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让皇帝都头痛的“高考”舞弊案

     周末刷微博，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了：山东济宁的女孩苟晶，在1997年作为学校的尖子生高考落榜，1998年复读后再次落榜，后来她才知道，是当年自己的语文老师篡改了她的档案，让自己的女儿顶替她去读了大学，而她自己后来只能去了一所“野鸡”学校，一路饱尝人生冷暖，最后是靠做电商才站稳了脚跟。

　　毫无疑问，这位叫“回车键”的网友，是站在一个自己搭建的道德制高点上，对苟晶说出这种”慷他人之慨“的话的。

　　说实话，看完他的评论，有一种无力感。

　　我不喜欢骂人，也不善于骂人，但实在忍不住想说一句：

　　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所以又写了这篇。

　　自隋唐开科举以来，统治阶级碰到科场舞弊案，是有一个打一个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会有各种妥协和退让，但总的态度和原则是不变的，甚至是要有几颗人头落地的，杀一儆百，不然不足以平民愤。

　　因为科考舞弊不是一个简单的舞弊，这事关所有寒门弟子改变命运的通路被堵问题——还是被人用不公平的手段堵住的。

　　人不怕穷，不怕苦，但怕的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命运，怕的是连他们认为是最公平的机会其实都是不公平的。

　　一旦这样的事成为常态，随之而来的潮水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不能拿现在的高考去简单类比古代的科考，时代和环境也早已大不相同。然而，有些人，有些恶，有些利益链和腐败链，却并不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他们只会重新梳妆打扮，继续潜伏在阴暗的角落，继续干着令人发指的勾当。

　　衷心希望，能给苟晶、陈春秀、王丽丽她们一个交代，她们当然应该得到这个交代。而这也不仅仅是为她们，也是为我们，为大家，为这个社会和国家。

　　不然，寒的真的不只是她们的心。

1

　　康熙五十年（1711年），是农历辛卯年。

　　这一年的九月初九，是江南乡试放榜的日子。

　　那一天，在江南贡院的门外，围的都是前来看榜的考生。

　　“乡试”三年一次，相当于现在的高考，是读书人官场入仕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十年寒窗苦读，今朝一榜揭晓，大家都心有忐忑，屏息等待。

　　然而，榜单张贴出来没多久，人群就炸锅了。

　　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在中榜的名单里，大多都是扬州有钱的盐商子弟或官宦之后，尤其是其中一个叫吴泌和一个叫程光奎的，是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大字不识几个，这次居然也是金榜题名。

　　图为南京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明清两朝，全国半数官员都出自江南贡院。江南省是清朝初期的一个行政区划，大概涵盖了今天的安徽、江苏、上海以及江西和浙江省的小部分。后来因为实在太大且太富，在顺治十八年又拆分为安徽和江苏两省。但乡试依旧为“江南乡试”，所以在这个行政区划内的考生都属于一个考区。

　　1000多名考生很快就聚集到了江宁府学（“府学”为古代官办教育机构）和江南贡院门前，开始了一场宣泄不满情绪的“行为艺术秀”：

　　有人把“贡院”两个字用白纸遮掉了部分，远看成了“卖完”（“贡”的繁体字与“卖”的繁体字相近），讽刺这次考试背后有金钱交易；

　　有人把五路财神抬到了府学明伦堂的孔子像面前，讽刺这次考试是“唯财是举”；

　　有人当场做了讽刺打油诗：“能行五者是门生，贿赂功名在此行。”（这次考试的第一道题目就是《论语》里孔子说的：“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原指“恭”、“宽”、“信”、“敏”、“惠”，考生用来指金子、银子、珠子、古玩、绸缎）

　　而更多的人，是将各种对联贴满府学的大门口。

　　其中有一幅对联相当出彩：

　　“左丘明两眼无珠，

　　赵子龙一身是胆。”

　　为什么出彩？因为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叫左必藩，副主考官叫赵晋。

　　左丘明是写《左氏春秋》的，相传双目失明。而主考官左必蕃也据说是有眼疾，阅卷工作多交于副主考官赵晋。至于赵晋之所以说他是“一身是胆”的赵子龙，自然是讽刺他敢收取贿赂，明目张胆舞弊了。

　　考生质疑考试不公，主、副考官先被揪出来，这也是必然的。

2

　　那么左必蕃和赵晋到底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先放到后面再说，先说说这两人是何许人也。

