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家2020纽约漂流记：我们还回得去吗？

 　　刘小东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会有被困在纽约的时候。

　　1993年第一次来到纽约参加《红星照耀中国》集体画展时，他就很爱这所城市。那次他在这里住了十个月，和同为画家的太太喻红在这里登记结婚，他们的女儿刘娃在娘胎里的头四个月也是在这里度过的。但那次他心里有底儿，什么时候想回国买张机票就能回去了。

　　

这次就不同了，也是来参加画展，也有太太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陪在身边，可是疫情突降航线受阻，定好的机票被取消，他回不去了。“这是我的伤心所在，你有这个国家的护照，你是这个国家的人，应该是想回去随时都能回去。没想到，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刘小东说。

　　人在困境中总会想方设法突围，对画家，突围的武器就是画笔。4月1日开始，他差不多每天画一幅水彩，都是纽约的街景，却有着这个城市前所未有的静和空。一树繁花在空荡荡的街心公园里兀自盛开，一只鸟站在路中央一动不动，一个人形单影只走过斑马线，帝国大厦从楼群的缝隙里露出头来，亮着孤寂的灯。偶尔也有喧嚣，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一群人坐在草地上晒太阳，肤色黑白分明。这些画大多数色彩温暖却让人看着想哭。

　　疫情加上紧接着到来的黑人权益大示威把一个百年不遇的纽约推到他眼前，而由刘小东来记录这样的纽约差不多算是上帝之选。里森画廊6月29日到7月11日为他办了个网上个展，从这组作品里选出30多幅展出。《纽约客》杂志在对这次画展的评论中说：“很难想象会有另一个人比这位艺术家更适合作为纽约这个历史性春天的见证者了。他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社会挣扎，以坦诚、怜爱和尊重去画每一个人，从中国西北玉矿的维吾尔族矿工到土耳其和希腊的叙利亚难民。”

　　但说是“上帝之选”，也不只是因为他作为写实主义大家从普通人身上折射世事变迁的一贯艺术视角和笔法，更因为他隐藏在自己作品背后的思考，关于真实与虚伪、关于束缚和自由、关于文明的冲突和维系、关于个体命运与人类的未来。虽然他只是默默地看，默默地画，什么都不说，但正像一位著名艺术家在一篇对刘小东作品的评论文章里所说的那样，他表达的是“无言的立场”。

　　这些使得刘小东在这场疫情之前来到纽约，在疫情之中滞留此地似乎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你甚至会怀疑，如果真有天意，是不是老天故意要把他困在这个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城市里，逼他回答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人类急于知道的一个问题：我们还回得去吗？

　　“逼着我见证历史”

　　刘小东1月底从北京来到纽约，马上转机达拉斯。一年前他应达拉斯当代美术馆之邀，到美墨边境采风，在一个叫Eagle Pass的小镇，遇到了一个热情的警察，“胖胖的，像邻居大叔一样，对我们特别好”。刘小东跟警察约好，一年后回到当地画他的生活，这次来是为了兑现承诺。画完警察，他回到纽约，跟来这里进行研究生面试的女儿和陪她前来的太太会合，并在这里等待参加达拉斯当代美术馆定于4月份为他举行的个展开幕式。

　　3月美国疫情开始告急，紧接着很多航线停飞，刘小东原定在4月16日回北京的返程机票被取消了。接下来就是订票、再延迟、延迟、再取消的一连串噩梦般的折腾。4月18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昨天机票被取消，晚上就梦见到处买不到票。” 5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干等29号回北京，飞机再延怎么办？再说吧，先发呆再说。” 到了6月1日，随着黑人权益示威的推进，他已经知天命了，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疫情不减，又起纷乱，飞机断航，逼我见证历史。”

　　历史在眼前展开得突如其来。

　　在纽约，刘小东一家三口蜗居在朋友在曼哈顿西村空置的一间小公寓里，一室一厅，总共面积不过50平方米。他尽量把软禁般日子过出正常的节奏，“美国人都很放松，我也挺放松，该上街上街，该买菜买菜，只是路过一些地方突然发现这个城市没人了。”

