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问题，都和1997年前自己设的套有关

陈冠中，1952年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曾在台北居住六年，现居北京。1974年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之后往美国波士顿大学进修新闻学。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发起人，现任绿色和平国际董事。第一份正职工作是“The Star”记者。1976年陈冠中联同丘世文、邓小宇及胡君毅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并担任其出版人和总编辑共23 年。 他于1981年开始创作剧本，曾监制或策划十多出香港电影以及3出美国电影，并为香港电影导演协会创办人之一。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 陈冠中与胡恩威、甘国亮、林奕华、张艾嘉、关锦鹏、岑建勋、刘天兰、梁文道、陈士齐、张翠容等香港文化人和媒体人一道创立香港牛棚书院，为香港文化艺术作出贡献。2012年，他被香港大学选为名誉大学院士。2013年，他获选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 

　　“香港的好与坏，

　　我们这代人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用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内地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有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在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内地更有戒心——把内地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观察，1967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30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过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里是分数，在社会上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在出道的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让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没刷油漆，因为后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张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就是我们的“can-do”(实干)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这代人的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思想，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这代教出来的。

　　说20世纪7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了。

　　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我们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火红”并不是我这代的主流特质，就算在大学里与“火红”沾边儿的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住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保卫钓鱼岛”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只有三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实较高。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个跟当时仅存的港澳老托派联络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加价、反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语言、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儿。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儿，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

　　“四人帮”倒台后，不少国粹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儿障碍都没有。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内地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可以看到，国粹派的深层执着是国族，今天可提炼出来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80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群起要求民主，《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是，大部分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对普选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我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对内地的畏和疑。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分是因为1997年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保险。有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到国外，丈夫仍在港工作，成为“太空人”，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国外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看，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应属失策。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内地的变化，1998年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移民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移民国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20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要求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话。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们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远超他们认知程度的期待?

　　到70年代，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一代的镀金时代。

　　我们带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者，不像西方和日本20世纪中期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拼搏，不全是为了忠诚完美，更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者，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惯(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儿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儿公益(尤其当公益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明白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能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朋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成了怪兽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的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地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最初是羡慕，后来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1973至1974、1982至1989、1987、1989、1993至1994等年，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地往上冲。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钱还不如买一套房。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问股价。多少做工业的人把工业停掉，用厂房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变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我这代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20世纪80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里根—撒切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我这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公地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放松管制渐成政策。资本市场的观念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PE(市盈率)、IPO(首次公开募股)。好像上天赐给我这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不过，当学说变成信仰咒语后，就会出现外部效应，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凝聚。

　　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

　　不用多说的是《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基本法》，这些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定下的规范性的纲领。

　　80年代内地开放，我们的工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谁都不能用工业空洞化的理由劝别人留港，或提出什么工业政策。既然是赚钱机会嘛，那就去吧。本来已经有点儿到头的轻工业，也不用发愁升级再投资，那些陈旧的设备都被运往内地，找到廉价的劳动力，大赚了一笔，并实时利及香港。工厂搬走(像当初上海人南来开纺织厂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产。可这样一来，整个香港在80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业。

　　1983年9月，因为中英谈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对美元的汇率变成1∶9.55，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跟美元挂钩。当时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决策：民心很快稳定下来，外资也安心，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元。

　　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着与自身经济体制差异很大的美国走。这个80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解套。

　　举个著名案例，在1997年回归前，美国恰恰因为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香港也只能跟着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由于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内地很多单位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原因)，应提利率才是，却变成降息火上浇油。

　　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了我这代中产者高价入市后变负资产。

　　香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键都在房地产。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每年限量批地50公顷(1981年还在售地216公顷)，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预市场而不是放任，托高了地价，成就了财富集中在大地产商手中的“不完全竞争”格局(1991至1994年建成的私人住宅有七成是由当时最大的7家地产商提供的)。1984至1997年首季，楼价升了14倍，推到一个和港人收入远不相称的地步，把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抵押贷款银行)，进一步鼓动了港人走捷径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决策。

　　香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少于20%，英国殖民者留了超过80%的土地给山和树，香港的土地真的不足吗?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地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后者。)

　　1997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30%，还未算印花税。

　　反讽的是，一半人口住的是公屋，加上公共设施、公立医院、公费教育和公务员，不靠卖地和房税征来的钱，我们又怎能享有这么窄的税基，只缴这么少的所得税和利得税?