　　左必蕃是广东顺德人，是康熙十二年的进士，做过扬州知府，相当于正厅级干部。赵晋是福建闽县人，是翰林院的编修，按他的资历大致是个处级干部。这两个人都是京官，受康熙亲自指派，来主考江南会试，可谓是委以重任，寄予厚望。

　　为什么呢？因为江南历来是人才辈出之地，也是商家富豪聚集之所，所以一方面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各种利益关系又盘根错节。来主考江南乡试，一直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跌到坑里。

　　如今1000多名考生闹事，无论最后如何收场，左必蕃和赵晋深知：这次考试肯定是捅娄子了。

　　不过，就在两位主考官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新消息传来了：

　　两江总督噶礼下令，逮捕闹事的考生，准备判他们聚众闹事和诬告。

　　按理说，读书人虽然两袖清风，但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更何况闹事的人基本都是秀才。在清朝，秀才是可以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的，所以很少有人敢有那么大胆子一声令下，武力解决的。

　　那这位两江总督噶礼又是什么来头？

　　来头确实大得很。

　　噶礼，满洲正红旗人，是清朝开国五大臣何和礼的四世孙，随康熙亲征噶尔丹，深受康熙赏识。而噶礼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妈。

　　凭借这些特殊关系，噶礼一路青云直上，从内阁学士升山西巡抚，再升户部左侍郎。虽然噶礼任官期间声名很差，贪腐成性，但无奈他是康熙眼前的红人，所以最后一路安然无恙地升任两江总督——清朝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官拜正二品。

　　若按今天的概念来看，噶礼至少是正部级干部，如果挂个“兵部尚书”这样的头衔，可以算从一品，那就是副国级的干部了。

　　这件事，原本是考生怀疑考试有猫腻而聚众宣泄一下情绪，现在噶礼将他们逮捕入狱，事态无疑进一步升级了。

　　不过，虽然噶礼是两江总督，总管安徽、江苏和江西三省军政民务，但在事发地江苏省，还有一个全省一把手，那就是江苏巡抚。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是一对关系微妙的存在。

　　论级别，两江总督至少是正二品，而江苏巡抚一般只是从二品。但从实权来看，总督虽然可管数省，但侧重军事，而巡抚虽然只管一省，但侧重民生等方方面面，实权在握。关键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都是向皇帝直接汇报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巡抚买总督的帐，是情分，如果不买账，也可以说是本分。

　　这个江苏巡抚叫张伯行，偏偏是个不买账的主。

　　他一封信，直接写给了康熙皇帝。

3

　　康熙很快就收到了张伯行的奏疏。

　　作为江苏省的行政一把手，张伯行在奏疏中首先汇报了这次江宁闹事的大致情况，以及背后的原因：考生质疑考试不公平，并且强调，这件事如果不妥善处理，“恐怕要生大变”。

　　张伯行的奏疏放到康熙案头没多久，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紧接着也到了。

　　左必蕃作为官场老手，一看事态升级，就知道情况不妙了。更何况他听闻江苏巡抚张伯行已经上奏，更知道已经时不我待：

　　在官场上混，先让上级领导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和等上级领导来问“有没有这回事儿”，完全是两回事儿。

　　但左必蕃的奏疏颇有讲究：

　　在他的奏疏里，他承认这次考生闹事，是考试确实可能存在舞弊行为，还直接点出了他猜测的人选：考官王曰俞（容知县知县），方名（山阳县知县）等人可能收受了吴泌，程光奎的贿赂，保他们取得功名。

　　但是，除了这两个人，左必蕃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只是说自己“失察”是有责任的。

　　引起那么大民愤，难道只是考试“可能”存在舞弊行为？难道只涉及到两个小小的考官？

　　康熙捋了捋胡子：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如果在两个人中要选一个人相信，康熙肯定相信张伯行。

　　张伯行，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的进士，素以清廉和刚正不阿著名，著名到连康熙都知道他。张伯行当初做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的属下）的时候，因为正直而受当地官场排挤，结果南巡的康熙一举任命他为福建巡抚，任职两年后再调任回江苏任巡抚，成为江苏省的一把手。

　　要知道，当时的两江总督正是噶礼，康熙急匆匆把屁股还没坐热的张伯行从福建巡抚任上调回江苏，一督一抚，用心可知。

　　不过，康熙收到张伯行和左必蕃这两份奏疏后，暂且都先放到了一边。

　　因为他还在等他自己专属渠道的汇报——江南如此重要之地，皇帝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眼线？

