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后川普时代共和党该何去何从？

　编者按：《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即使这一次川普败选，川普主义仍将存在。甚至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整个共和党都会像川普那样疯狂，并走向无脑状态。后川普时代，共和党应积极向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靠拢，而不是把自己视为白人的政党，才能跳出传统保守主义的桎梏。

　　乔纳森·拉斯特认为川普总统会永远在位。他是对川普持敌对态度的保守派网站《堡垒》(The Bulwark)的一名编辑，认为如果川普在11月落败，他会声称自己在选举中被欺骗，还将迫使其他共和党人支持他的主张。他会搞一档电视节目，举行集会，对2024年再次参选持谨慎态度。

　　我向拉斯特致敬，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比我更悲观的2020年后的情景!

　　我的猜测是，如果川普在大选中被击垮，数以百万计的共和党人会确定他们从未喜欢过这个失败者和混蛋。他将被降级到他们用来放置萨拉·佩林（注：她曾为阿拉斯加州州长，在2008年成为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肯的竞选搭档，最终失败）的减价商品区。但有一样东西仍将存在：川普主义。

　　在移民、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川普的基本世界观将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共和党，就像里根的基本世界观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那样。1000名更聪明的保守派将在2020年后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但这个政党将建立在川普创建的框架之上。

　　我认为川普主义会在川普执政之后继续存在，因为现代共和党的历史就是模式转变的历史。

　　如果你是在保守价值观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并且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共和党政治环境中，那么你就生活在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主张的模式中。

　　这种模式限制政府，在国外传播民主，在国内建立有活力的自由市场，培养具有朝气蓬勃美德的人——那些精力充沛、正直、有企业家精神、思想独立、忠于朋友、顽强对抗敌人的人。

　　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政治思想比他执政的时间还长

　　几十年来，保守派乐于生活在这种模式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开始看到它的局限性。这种模式是如此全面地反政府，以至于它没有办法利用政府来解决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它如此专注于培养强大的个体，以至于没有语言来培养社区意识和归属感。所以，如果你的立场是中间偏右，你就跳出了原有模式。你打破了里根的模式，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更新版的保守主义模式。

　　我自己很早就跨出了这一步。1997年9月15日，威廉·克里斯托尔和我为《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我们称之为“伟大的国家保守主义”的文章。我们认为共和党过于反政府了。文章中问道：“如果美国人讨厌他们的政府，怎么能爱他们的国家呢?”。只有回归到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亨利·克莱和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强大的美国民族主义才能实现这个目标：雄心勃勃的国家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社会流动性的联邦计划。

　　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与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

　　亨利·克莱是美国参众两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与演说家之一，辉格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倡导者。他曾经任美国国务卿，并五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

　　西奥多·罗斯福即老罗斯福，第26任美国总统。

　　伟大的国家保守主义对共和党影响最大的一次是2000年约翰·麦凯恩的总统竞选。他被小布什击败，后者实现了自己的跳跃，变成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注：这也是布什政府的政治指导思想，关注教育、医疗、贫困等社会问题。）。你知道，当有人在“保守主义”之前添加一些修饰词或短语时，这证明他已经跳出了这个模式。这是一种将天主教社会训导与保守主义融合的尝试。

　　约翰·麦凯恩2000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跳跃。由雷汉·萨拉姆和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罗斯·杜托斯撰写的《山姆俱乐部式的共和党人》，提出了一种将共和党与工人阶级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注：山姆俱乐部是沃尔玛旗下的仓储式商店，单价便宜但量大。消费者多为工薪阶层。）

　　而传统派共和党人以小镇和当地社区为荣。改革派试图利用政府来建立强大的家庭和社区。尼斯卡南研究中心是一个完整的智囊团，为那些从自由主义中跳出来的人服务。

　　大多数真正的共和党政客都反对这一切。在里根死后几十年，他们大多是由于愚蠢的惰性，被反政府的里根主义僵尸所束缚，尽管这个国家的问题与他在世时完全不同。年复一年，共和党的政客们固守着一种已死的模式，进行着同样的反政府运动，而且一旦进入政府中，也没有积极的执政哲学。

　　史蒂夫·班农的跳出终于做到了我们没人能做到的事。川普和班农采取了一种低成本的保守主义，即一直被锁在美国右翼的地下室里的、基于阶级的种族民族主义，颠覆了里根模式。

　　2016年大选中，史蒂夫·班农表明了他明白什么是共和党选民的驱动力。

　　班农和川普捕捉到的情绪是正确的。他们明白，共和党选民的动力不再是希望和机会感，而是一种威胁感、怨恨感和恐惧感。在底层，许多共和党人感到他们正在被受过教育的精英、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激进的世俗主义从自己的国家中清除出去。