　　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移形换影大法：香港政府既似是积极不干预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对社会有能力强势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两个迵异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阿玛蒂亚·森——同时在指导香港经济。而从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却是一只倚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袒地产金融财团的有形的手。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成了怪兽。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特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向银行贷款买房，世代相传了地产必升的神话。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在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让有恒产者与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在私人住宅市场买不起恒产的人，政府建公屋或租或卖，低价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加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联系汇率、繁荣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内地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香港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我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3倍、内地在改变、地缘优势在消失、热钱靠不住?突然斗转星移，好日子不再。

　　场面撑久了，我这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此的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和1997年前我们自己设的套有关。

　　譬如，我们的《基本法》里，规定公务员的薪水不能低于1997年前，就算经济不景气，他们的薪水也不能大调，以此来保护当时公务员的信心。

　　又譬如，我们自以为平衡的预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里对此有期待。这点让董建华担心，从1998年到现在，香港每年都有赤字。

　　有些人说董建华上台后改掉了许多东西。其实现在香港更多是对1997年前的继承，而不是与1997年的决裂：并不是说英国人走了，我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受他们的影响了。重大的局面都是回归之前已经布好，而不是回归后才有的，我们只是把回归前的问题更劣质化、更外露罢了。

　　我们的公务员以前听命于英国外交部和女王任命的殖民长官，现在也是采取和政府完全一致的态度。他们无所谓，只要老板叫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它做好就是了。现在做事是没以前轻松了，但他们除了自保自惠外是不担当的，敢为老板在外面说几句话，就很有胆色了。

　　爱国和民主是香港这场实验

　　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内地的改革开放，初则对香港有利，再下来就一定有互补互利的双赢情况,甚至是内地领着香港雁飞的共荣，但也会让香港体验到地区与地区间的激烈竞争。毕竟，以前独占性的地缘优势没有了。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有优势，税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更自由。我自己去了内地和台湾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别的社会的城乡、族群、宗教等重大冲突。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1997年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说是我这代出道前已铺垫的——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这代的。我这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不足，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我相信香港不会像扬州、威尼斯般，会由区域枢纽一落千丈只剩下旅游。不过看到英美一些工业城市一衰落就是几十年，香港转型也有可能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我知道还是有人以为政府少说话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会好。这是我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厢情愿。2004年市道转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温旧梦，很不争气的香港人又把资本拿去炒楼了。可惜时代不一样，一个更严峻的变局已成形，我们不可能回到往日——何况以前香港政府也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不干预。

　　往前走，我们要解开一些80年代以来自己设的套。我们要来一个“边缘向主流的反扑”。

　　爱国和民主就是必须并肩变为主流现实的两个边缘价值，缺一不可，否则既有宪政危机，也改不了资本主义的决策腐败、政府自主性旁落、财富两极化——香港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数竟由1971年的0.43升至2001年的0.525。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分，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的功课。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好好地去研究作为民族国家一分子的民主宪政时代的管治。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过分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维都像地产开发商，而把原有的贸易、工业冷落了。现在，我们不应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的资本市场财技，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工业、物流、基建和创意产业及靠实干赚辛苦钱的其他产业如零售业和部分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政府现在说香港以金融、物流、旅游、工商业为主，仍不突显工业。

　　但我这代人所未遇上过的结构性失业终于出现。失业打击了我这代中的部分人，而将继续困扰下一代。这是外部环境转变和产业偏食的后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务业，很明显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高失业是很伤害社会凝聚力的，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二元经济”。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鼓励金融这类“高价值、低就业”行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要开发那些“低价值、高就业”的产业，包括所谓本地经济。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缺少就业机会。