　　果然，康熙等的两份密报马上就到了：一封来自江宁织造曹寅，一封来自苏州织造李煦。

　　曹寅作为曹雪芹的爷爷，他的实力和势力已为大家所熟知，而李煦是曹寅的大舅子。这两家亲戚把持着最富庶的江宁和苏州两地织造产业链，同时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

　　不间断为康熙汇报江南地区的任何风吹草动。

　　在曹寅和李煦的汇报中，这次的科场考试风波案原因被坐实了：绝对存在舞弊行为。

　　到了这个时候，轮到康熙拍案而起了：

　　朕勤政爱民五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胆子这样大的奸臣贼子！给他们这么搞，我大清的江山岂不是要完？！

　　很快，康熙就钦点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作为钦差大臣，奔赴江苏省，彻查此案！

　　张鹏翮，四川遂宁人，是一个比张伯行“清廉”名气更大的人，因为品行端正，刚正不阿，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等人”。

　　这样一个大清官作为钦差大臣去调查这场这场江南科场舞弊案，康熙觉得是很有把握水落石出的。

　　然而，康熙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4

　　十一月底，钦差大臣张鹏翮抵达扬州，会同噶礼和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进行“三堂会审”。

　　几轮审问之后，大致情况就明白了：

　　程光奎是两淮盐商，和副主考官赵晋以及山阳县知县方名关系很好。程光奎有钱之后，就想弄个官“玩玩”。考试的时候，程光奎将“枪手”事先写好的文章埋在自己考试的隔间里，考试时挖出，抄写在卷子上（这里其实牵涉到考题提前泄露），再在考卷上写了标记，赵普让考官认出标记，直接中举。

　　而吴泌是盐商之子，他玩的就比较大了，托了层层关系，包括找到容知县知王曰俞等人“打点”，在考场里找了隔壁的考生做“枪手”（光这项花费就是5000两银子），抄了答案，写了标记，最后中举。

　　这里面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个是张鹏翮为了保险起见，审问前还专门考了考这两位新晋“举人”，结果吴泌连两句《三字经》都背不下来，而程光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四个字，只会写个“钱”字。

　　另一个是，他们在考卷上约好写的标记是“其实有”三个字，大概他们想暗示“你们懂的，后面还有两个字：猫腻”。

　　至于受贿人，从赵晋到王曰俞到方名，虽然几经狡辩，但最终都对自己受贿的事实供认不讳。

　　此外，还审出其他几个有作弊行为的中举考生。

　　然而，有一个重要问题出现了：

　　在摸清行贿关系链的时候，主审官们审出了一条复杂的输送链：吴泌说他曾经通过各种关系，给过上任安徽巡抚叶九思的家人李奇三百两黄金，而李奇说将金子转给了现任安徽布政使马逸姿（在那场乡试中担任提调官，即负责封录、送卷等事宜）的家人轩三，而轩三说自己没拿过这个钱……

　　总之，一条线索兜来转去，这笔巨款总是缺了一大块，不知去了哪里。

　　就在这时候，在审问现场的两江总督噶礼忽然震怒，下令要对证人李奇“夹胫箝口”①——就是直接上刑。

　　一旁的张伯行赶紧制止：你这是要疯啊？是要当庭杀人灭口？

　　正当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怒目而视的时候，真正头大的，是主持会审的钦差大臣张鹏翮。

　　张鹏翮不是傻子，就眼前这些证据，他知道这件事和两江总督噶礼估计难脱关系：如果没有他点头应允，借赵晋他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拿钱舞弊，而主考官左必蕃也不会假装不知，早就上报了。

　　但张鹏翮也不是奸臣。他确实刚正不阿，而且之前还颇欣赏张伯行。

　　但是他还真的不敢动两江总督噶礼，因为自己有把柄捏在噶礼手里。

　　张鹏翮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懋诚在安徽怀宁县当知县，恰好就是噶礼的管辖范围。之前张懋诚和噶礼有过过节，噶礼一度曾威胁要取张懋诚性命。如果在这件事上得罪噶礼，儿子可能会有大危险。而且噶礼毕竟是康熙面前的红人，母亲又是康熙的奶妈，现在又没有铁证，如果扳不倒他，岂不是得罪了权贵？

