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编如下：
乔治·弗洛伊德（的悲剧）本来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当我看到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官肖万导致乔治·弗洛伊德窒息死亡的视频时，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事情。
时间回到1957年，当时我是卡斯技术高中（Cass Technical High School）的一名新生。在我和最喜欢的老师谈完话，走在回家的路上时，4名白人警察从他们的巡逻车里跳了出来，把我推向车，并狠狠地打我。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在黑人社区中，我们深知一些警察以残酷地维护其所谓的“法律和秩序”闻名。我越是尖叫他们就打得越狠。当我看到警察脸上的愤怒，以及聚在周围、大叫着让他们停下来的黑人脸上的恐惧时，时间似乎静止了。
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他们让我离开那里。我哭着跑回家，但没有告诉父母，因为我担心这会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我当时只有14岁，感到害怕、生气又困惑。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
那一天，我发誓要成为一名底特律警察，从内部改变底特律的警察队伍。毕业后，我在空军服役了4年，并于1965年8月2日加入了底特律警察局。作为一名新人警察，我时常会遇到那些公开随意的偏见，以及惯例的诋毁和暴行。许多白人警察拒绝与黑人警察并肩作战。一些人在巡逻车里做了纸板分隔器，我的一些白人同事在轮班时拒绝和我说话，不敢在我附近或和我一起吃饭，还经常用侮辱性的词汇来形容我和他们都发誓要保护的非裔美国公民。
两年后，在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期间，作为一名警察的我感受到了背叛带来的疼痛。一天晚上，在一次劳累的轮班后，两名白人警官把我拦了下来。我当时仍然穿着制服，胸前别着徽章，衣领上别着2号别针，表明我在第二警区工作。我把自己视作他们的一名同事，认为会得到平等地看待。但与此相反，其中一人用枪指着我说，“今晚你就要死了，黑人”，然后开枪。我随即跳进车里，奇蹟般地逃脱。那时我才意识到，即使我们有着同样的制服，也不能把我从他们的种族歧视观念中拯救出来。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他们乐意射杀一名黑人警察，那会对黑人平民做什么？
几年后，作为一名警督，我阻止了一群警察殴打3名黑人少年。我终于能够让他们为自己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负责了。然而，我的警区长官却对我大喊大叫，因为我试图“毁了那些好警察的人生”。我已多次目睹他们的这种共谋。当有其他警察对同事滥用权力进行报告（他们本应这么做），这些警察就会受到排斥，调到较低的岗位，受到恶劣的待遇，许多人也因此辞职。
我理解人们的愤怒，但不会要求停止给警察拨款，因为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些年来，教育是我在精神方面的救赎。我获得了3个学位，包括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当我在1994年成为底特律的警察局长时，我认为根除那些坏警察——就像那些在我十几岁时打我，并在1967年试图杀死我的人十分重要。我还努力重建警方与社区间的信任，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区都感觉自己在一支暴力而冷漠的警察部队控制之下。我的使命就是改变底特律人的生活。
然而，要根除警局内的隐性偏见和系统性种族主义是极其困难的。我当上警长后，有一天晚上一个白人警察把我拦了下来。他走近我那辆没有标志的车，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向我要了驾照和行驶证。我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回答“好的，警官”。在某个时刻，他认出了自己拦下的是谁，并立即向我道歉。我问他为什么要拦下我，他的回答是“我还以为车是偷来的”。那位警官也因他的行为而受到训斥。
在成为底特律副市长后，我与来自美国主要城市的警察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刑事司法论坛。我把我的经历介绍给他们，并问他们有什么建议可以让警局摆脱类似行为。然而，没有人说话。不幸的是，长久以来，沉默一直是大多数部门的常态。
如果我的制服、徽章和所受的教育都不能保护我免受反黑人暴力的侵害，还有什么可以呢？现在是触及问题核心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作出重大努力，从根本上重组警察部门，使其真正履行承诺：服务和保护所有人。
社区和警察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各部门应该站在公共安全转型模式的前沿，应对所有可能的结果，包括取消对警察的拨款。肖万和其他3名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因谋杀弗洛伊德而被捕，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随着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要求问责，现在是时候进行有意义的变革了。这样，任何人，尤其是那些黑人男女，就不会再次设想“我可能也会成为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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