　　“二元经济”原指某些大面积地区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或城乡分列的经济。在全球化下的全球城市，则倾向于出现收入二元分化的趋势：一元是高收入职业，一元是低价值服务业，像快餐店职员、清洁工、小贩、迪士尼主题乐园的服务员等。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地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这代很多人是穷苦出身然后翻身致富的，现在若把就业者锁在两个世界，扼杀了往上流动的机会，等于正式宣告了下一代人的香港梦——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的幻灭。这将是香港的倒退。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就业”，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希望。

　　我们要鼓励制造业、贸易和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找回80年代被我这代人弄丢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创业观。否则，以后香港凭什么来做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为什么要把物流给我们呢?香港完全不参与某些工序的研发生产升级，不深入珠三角产业链，最后我们连物流也占不到。我们不能总是厚着脸求中央政府扭住广东省的脖子让利给其实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并非一无所有之地，我们有多年的累积底蕴，重拾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的产业不是不可行，有很多榜样可以学。意大利北部的工业是由无数作坊式的小工厂组成的，绝对是中价值、中就业。(不过意大利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风则不值得恭维。)

　　我在上文说过，我这代人的国际视野其实是有局限的，其中一种局限是参照对象太窄。美国固然不能忽略，但更适合为香港地区整体作参照的有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有社会成就高的丹麦、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小国。荷兰环水，地小人稠(是香港人口两倍多)，却是全球第六大对外投资国和出口国(跟香港相似)，产业比香港均衡多元，以贸易和物流著称，强盛的制造业则传统工业和高科技并重，大公司和作坊并列，既有国际名牌，又发展金融旅游、原料通信，连渔农业(含花业)也很蓬勃。城市化程度高，失业率在西欧是偏低的。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它的政府、资本与劳工的协商民主政治也值得参考，通过协商减政府预算、限劳工工资，是后福利主义第三条路的典范。近年全球经济不景气，荷兰也免不了，偏右政府上台，继续砍政府预算，减公务员工资和人数。

　　当然，香港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种能力。新的发展是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上的，要“趁势”，要“扎堆”，要“透孔”给更多人参与，我称之为“香港作为方法”。

　　这里，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进交流外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首先应做一件事：减税。给愿意做制造业者一些税务优惠，以诱使创业者回香港来，这种做法象征意义比较大，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息：香港政府的优先次序和作风已调整了。在减税方面，我相信连香港的弗里德曼追随者也不会反对。

　　还有，现在空置的厂房和写字楼，让其价格跌到最低，并继续提供工业用地，以诱中小企业和作坊进场，因为当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价把它们扼杀的。厂房写字楼不同于住宅，不伤及中产阶级，政府想都不应想去救市，这才是积极不干预。

　　当然，政府应该用公权反垄断，为中小企业除障，甚至引导本地企业为内部市场生产中价值的进口替代，让本地经济不但能开动，且能走向中价值、中就业。

　　城市本身是品牌，要有良好的经商、旅游和居住的软硬条件，要让人家赞赏和满意。在全球化状态下，城市品牌的经营可以创汇、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和精致生活带来的中价值内需。

　　我们不要那么失败主义地说要保障就业，只能一元是高价值、低就业的，一元是低价值、高就业的。在两极之外，应有更多层次。而作为政府的政策愿景，更宜奋力造就中价值、中就业，或用跟我同代的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的说法：“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

　　如果香港没有新就业机会，有的也只是些很低价值的工作，这样把部分人排拒在外的社会将是令人沮丧的。我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们退场前是不是也应替下一代铺好路?总不该留下一个大多数人是低价值就业的鸡肋城市给下一代。

　　要做出中价值产业，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我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观也要从边缘反扑主流。

　　以后市场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弹性、要科技和文化内涵、要满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并不是没有这类文化、学术、技术和社会资源，无论是精雅的、通俗的、科技的、工艺的还是另类的，香港全都有，但现在都在边缘。不够的话，作为开放社会，我们现有的人才知道如何引进更多外面的人才。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回到我们社会的中心来，不能单靠我这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意大利作坊里做家具，要有资产性投资、技艺、审美品位，也要愿花时间、有所追求。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内地杂志的人物访谈。那内地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全改变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时，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少有理会，主流在20世纪90年代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归香港人的教育，建构较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