　　所以，按照张鹏翮的意思，这个案子就查到这里吧：行贿人该怎么判怎么判，受贿人，就到赵晋为止。

　　但江苏巡抚张伯行却坚决不同意：

　　科场舞弊，非同小可！老子要挖的就是这条利益链！必须一查到底！

　　于是，一场科场舞弊案，升级成了两个封疆大吏之间的战斗。

5

　　在会审之后，张伯行的奏疏很快放到了康熙的案头上。

　　这份奏疏的主要内容就一个：

　　两江总督噶礼很可能卷入了这场科场舞弊案，受贿金额可能达到50万两白银。

　　张伯行要求将噶礼解职调查。

　　还没等康熙缓过神来，噶礼的奏疏也到了。

　　在这份奏疏里，噶礼一共参奏了张伯行“七大罪状”，除了诬陷诽谤之外，其中比较严重的一条是：当时刚刚被康熙严令销毁的《南山集》是在苏州刻印的，而张伯行作为江苏巡抚，就驻扎在苏州，知情不报，还与为此书做序的方苞交好。

　　《南山集》又名《戴南山集》，是清代文学家戴名世写的，因为他住在南山冈，故名“南山集”，书中用大量篇幅记载明末清初的史实，其中包括很多反抗清朝入侵的故事，所以在康熙五十年被禁，前后牵涉300多人，是当时比较大的一桩“文字狱”案。

　　一个说对方受贿，一个说对方包庇，而这两个人不是一般人，一个是江苏巡抚，一个是两江总督，都是封疆大吏，这样的“督抚之争”传出去，岂不是贻笑大方？

　　所以康熙也恼火了，一拍桌子：你们两个人都给我解职！

　　调令到达，据说张伯行和噶礼在完成解职手续后，走出衙门时还互相看不顺眼，来了场“你瞅啥瞅你咋地”的打架，噶礼被张伯行踢了一脚，“踣于地而滚”。②

　　而此时的康熙，还是要依靠自己的眼线——江宁织造曹寅的又一封密报到了。

　　在这封密报中，曹寅基本上是三方各打三十三大板：

　　张鹏翮只查细节，不想涉及督抚之争，想做“老好人”；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噶礼受贿，但包庇他人可能是有的；张伯行没有掌握证据就乱说，很可能是公报私仇。

　　曹寅在密报中的一句话，说到了康熙的心坎里：

　　“督抚二臣不体贴圣衷，安静保护，徒博虚名，各为己私，互起朋党，殊无大臣之体。”③

　　康熙摸了摸胡子，心想：对啊！你们两个国家高级干部这么闹，一点都不想想我大清的脸面，也不想想朕的脸面？

　　根据曹寅的这封密报，康熙也基本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或者说他也有意在身边大臣中传达这样一个口风：

　　噶礼是有能力的，但小节有亏，张伯行很清廉，但办事有时候也糊涂。两个人都有问题，这事情快点解决吧！

　　为了快点解决问题，康熙决定再加派一个人去查。

　　于是，漕运总督赫寿又启程赶往扬州。

6

　　第二次会审，多了个赫寿，少了噶礼和张伯行。

　　其实还少了个人，就是安徽巡抚梁世勋——他早看出这个案子不好审，称病不来了。

　　二审还是张鹏翮主审，所以主题思想还是想尽快双方拉和。然而，在二审期间，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有一个关键证人，知道贿金去向以及承担“拉皮条”作用的泾县知县陈天立忽然上吊自杀了，而且家属说他是因为生病自杀，没有受到威胁。

　　曹寅立刻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康熙，康熙密令安徽巡抚梁世勋调查陈天立死因（泾县属安徽管辖），之前还称病的梁世勋立刻生龙活虎，但派人调查了几天后只能无奈回报：

　　整个江南，司法系统从领导干部到监狱走卒，都是噶礼的人，他们守口如瓶，一句话也问不出。

　　但这样的回复，其实也多少说明了噶礼与陈天立之死的关系了。

　　此时，离这场舞弊案案发已经过去半年了，全国都传得沸沸扬扬，再不拿出审判结果，恐怕是交代不过去了。

　　张鹏翮无奈之下，硬着头皮拿出了终审结果：

　　吴泌绞刑，程光奎、赵晋、方名、王曰俞、马逸姿等人充军流放，左必蕃革职，噶礼官降一级，张伯行革职。

　　审判结果一出，上下哗然。

　　老百姓们认为：如果说赵晋、方名他们作为考官受贿的事实认定，应该是斩首啊，怎么才充军呢？而张伯行既然是和噶礼相互攻击，那为何判的罪不一样呢？

　　这个审判结果让康熙也很不满意。

　　一方面，康熙也觉得张鹏翮把那些案犯判得太轻了，另一方面，又觉得把张伯行判得太重了。

　　在噶礼和张伯行两人之间，其实康熙本来是有点倾向噶礼的。但就在审理过程中，康熙有一次在宫中正好碰到了噶礼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奶妈。康熙顺口就问起了噶礼这个人怎么样？是否和张伯行有什么个人恩怨？万万没想到的是，噶礼母亲没有包庇儿子，而是说了不少噶礼贪赃枉法的事情。