　　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川普和班农抛弃了共和党的传统——福利改革、财政紧缩、自由贸易和全面移民改革。他们接受了欧洲式的“血与土”式的保守主义（注：“血与土”是近代德国的种族意识形态之一，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和土地，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关闭移民，关闭贸易。我们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应该先保护自己不受其危害。

　　如果川普以一个大政府民粹主义者的身份执政，那将会很有趣。但他把班农赶了出去，把权力交给了贾里德·库什纳（注：川普的女婿）和一群囿于里根模式的老人。于是我们看到了偏执、无能和对富人的减税。但是，通过击败里根模式，川普和班农允许许多共和党政客实现自己的跳跃。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看到一系列共和党官员打破旧的正统观念并开始重新思考，这是很有趣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变大了：突然间我可以独立思考了，可能性的范围比我想象的更大。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并没有延伸到跨越川普模式，但因为总统的政治愿景并不完全是你所认为的那样充满细节，所以在川普模式中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2017年，川普与贾里德·库什纳在白宫

　　2020年后、后川普时代共和党的未来就包含在这些跳跃之中。而这一未来是在一小群三四十岁的共和党参议员身上体现出来的，包括马可·鲁比奥、乔希·霍利、汤姆·科顿和本·萨瑟。

　　他们都是在里根主义已经过去的时候成年的。虽然是民粹主义者，但他们中的三个人都拥有哈佛或耶鲁大学的高级学位。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可能因共同的经历而结合在一起，但却因野心而分裂。他们每个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都有不同的看法，但都以某些共同的川普式的前提为开端：

　　一切都不对。自由市场运转不畅，工资停滞不前，太多的权力掌握在企业精英手中，美国中产阶级被搞垮了，金融资本主义是不平衡的，美国社会在赤裸裸的衰退。如果说里根主义是“让我们自由”，新的情绪则是“获取控制权”。

　　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答案。单靠自由市场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GDP增长本身并不是政治的全部，我们需要政策来支持社会中保守的部分——家庭、社区、信仰和国家。我们需要建立社会团结的政策，而不仅仅是建立自由。

　　工人阶级是共和党的核心。商人和企业家曾经是共和党想象中的核心力量。但现在很明显，该党需要停止迎合企业阶层，开始关注小店主、管道工人和领薪水的工人。

　　该党需要强调工作的尊严，尊重那些不想赚取百万美元，不寻求施舍，只想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建立中产阶级生活的人。在英国，保守党围绕工人阶级建立了多数派，这也是共和党人在美国需要做的。

　　中国改变了一切。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威权超级大国的崛起意味着自由贸易不再起作用，因为中国不再遵守同样的规则。美国政府不能袖手旁观，让中国控制新技术。

　　众议院共和党人中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迈克•加拉格尔告诉我：“共和党人将不得不习惯用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的想法，至少在一些关键行业是这样的”。

　　管理阶层背叛了美国。许多后里根时代的官员似乎都是左倾的。这些共和党人更愿意利用政府，但对管理阶层怀有更大的敌意。解决企业权力过大的办法不是把权力交给伊丽莎白·沃伦（注：民主党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她认为企业权力集中是造成美国中产阶级困境的罪魁祸首。）和一群联邦监管人员。将权力赋予工人和将权力赋予华盛顿精英之间是有区别的。

　　从这些共同的前提出发，四位参议员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支持“公益资本主义”

　　卢比奥将他的愿景建立在天主教的社会训导上。一年前，他为《首要之事》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意义》的文章，认为市场的目的不是增长，而是让每个人在工作中找到尊严。

　　随后，他在天主教大学发表演讲，呼吁建立“公益资本主义”(还记得我说过的关于修改措辞的话么)。在演讲中，他批评了当代资本主义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过分关注。

　　他的基本立场是，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对金融过度关注，它需要向制造业倾斜。他也支持“亲美产业政策”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霍利是这群人中最民粹的一个。他的核心信念是，美国中产阶级已经被各个层面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金融精英所背叛。现代领导阶层有一套价值观，即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而美国中产阶级有另一套价值观，即家庭、家园、扎根、国家。企业精英们集中了太多的权力，以至于现在他们压垮了广大“自耕农”（即中产阶级）。

　　参议员乔希·霍利表示，美国的精英们背叛了中产阶级。

　　去年11月，霍利发表演讲，试图推翻共和党过去70年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右派试图将美国价值观传播到国外是错误的。“帝国统治违反了我们的原则，威胁了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目的必须是防止帝国主义，而不是实行帝国主义；是为了停止统治，而不是促进统治。”

