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香港，实现不可能之事

去年7月，也就是香港开始抗议引渡法案的一个月后，我续签了公寓租约。这是我18岁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套公寓里住了两年多。感觉像是一种成就，好像我是真正的成年人了。

我的住处有近300平方英尺（约28平方米），窗外有树，有台阶，比起我上一套公寓有了很大的改善，有时看着窗外的景色就会让我感慨万千。我订购了一块便宜的宜家地毯，贴了几张旧海报。我重新开始购买黑胶唱片和实体书。我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里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没有窗户的公寓、㓥房、上下铺。如果你有孩子，要么把他们送进本地学校，面对严酷的教育体系；要么送他们进国际学校，每年的费用可能高达1.3万美元。高昂的租金、陈旧的土地法规和官僚主义，会把任何试图经营独立的音乐、艺术与表达空间的人赶走。抑郁症发病率最近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高质量的精神卫生保健对普通人来说太昂贵了。

我今年27岁，年轻的时候，我非常想离开香港。小时候，我生活的社区感觉像是一滩文化死水。没有书店、没有艺术、没有唱片店。我上的是一所保守的基督教学校，但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其中。我一个人去看音乐会。我写同人小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Tumblr上。

我觉得我应该去伦敦或者纽约上学，那里肯定能找到“自己人”。我离开香港最长的一次是去苏格兰上了四个月的交换学期。到头来我也没有去任何地方。

不过没关系，我终于还是找到了自己人。我遇到了社区活动人士和其他年轻的创意人士，他们向我展示了香港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我成了我家附近茶餐厅的常客，那里的服务员发现我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就开始在晚餐时多送我一碗汤。有些本地音乐人的演出我绝不会错过。上大学后，我开始参加抗议活动。

每年的7月1日是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人的周年纪念，很快，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冒着酷暑，汗流浃背地在街头游行。我属于这里，我为能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而自豪。香港依然是严酷的，但我们可以为这里的可能性拓宽空间。

诗人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写道：“任何像样的房产经纪，/ 带你走过一片粪坑，/ 都会叽叽喳喳说 / 这是片风水宝地：这地方可以变得很美，/ 对吗？你可以让这个地方变得更美。”

今年，在6月30日的晚上，我开始接到慰问。当天早些时候，中国通过了新的国安法，将在几个小时之内生效。天空开裂了，珊瑚色的夕阳像警告一样渗入地平线。

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们给我发来短信：很遗憾，希望你没事，挂念你。餐馆开始揭下玻璃窗上的抗议贴纸。我认识的一些作者试图抹去自己在网上的作品，删除聊天记录。这部法律很宽泛，为中国惩罚抗议者和压制异议提供了新的途径。

以前的同学们在讨论移民计划或结婚，这样一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和伴侣一起逃离。还有人研究自己的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如何续期，这些护照专门发给1997年以前出生的香港人，并可以让他们在英国居留5年。

在新法律可能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定为非法之前，我最喜欢在小型音乐俱乐部听到这句话，也就是晚上关门时总是散发着啤酒和汗味的“livehouse”。安可曲结束后，最后一个吉他音符还在回响，会有人喊出口号的前一句，其他人齐声应答。12月底，我在一家支持抗议的小咖啡馆里庆祝新年前夜，一位朋友演唱了非官方的抗议赞歌《愿荣光归香港》，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

经历了六个月的街头抗议和警察暴力之后，我们都筋疲力尽，但感觉我们仍处在变革的关口。

当香港政府于2003年试图引入一项国家安全法时，我才10岁，在50万人上街抗议后，该法案被迅速撤回。那份提案是一把悬在我们头上接近20年的剑，对香港人最珍视的东西——抗议文化、法制和自由——构成了威胁。我们为“自由”这个抽象概念奋斗了太久，都不知道失去它会是什么样子。它以惊人的速度——整个过程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通过了一项包含66个条款的立法，而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香港人、学者和海外评论员说，这就是终局，在这一立法之后，香港将“死去”。

但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750万人还生活在这里。7月1日那天，一些抗议者挥舞着一条横幅，上面用脏话写着对香港的爱，那句话很快就成了话题标签。它的潜台词是，可能不会有一个让我们热爱的地方了。我有一个法学学位，以前做过记者，所以习惯于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念，那就是法律程序是公正的，写在日历上的年度抗议活动是被允许的。那个香港如今已成为历史遗迹。

但并非一切都消失了。我公寓附近的书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信息：“生活继续，克服恐惧。”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发推称，“我会尽力假装这个法律不存在，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我不想低估国安法的可怕。这一法案实行的第一天就有人被逮捕，其中一些仅仅是因为携带了印有突然变成“非法”的标语的旗帜。法院可以拒绝保释并进行秘密审判。没人知道如何适应这个新现实。

然而，人们还是已经想出了顽皮、幽默的办法来规避新规定，抵制过于顺从和屈服于寒蝉效应的诱惑。我们将继续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反抗精神。

过去一周里，我看到了一篇又一篇报道，称这项法案通过后，大批香港人将如何逃离这座城市。但对于那些没有英国或BNO护照，或是那些家里没有能力送他们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无法选择离开。

我认识的音乐人兼社会活动家黃津珏(Ahkok Wong)最近搬回香港，他告诉我，“我认为眼下正是来到这里的重要时刻。”他说，在香港生活一直都关乎要求实现不可能之事，努力让种子在水泥里开花。

国安法在7月1日生效之后，我尝试写点什么。但我只想在这座城市四处走走，然后去海边，那里的微风散发着盐和夏天的气息，情侣们在亲热，西环码头的大叔们在从货船上卸下的货盘附近慢跑。用一个刚搬到这里的人的眼光来看这座城市，然后想，“我愿意永远留在这里。”

我曾经认为离开就是抛弃，但现在留下来的代价可能是终身监禁。当罗冠聪宣布他离开了这座城市时，我想起了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是在一个月以前，当时他正在山道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拉票。我希望我当时能多待一会儿，好感谢他为了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宜居所做出的努力。四年前，当选举似乎还有意义的时候，我投了他的票，帮助他成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只不过很快他就丧失了议员资格。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有新的反抗形式，我知道他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还记得7月1日的前夜，好像我所有朋友都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同一首歌，是来自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翻唱作品。歌词写道，“今宵多珍重 / 明天又不一定是这样”。在主歌段落之间，有一段来自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的讲话录音，他说：“现在由港人治港，这是诺言，是不可动摇的命运。”

那个诺言已经被打破，但这不是终局。我们将继续在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安家。擦掉霉斑，重新粉刷墙壁。或许有一天我们会被强行驱逐，或许这一切都可能被烧成灰烬。但现在，我们还在这里。或许我们还可以努力把这里变得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