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的亲人活了下来，但纽约的叔叔没有”

在中国，数字8因发音似“发”而被视为幸运的数字、444似“死”为坏数字，520似“我爱你”。

向来讨厌迷信的我，非常难过地于5月20日下午4时44分收到一条微信消息：我居住在纽约的叔叔厚华逝于新冠病毒，终年74岁。

我家与医药关系不浅。我自己现在北京任职一家有19个附属医院的医科大学。我学医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肺科医生。父亲学医是因为他13岁时，他的母亲因简单的感染而去世。父亲没有预料到，比自己年轻15岁的弟弟会逝于自己专科的呼吸系统疾病。

父亲纬华和叔叔厚华第一次分开是在1947年。父亲那年17岁，留在中国中南部江西省省会南昌继续学业，当时两岁的厚华和其他弟弟及一个姐姐与他们的父母从上海渡船到台湾。二战后，台湾在被日本占领50年后回归中国，有较多工作机会。

全家未能预见1949年会发生什么：共产党接管了中国大陆，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另一种长期分离的开始。

父亲在南昌完成医学教育、其后在上海师从最好的肺科医生获得研究生教育。但1960年代的文革使他下放到县城、后来到一个只有他一名医生的村庄。1972年，父亲回到南昌一个主要医院工作。

1970年代中期，祖父经由斐济寄了一封信到父亲以前的地址，这封信奇迹般地到了父亲手中。

很快，厚华成为他们之间的信使。

厚华是我家第一位美国公民，他于1970年代后期到旧金山，被美国的发达所吸引，那里与他成长的台湾有天壤之别。

1982年，分离35年后的厚华与我父亲兄弟俩重逢。父亲当时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医学院心血管研究所进修，为期一年，做肺水肿研究，后在目前被称为扎克伯格旧金山综合医院和创伤中心(Zuckerberg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 and Trauma Center)的医院重症监护室临床见习数月。

1980年代初期，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巨大。父亲一直非常感谢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接受的教育，以及美国人民对他的善良和慷慨。

自美国学成回南昌后，父亲建立了全省第一个、也是全国较早的重症监护室之一。他还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是中国最早的类似机构之一——如果不是首个的话。

1985年，我跟随父亲和叔叔们（那时叔叔兴华也已移民加州）的脚步，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念研究生。几年后我弟弟也赴美留学。

1990年代，苏联模式坍塌，美国似乎是唯一留存的模式。我在美国留学后计划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所以申请了美国公民，并于2000年获得。我的子女在美国出生。

但后来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出现了邪恶的轴线：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国防次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副总统法律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以及司法部律师、《酷刑备忘录》作者柳约翰(John Yoo)。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任意作为，将他们的法律（其实是不合适的法律、不符合法治）强加于伊拉克、关塔那摩和其他地方。而太多美国人也并不反对。那一时期对我来说证明美国不是很多人以前认为的民主灯塔。

在芝加哥时我开始查询如何放弃美国国籍，2007年回中国之后再一次继续，到2011年完成退籍。这一决定为其后的事件所验证是对的——川普选总统和川普主义是9·11开始的变化之自然扩展。

厚华从未返回中国大陆。

至2005年父亲于75岁退休前，他治疗了很多呼吸病和重症监护病人。父亲经历了2002至2003年的SARS疫情，他预计SARS或类似的病毒还会发生。我和父亲还在争论此次新冠病毒算不算证明了他的预测。

新冠病毒流行后，已经90岁的父亲经常给我治疗建议，让我转给其他医生，包括此次协调早期疫情中心武汉抗疫的医学领袖。

我们家在武汉有12位亲戚，大部分是母亲家的；在纽约有六位亲戚、大部分是父亲家的。在武汉的亲戚皆安然无恙，而纽约的厚华在疫情传播到美国后去世——他去世于当今世界军事上最强大、经济上最富裕、医学上最先进的国家。

美国有两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可以汲取中国的新冠病毒流行经验，本可以做更多努力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父亲很难接受弟弟去世的部分原因是认为自己就可以救助弟弟——厚华如果在中国也许就被治愈了。

当新冠在美国和一些国家继续凶猛地流行、在中国偶有小发时，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合作，而是在竞争寻找疫苗和其他治疗方式。

在父亲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家庭因政治人物的决定而分离。在很长时间内，美国是更好的生活之地——如果有幸可以选择的话。

现在，父亲和叔叔再度分离。这一次的结果，不能说美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