　　科顿的政治视野不那么成熟，但态度却更为坚定：他是鹰派。无论是对中国、左翼、移民还是大型科技公司，科顿都是鹰派立场。他看到了一个受到无序威胁的世界，为了抵御威胁，他倾向于采取最强硬的立场。他是中国这个“被排斥国家”最强烈的反对者。他希望大幅减少合法移民。

　　参议员汤姆·科顿是一个毫不掩饰的鹰派人物。

　　萨斯是这批人中最有社会学精神的人。他是一个托克维尔式（注：法国思想家）的地方主义者，他指出，大多数正常的美国人每天都不考虑国家政治。他的视野集中在小型组织：邻里团体、高中足球队、教堂和社区中心，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他们最大的快乐、满足和支持。他说，政府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有序的自由框架”，好让人们把家庭和社区作为生活的中心。

　　他是当今最怀疑政府和政治的人。“我认为政客们是纵火犯，”他上个月在电话中告诉我，“共和党主要做的事就是试图给民主党煽风点火，而民主党就给共和党煽风点火。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政治缺乏信任。”

　　参议员本·萨斯称政客们是纵火犯。

　　在这些公众人物的背后，有一群政策专家和评论家支持这种新的工人阶级共和主义，包括奥伦·卡斯、亨利·奥尔森、J.D.万斯、迈克尔·布伦丹·道格蒂、萨加·恩杰蒂、塞缪尔·哈蒙德，以及以他自己的方式出现的塔克·卡尔森。

　　例如，卡斯创建了一个新的智库“美国指南针”，以推动共和党朝着后川普时代的方向前进。曾担任米特·罗姆尼顾问的卡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GDP增长过于关注。

　　真正重要的是增长的方式，以及是否能让人们过上稳定的生活。他表示，消费被过度强调。人们应该被视为生产者，政府应该创造就业机会，让人们通过工作获得尊严。

　　他表示，经济的核心是工业经济：制造业、运输业、基础设施——在实体世界中制造东西。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我：“我国经济中的投资完全低估了制造业。风投行业转向了软件，私募股权的资金流动是为了购买和交易公司。”他认为政府需要进行“预先调配”，引导投资流向制造业，以及目前被排除在外的美国中部地区。

　　卡斯说：“美国的劳动力不能转变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我们必须改变经济，使劳动者能够在其中获得成功。”

　　6月，肯塔基州居民排队申请失业救济。

　　美国企业研究所社会、文化和宪法研究中心的学者尤瓦尔·莱文组织了一系列论坛，围绕保守主义在思想上的未来展开辩论。现在，不同的派别在推特上互相讽刺。莱文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他说：“人们应该互相交谈，而不是攻击对方”。

　　莱文认为，后川普时代的主流观点过多地从经济角度定义问题。但关键问题不在于经济，而是社会的异化。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觉得他们没有任何可信任的事物。他们觉得没有人在照顾他们。川普是对他们渴望社会团结的错误回答，但这种渴望可以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

　　莱文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把经济保守主义扩展到经济增长之外，让家庭、社区和国家居于首位，我们还要把社会保守主义扩展到性伦理和宗教自由之外，把家庭、社区和国家放在首位。如果不同派别在这些优先事项上达成一致，而不放弃各自的长期目标，那么整个联盟可能再次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川普直接触及的每个领域，共和党看起来都是完全无脑的。然而在角落里，右翼有很多的思想涌动。但我几十年来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永远不要低估已死的里根模式的持久力。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像站在尸体旁警惕的守卫者那样，急切地反驳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和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帕特·图米是小政府保守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似乎正在为2024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这次竞选试图将党内所有前川普时代的和支持川普的观点统一在一起。

　　如果拜登击败川普并开始立法（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共和党人也有可能放弃任何积极的愿景，回归到一个简单的反政府政党立场，即一个反对一切拜登所做之事的政党。

　　但从长期来看，某种形式的工人阶级共和主义会重新定义共和党。首先，这是共和党选民的立场。到了紧要关头，共和党政客们会选择他们的选民阶级，而不是他们的捐款人阶级。

　　其次，工人阶级的重视是摆脱人口恶性循环的唯一途径。如果共和党坚持它的基础选民是年长的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它就会灭亡。他们培养不出足够多的老年白人男性。要想作为一个主要政党生存下去，共和党必须在白人工人阶级、拉丁裔工人阶级和一些黑人工人阶级之间建立跨种族联盟。

　　除非共和党人能吸引各种族的支持者，我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停止迎合党内的种族主义者，停止表现自己并将自己视为白人的政党，并在其联盟中不同工人之间，在民主党联盟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阶层之间发动一场阶级斗争，否则以上主张都不会奏效。

　　卢比奥、霍利、萨斯和科顿正一步步走向共和党的未来。他们成功的几率有多大？胜算估计低于50%。

沈小花编译加拿大和美国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