　　没人的纽约只剩下忧伤，4月16日，他在日记里写道：“经过旧铁路改造的空中走廊，无人；沿途时尚店，无人；几个木偶模特在橱窗里，长长的走廊，长长的街道。走到14街，苹果店空空的。那家头顶着一个老牛的牛排馆也在风中傻呆着，伤感，不想往前走了。” 这种空让刘小东有一段时间情绪特别低落，多亏还有家人在身边说说话，再有就是还能画画。“早晨起来，很忧郁，就像得了抑郁症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每天坚持画一幅水彩或者学半个小时英语——实在太无聊了。”他说。

　　画不能任意施展，公寓太小，油画出身的他只能选择用水彩表现，“就一个小桌子，吃完饭一收拾就可以用来画画。” 可即使是方寸之间淡淡的伤感也能逆流成河。有一张画叫《儿童乐园》，4月14号画的，一个街心小公园里，秋千空着，长椅空着，儿童玩具车东一个、西一个，也都空着。只有公园中心的一棵树，好像不知道人间出了大事似的，没心没肺开出满树白色的花朵。

　　“那是一个阴天的黄昏，这个公园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一个酒庄对面。我好喝酒，每次去买酒都从这儿经过。没有疫情的时候，这里有很多小孩玩得特开心。那天去买酒，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铁门上了锁，那棵树却开花了。有一种落寞的对比，从前很快乐的地方，现在很寂寥。我就围着它拍了一些照片，用眼睛记住它的色彩，回家就画。”

　　还有一张画叫《不会飞的麻雀》，4月23号画的，一只麻雀侧身站在人行道中央，好像老僧入定一般。“那天我一出门，看见那只麻雀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用手机给它拍照，手机离它只有一寸距离了，它也不动。后来发现它受伤了，也可能是太老了，我就很想画。人在困难的时候，比如你住在监狱里，你会对一棵草充满爱怜。在疫情中，生活非常简单，一草一木，一个羽毛的飘过，一片落花，平常你不在乎的，现在都会在乎。”

　　可是纽约在这个春天里，有的不只是空荡的街、寂寞的树和飞不动的鸟，最让刘小东关注的还是人。人，在或者不在，都是故事。

　　自在一点

　　1993年那次来纽约，刘小东在布鲁克林租的筒仓比现在这个还小，一进门一张床，左手是个洗手间，洗手间前面一个小煤气灶，仅此而已。可那时候日子过得挺乐呵，在德国参加画展的喻红飞来纽约跟刘小东会合，两人在纽约市政厅登记结婚。在陈丹青的挽留下，两人决定多待一段时间，体会一下真正的纽约生活。那时候喻红大部分时间花在学外语上，而刘小东的作品已经开始引起收藏家的关注，他舍不得把时间用来学外语，天天蹭陈丹青的画室画画。公寓虽然小，可朋友多，那时候如今中国艺术界很多腕儿级人物都还在纽约漂着，刘小东和喻红的小房间很快就成了据点，他们隔三差五就弄顿好吃的跟朋友们举杯畅饮。

　　90年代是纽约治安最乱的时期，帮派横行命案频发，可刘小东对此并没感觉。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纽约那种自由的氛围。“那时候地铁里到处都是涂鸦，晚上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也坐地铁，去哈雷姆（编者注：黑人区），不害怕，感觉很亲切，像中国的县城，到处都是晃晃悠悠的大小伙子。我也年轻，那时候年轻人都崇拜篮球明星的穿法，老头衫、Gap的大裤衩子，拎个塑料袋走遍天下。”

　　从那次以后，刘小东成了纽约的常客，有时候两年来一次，有时候一年来两次。纽约的街道慢慢地干净起来了，新楼多了，地铁里没有涂鸦了，当年一起喝过酒的艺术家朋友们大多都已经回了国，这个城市在岁月里按部就班地上演着自己的沧海桑田。可有一样东西始终都没改变，就是这里的自由，即使在疫情压顶的时候也仍然如此。

　　“以前来纽约，办展览、开party，见到的都是艺术界的人，感受到的是艺术的自由；这次画廊都关门了，游客也不来了，见到的都是本地老百姓，感受到的是老百姓的自由。疫情很严重，人们还出来遛狗，戴不戴口罩也没人勉强你。”刘小东说。虽然这种对自由骨子里的坚守和不妥协让美国人在这次疫情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至少没有出现小区里一人染疫，所有人都对他退避三舍的紧张氛围，人的状态比较放松。“人总是要做出选择，安全是重要，但如果付出的代价太大，我可能也会生病。如果能活得自在一点，活长活短其实也没关系。”

