十年或七十年前的。它没有改变。”江熹霖告诉我，当使用自动数据收集的建议被拒绝时，其他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有抱怨。

　　但后来他们还是卸下了心头大石，继续做着电话和面对面访谈的艰苦工作。疾控中心的政策是，只要有新的案件出现，就会立即打电话给追踪员，哪怕是在半夜。他们有八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追查工作。

　　6月，北京在五十六天没有报告本地传播病例后，一个叫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突然爆发。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理得很好：需要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都要出示健康编码，并测量体温。

　　即便如此，还是有三百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早期发现。第一次预警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到医院要求检查。这又是一个老派科学的例子：有效的公众沟通。

　　该男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前往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锁定了北京部分地区，一个月内，近1200万居民接受了拭子检测。该市每天有能力检测四十万人。

　　“最近在数周没有确诊病例记录的地方爆发的疫情表明，这种病毒很难被彻底消灭，”香港大学医学院长梁嘉柏告诉我。“冠状病毒往往聚集在超级传播事件中。它可能会突然爆发出一个爆炸性的事件。”

　　中国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川东北的Liupold Bloom在城市里流窜了8天无人看管，结果似乎总共感染了0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刘某所在城市的一名居委会成员被处分，就像北京的疫情导致6名官员被处分一样。刘本人从来没有得过大病。他在冠状病毒病房隔离了一周，感觉还不错，检测结果为阴性。

　　然后，又在宾馆里严格隔离了近两周，他的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又回到医院隔离。等到刘终于被释放到药店、加油站、美蛙鱼头餐厅的世界时，他已经在医疗隔离中度过了六十五天。Serena致电要求采访，但一位居委会成员说，这段经历让刘的心理太脆弱了。

　　第九周，也就是四月下旬，我和一个大一班级一起批改学生的作文。在课程结束时，我问大家对作文有没有什么问题。停顿了很久，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笼罩在我们的交往中。第三周，一名中国官员在Twitter上声称，美军可能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第四周，川普开始说“中国病毒”。

　　随后，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接着第六周，美国的数字爆发了：到第十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十倍，到第十五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二十倍。

　　在第十六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讨论了《纽约时报》驻北京作家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的一本书节选，我告诉他们，约翰逊的签证早在第四周就被撤销了。这是两国政府之间针锋相对的交流的一部分，两国政府轮流驱逐对方的记者。

　　这学期后期，有些学生的作文提到了Freud（译注：Sigmund Freud，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读到关于George Floyd的中文新闻报道后，把这个名字通过机器翻译成中文再翻成英文的结果。即使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距离还是很重要，在这样的时期，我渴望面对面的交流。

　　我尽最大努力谈论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情，但学生们对通过音频和文字发表自己的意见持谨慎态度。我记得在九十年代，我是多么依赖视觉线索，当时某些话题能让一教室的中国学生都垂头丧气：文化大革命，或者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或者每次提到中国的贫困。

　　如今，在更加繁华的成都，人们在当面交谈时，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拘谨。他们笑谈川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并不值得重视。随着春天的到来，谈话中常常包含一个标准结论：疫情表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而非自由，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

　　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也没有考虑到政府在【…………】，也没有考虑到任何一些【…………】国家在处理危机时都比美国人好得多。

　　另外，美国也没有国有烟草公司从事口罩搭配万宝路的促销活动）。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目前美国人的失败并不狭隘地反映出民族性格或价值观，而是一种制度的崩溃：领导力和制度结构的危机。

　　而中国战略的许多方面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被采用。隔离测试阳性的个人的严格政策也适用于儿童，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他们也会与父母分开。6月，一名一岁的巴基斯坦人乘飞机抵达中国，检测结果呈阳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名婴儿被扣留接受医学观察。

　　这种极端例子往往会分散对中国方法中更有用的内容的注意力。在上海的中国流行病学家也曾在美国工作多年，我问美国人是否有什么可以从中国的现状中学习的地方。“社区参与。”他马上说。“我们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很重要。”

　　他指出，如果美国的系统有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告诉我，在美国，接触追踪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爆发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做非常基本接触追踪，它对资源的要求极度苛刻，而公共卫生已经土崩瓦解。”

　　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涉及到政治灌输，但这个系统教会人们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不知为何，社会更加繁荣却不失锋芒。近四分之一世纪前，我教过的年轻人都是被摆脱贫困的愿望所驱使的；如今，我的中产阶级学生的努力程度不减当年，因为他们的环境具有极强的竞争性。

　　这样的特质非常适合抗击流行病，至少在政府机构有效引导的情况下确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反应往往显得很被动，即使是开明的公民似乎也认为，遵守封锁命令，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就足够了。但任何控制病毒的尝试都需要积极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指导。

　　相反，狼奔豕突的美国领导层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有时还带有种族色彩：“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整个春天，中国政府不时地做出反应，对美国和其他外国进行抨击，但这种紧张局势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影响不大。日常交往仍然很友好，人们经常特意告诉我，政府之间的问题与我们的私人关系无关。