　　康熙听完后长叹一声：

　　“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④

　　而在张鹏翮判案之后，曹寅的密报也来了：

　　这件案子恐怕没有办妥，人心难服。

　　于是康熙拍板决定：三审！

7

　　三审的班子，彻底换人了。

　　主审的官员，是康熙钦点的户部尚书穆和伦以及工部尚书张廷枢。

　　两个人风尘仆仆赶到扬州的时候，已经是康熙五十一年的七月了——离案发过去10个月了。

　　三审的班子上任后，又把所有的罪犯和证人重新提审一次，没多久就做出了新的判罚：

　　程光奎不仅仅是“夹带”（考场作弊携带有关材料），也参与了贿买考官，所以应该和吴泌一样，处以绞刑；

　　赵晋、方名、王曰俞这三个人犯罪证据确凿，流放肯定是轻了，判斩立决。

　　至于噶礼和张伯行，还是维持原判：前者降一级，后者革职。

　　穆和伦和张廷枢自认为领会到了康熙的意思，可惜他们只是领会到了一半：

　　噶礼还是判轻了，张伯行还是判重了。

　　果然，判案意见交上去后，康熙对参与科场舞弊案人员的判罚并无异议，但对噶礼和张伯行的判罚，评语是：“是非颠倒！”⑤

　　怎么办？四审！

　　不过，这次四审，康熙不再派新的钦差大臣过去了，而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矢公据实再奏。”⑥

　　这次康熙也算长了个心眼，在官员进行审判之前，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先拉了“风向”：

　　“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朘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⑦

　　意思就是说，张伯行不会受贿，我是信得过的，噶礼的操守么，我不敢打包票，这下你们听懂了吗？

　　办案人员自然是听懂了，但是，他们又凭什么得罪噶礼呢？

　　于是，会审的结果是：

　　“应将噶礼、张伯行俱革职，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员，方不贻累百姓，张伯行是否革职留任，伏候圣裁。”⑧

　　一个皮球又踢还给了康熙。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康熙也只能撩起袖子自己上了，亲自裁定：

　　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

8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辛卯科场案”终审结果宣判。

　　除了张伯行革职留任和噶礼 ，与之前三审的结果并无太大差别（程光奎还是从轻判了绞监候）。

　　至此，拖延了长达一年半的这场舞弊案，终于落下帷幕。

　　张伯行后来被康熙调到了自己身边，做到了户部尚书。

　　张鹏翮后来也回到了中央，做到了吏部尚书。

　　这两位姓张的都在1725年去世，张伯行享年75岁，张鹏翮享年77岁。

　　而那个噶礼，就在那场舞弊案结束不久，就出事了。

　　可能是心生怨恨，也可能是有旧怨，噶礼居然伙同自己的弟弟色勒奇以及侄子干都，在自己母亲的食物里下毒。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竟然做出这种事，就禀报了康熙，顺带报告噶礼的妻子纵容干儿子干泰毁坏别人房屋。

　　康熙立刻下令刑部查证，结果情况属实。

　　刑部给出的建议是：噶礼处以凌迟之刑，妻子绞刑，弟弟色勒奇和侄子干都斩首，干泰流放黑龙江。

　　康熙基本同意了其他的判刑，但还是念了一点和噶礼的旧情：

　　允他在家自尽，妻子从死，财产充公。

　　（正文完）

馒头说

　　清朝著名的科场舞弊案，其实一共有三场。

　　除了这场康熙帝的“辛卯科场案”外，还有顺治帝时的“丁酉科场案”以及咸丰帝时的“戊午科场案”。若论人头落地的数量，以及被牵涉到的最高官员的级别，这场“辛卯科场案”都算不上第一。如果勉强要算的话，大概是涉案金额最高的（有人按米价计算，折合成现在的钱至少要上亿元）。

　　但这场科场舞弊案却依旧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舞弊行为背后，是一连串的利益链，以及触目惊心的腐败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