　　纽约之春

　　不过疫情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在纽约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为了搜集创作素材，刘小东经常需要在街头拍照，街上人少了，人们开始变得警觉，拍照也不那么容易了，特别他还长着一张中国脸。“疫情来了，人们也不太愿意搭理中国人。有时候我拍人家的狗人家不愿意，你就知道了，这在平常根本不是个事儿。所以我拍人的时候都是在远处把镜头拉长，或者拍个背影。溜着边儿走呗，见人家不高兴咱就绕开点儿。”

　　有一次，刘小东走在街上突然被一辆急驰而过的车溅了一身水。他还以为是自己光顾着看建筑，误走上了马路，定睛一看又不是，自己明明在人行道上，离马路牙子还有一米，而路上的积水也不过半米宽。这让他觉得，那辆车可能是有意为之。“美国人还是挺讲究开车文明的，一般不至于轧水溅人，我旁边没别人，我又是个华人，我想着可能就是那么回事。生了一会儿气就算了，大城市都一样，看不起外地人。”但他并没有为这件事或这种情绪作画，“绘画不是诉苦，这没什么好画的。”进入5月，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压颈致死之后，纽约街上开始人潮汹涌起来，都是出来抗议示威的。刘小东的住所离纽约抗议示威的重要舞台华盛顿广场公园，以及在随之发生的抢掠中受损严重的SOHO商业区都很近，他也因此目睹了这次示威中很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他擅长的“无言的立场”在对示威活动的记录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一天，一支游行队伍从他的门前经过，过马路时，所有的车都停下来让路。这时突然一个黑人开着辆敞篷豪车，超速夺路驶向示威人群，人们都大惊失色，刘小东赶紧拿起手机抓拍了好多照片。虽然没人受伤，这个场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示威开始后我一直在想该画什么，如果画游行队伍，好像是百分百地支持示威。但这个场景，人们游行支持黑人，反倒是黑人开着富贵的跑车冲撞支持他们的人，那种矛盾性，展现了我心里的矛盾性：社会变化和它背后的原因是不是非黑即白的？政治正确里是不是也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微妙的东西？那一瞬间，那些思考，我就没放过，必须要画。” 刘小东说。在他描绘这个场景的作品《在我门前》里，戴着口罩的游行的人们看着这辆跑车冲进人群，惊慌错愕，背景隐去了街道上的树木或楼群，只剩一片说不清道不明的氤氲之气，有如雾里看花。

　　还有一张画，画的是家旁边公园草坪上常见的年轻人健身景象，这天刚好是一黑一白两个小伙子一起在做俯卧撑。“如果没有这场运动，这种景观就很平常，可是在运动的背景下，就显得很特别。这场运动不就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较劲吗？”这张画的名字叫《无题》，留出无限解读空间。

　　里森画廊那场画展，名字也很有深意，英文叫Spring in New York，这个名字中文可以有很多译法，比如不疼不痒的“纽约的春天”，而画展正式定名却选了革命色彩很浓的一种：“纽约之春”。

　　“这个靠你们去理解，但作为中国背景的话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复杂性。现在纽约发生的这些事，推倒雕像、打砸抢，对于我们‘过来人’就像无法无天的闹革命一样。但我们对人家的历史也确实不了解，包括对哥伦布，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了解，也可能哥伦布就是政治利益树立起来的假英雄，也可能他是这次黑人平权运动扩大化的牺牲者，但这不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分析的范畴。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疫情阶段，两三公里视野之内，画我力所能及的东西，我会尽量把我的观点藏在复杂的背景里，而不去简单地评价这个运动的真伪或好坏。”

　　有一张画，叫《我阳台左侧的欢呼声》，画的是纽约人在疫情高峰期间，每天傍晚一起为医护人员鼓掌欢呼的场景。这是刘小东这次在纽约见到的最令他感动的场景，“每到7点的时候，有一声长号吹起，有鼓敲起来，所有的门窗都打开，大家有的上房顶，有的就在窗户里拿着盆儿敲，我也跟着一起敲。敲完以后又有悠扬的歌声，录音机里的歌。隔很远的窗户，看不清脸，但每天那个时候都能互相看见，互相挥手，你知道他在，他知道你在，大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爱，非常令人动容。”