　　但我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这所拥有两千多名学生的学校里唯一的西方人。整个春天，我们的孤独与日俱增：我的大部分美国熟人都离开了，在街上很少能看到一个老外。

　　五月底，我的双胞胎孩子告诉我的妻子、Leslie和我，他们班上的一个男孩发表了一些反美言论，但我们没有对老师说什么。实际上，所有女孩的同学都对她们很热情，而且，新闻上什么都有，似乎难免会有零星的反美情绪。那一周，George Floyd被杀，美国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已经接近十万。

　　不过，老师的反应很快。下周一，她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讲了一个故事，用中国人的方式，强调科学、教育和努力。她谈到了埃隆·马斯克，她描述了他位于加州的公司如何在上周末成功地将一枚载人火箭发射到太空。在故事的最后，她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强项和弱项。”

　　在第十六周，我终于进入了教室。一个多月来，一直有传言说本科生会回来，其他一些省份也是如此。但最终的决定权总是留给地方官员，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爆发，他们才是被惩罚的对象。

　　在四川大学，管理者似乎决定，这不值得冒这个险。大四学生被叫回参加期末考试，还有其他提出特殊要求的学生，但大多数年轻的本科生被鼓励留在家里。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能最终见到大家。我的大一学生没有一个人回到校园。

　　最后，它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戏剧：服装彩排。大学引进了发烧帐篷、送货机器人和面部识别扫描仪，但我感觉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测试系统，为秋季做准备。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感染的可能性。尽管该国目前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似乎从未感到满意。

　　“没有长期计划，”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有长期计划。”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社会疏导的缺失表示担忧，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使用比封锁更不积极但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回学校第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学生来上我的非虚构课。Serena, Emmy, Fenton和Sisyphos. 这就像有一个演播室的听众，我们五个人来回交谈，但我们用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连线。每个回校学生都有回来的理由。

　　Emmy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和Serena一样，她已经厌倦了在一个又吵又挤的家里生活。Fenton需要在校医院完成一些口腔治疗。而Sisyphos作为大四学生，也需要回来参加考试。

　　他来时戴着口罩，但他看到其他人都没有戴口罩，就把口罩摘了下来。他个子很高，头发微微卷曲，他说秋天他将在在上海继续就读经济学的硕士项目，看来大部分大四学生都要继续读研，政府为了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而扩招。

　　即使在网上，我也感觉到Sisyphos很害羞，我从来没有点名，问他起名的故事。但现在我问起了，他微微红了脸。他解释说，他是在高中时选的，因为他喜欢希腊神话。

　　“那现在石头在哪里？”我问道，“在上面还是下面？”

　　Sisyphos把他的手放在胸口。“它在中间。”他说。

　　我常常在想，春天的经历对这年轻一代“新冠的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实际上是在报道历史，”Serena在她最后的一份作业中写道。“我想我从现在开始要开始记笔记了。”她说，与居委会相处，看到官员和警察在抗击疫情，也让她对上一学期的研究有所思考。

　　她意识到，过去这样尽心尽力、勤勤恳恳工作的居委会官员，却被天主教徒和同性恋社区等群体所反对。“他们都是好人，”她写道。“他们只是碰巧立场不同，有时会起冲突。”

　　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的声音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有不少学生放弃了出国留学或去美国读研的计划。

　　7月，在川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后，中方作出回应，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伤害必然是长期的，无论如何，国家经验已经出现了分歧。到7月初我登记期末成绩时，美国每两天记录的病例比中国在整个流行病期间报告的病例还要多。

　　而年轻的中国人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很可能与年轻的美国人截然不同。在我的学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许多人表示对他们的政府有了新的信心。

　　从牛津大学逃到上海的罗德学者江熹霖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精英阶层的同龄人的变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了信任。”他说。在我最后一次调查中，我让学生们对未来的感受进行评分，评分标准是1到10，其中1是最悲观的。中美关系的崩溃、大流行病的爆发、全球50万人的死亡……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平均评分为7.1分。

　　最后一节非虚构课，在第十七周，只有三个学生来参加。Sisyphos走了：像所有的大四学生一样，他提前毕业了。不知怎的，Serena、Emmy和Fenton知道了我的生日在前一天，他们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机器人给他们带来了气球、彩纸和组成生日标语的字母，他们还让人把蛋糕和一种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了一个大门口。

　　Serena把远方同学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装订成册。用中国人的方式，这些留言是自嘲的。“谢谢你看了我的粗文（对你来说相当折磨）。”一个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项目中认识了他们。现在，在书页中，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

　　Cathy，她在河北调查了转行送奶的男子；Elaine，她在西安的女同性恋酒吧呆过；Hongyi，她做了成都的银行经理的小跟班。细节很重要，我们一学期都在强调:Patrick戴着眼镜，Dawn留着齐肩长发，Meredith带着一只狗站在沙滩上。

　　所有的学生都面带微笑，姿势自然，不像以前的照片。

　　我最希望我们还是能亲自见面，但知道他们存在于远处某个地方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