　　那幅画里，日暮时分，余晖犹存，人们从自己的楼里探出头来，都是小小的影子，没有肤色之别。

　　一出悲剧，一出喜剧现在刘小东每天早上10点起床，吃完早饭跟着电视里的《老友记》学英语，中午给家人做饭，下午画画，晚饭后出门散步，回来后上网看个电影，过了午夜开始喝点小酒自我放松，2点之前入睡。这个作息，除了学英语，跟在北京的时候没有区别。太太女儿陪在身边，一家人小日子过得也挺温暖。朋友往来比在北京时当然少很多，但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又不是年轻小伙子了，年轻时离开朋友很难，现在准备好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挺好。” 56岁的刘小东说。

　　如果说想见谁，那就是老家的妈妈。在北京时整天忙事业，回老家陪妈妈的时间不够。可是就算没有被困在纽约，刘小东也不确定他能见到妈妈，中国疫情期间管制严，城市之间流动障碍重重，一个朋友的母亲在南京去世，朋友人在无锡，都没能过去见最后一面。“很多人性的东西都被压缩了，以后自在的日子会不会越来越少？我个人生活挺美满的，没有个人的忧伤，我所有的忧伤都跟这个有关。”

　　思乡还是有的，但刘小东想念的并不是那些吃食玩意儿，而是别人说的话甚至一个眼神都能懂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他会在手机上听中国歌，从汪峰、周杰伦、李宗盛听到西北民谣歌手张尕怂。“听见这些歌会伤感，不知道歌曲带来的情感会那么强烈。离开母文化时间久了，你对母文化的那种感受力会无限放大。”

刘小东作品《THANK YOU》、《纽约大学》、《哈德逊河》

　　这种艺术家与母体文化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就像风筝的线一样，是依托也是束缚。这些年，他走南闯北去画画，卡塔尔、以色列、格陵兰、古巴、英国、美国、意大利。“我其实就是在锻炼自己这点儿心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我后半生的命运会随波逐流到哪里，万一因为什么原因我被甩出了中国，我还能不能从事我热爱的工作，也就是画画这点事？很多人说离开母体你就会营养枯竭，对于文艺创作，这是个真命题还是个伪命题，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寻找答案。我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我一直在思考，人生到底是事业重要还是自在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刘小东或许不必马上回答，旅行社已经帮他订到了10月份直飞北京的机票，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能赶回家享受北京的金秋。可是对于这个走到了2020年的纷乱的世界，“回去”就不是一张机票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在6月12日的日记里，刘小东写道：“2020年，我们知道世界不太平，世界乱了。我们都想这一年快快过去，在日历上铲除这一年，回到从前，即使从前也不完美。”那一天，新闻里说波士顿的一座哥伦布雕像被砍了头，刘小东傍晚散步时特意去了哈德逊河边，遥望自由女神像，还在。“抱歉，我联想多了……愿艺术长存，文明永续。”他在这篇日记的结尾说。艺术和文明受到威胁了吗？他说他的确有此担心。“社会情绪的变动，宗教的强势，不允许另一种观点存在。社会越发展，人越回归自己的根，为了保护自己的根不惜摧毁别的文明，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

　　艺术家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能力了，有选择能力的是政治家，我们只能感叹现实像一帧帧电影胶片从你眼前掠过。我已经不再相信历史，只相信眼睛能看到的局部历史，我把目力所及的历史画下来，至少我没有自己骗自己。”

　　刘小东说，看2020年前后的世界就像在看两部电影，一出是喜剧，一出悲剧。喜剧里每一个镜头都不令人满足，因为结尾会更快乐；悲剧里每个镜头都值得珍惜，因为结尾会更惨。“但不管世界往哪个方向走，现在都是最好的。”他说。

　　对于一个曾经说过自己“始终对现实报以敬意”的写实主义艺术家来说，这句话无疑是真心实意的。可面对一个如此残酷的现实该如何报以敬意？如果我们回不去了，又该如何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

　　“有两种佛，一种坐莲花座，他是走在前面带着人们进入极乐世界的；一种坐金刚座，他是留在最后，等人们都受渡之后才走。这种金刚座的佛给我特别深的触动。”刘小东说，“不管现实怎么残酷，都让我们留到最后吧，逃能逃到哪儿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