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起关山：等不到2047的香港

　　当"一国两制"的奠基人为香港的未来谱写蓝图时，他们也为这个没有先例的巨大工程订立了一个期限：五十年。1984年12月19日，当中英两国正府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中国正府在这份历史性文件中声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1990年4月4日，国家zhuxi杨尚昆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行政区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基本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对于北京而言，五十年的期限是一个承诺，也是一份对未来的期许。当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期间，香港前途地位一片迷茫人心不安，邓小平代表中国最高领导层郑重做出"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香港社会在回归前的政治定心丸和止痛剂；但"五十年不变"也是八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期许，源自对中国内地自身发展速度的自信，相信两地终究"殊途同归"。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世界大势的转变，今天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早已经不是三十余年前的内地和香港，"再造几个香港"的声音在自信年代已经被新世代孕育出的中国菁英阶层与生俱来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所替代。日换星移，"一国两制"五十年的限期再次成为香港人心中的又一个"大限"；他们对于2047年的到来内心充满焦虑与不安。无论是"加速融合"论还是"民主拒变"论，甚至"独立建国"论，都无不反映出港人面对这个法定的有形的期限的极度纠结。待得"一国两制"的有效期过后，这城市将如何？

　　从2012年末到2013年中，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第一任首席法官李国能数次向香港社会提出2047年后"一国两制"何去何从的问题。2013年5月，李国能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指出，"今后十五至二十年内，有必要讨论并解决香港在2047年之后的未来"。他指出，如果在2022年申请二十五年期的按揭，期满正好是2047年。李国能认为，香港的下一代领导人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只要有关各方都认同"一国"与"两制"皆为这安排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很乐观香港能够在2047年之后继续维持现有的独立制度，续享人的尊严、核心价值和各项自由。

　　社会学家吕大乐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香港所应该具有的"2047视野"。他写道：

　　"香港人不习惯（大概也不喜欢）规划，往往因此也很少会主动想象究竟三十多年之后的香港将会是一个怎样的面貌。这一种惰性也令我们很少主动提出要求，究竟到了2047年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社会？有怎样的生活？有些甚么选择？长期以来，香港人以为市场加上善于行政管理的正府，可以给社会提供指引·随机应变即可，不必对将来想得太多。因此，香港人很难会发展出我个人所主张的"2047视野"，意思是香港人对自己及整个社会抱着甚么要求和期望并尝试朝着这个目标进发。这种视野不再以五十年不变为前提，而是主动构思到了1997后的五十年，香港应该是一个甚么样的社会，中国应该是甚么样的国家。对于2047年的来临，不应是恐惧的来源，而是建设未来的坐标与时间表。"

　　诚然，2047年这个最后期限的存在，为"一国两制"和香港的未来平添了太多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政治学者手中并没有水晶球，足以确预测几十年之后的人世变换、沧海桑田。然而，今日，我们仍有可能循历史已经模糊呈现出的脉络与逻辑，暂且沙盘推演2047年香港政治的三种较为极端的局面当然，实际政治的发展更可能是在这三者之间的某一点。

　　第一种局面：在2047年之前，北京与香港之间已经重建高度的政治互信，香港社会疏离和抵制中国的集体社会心理发生根本性转变，香港华人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得以稳固确立，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被香港社会自觉维护，香港成为中央权力完全信赖的政治边陲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国两制"不但得以保存，而且与1997年相比将得到巨大扩展。香港的特首和立法会均按照循序渐进的路径实现了全民普选，香港的法治传统得到维持，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得到加强，北京对香港的管控减低到最小程度，香港成为既属于中国又面向世界的、高度自治的现代化自由都市。

　　第二种局面：在2047年之前，香港在2014年所面临的政治撕裂没有得到愈合，社会上存在的"反中""拒中"的集体心理和反对中国主体政治秩序的社会氛围没有得到改善，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仍然得不到保障，本地华人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始终无法建立，香港的经济成长已经与内地其他城市持平甚至大大落后，金融中心地位已被其他城市取代或者分享，北京与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保持较低水平。在这样的状况下，"一国两制"或者在名义上得以保存但实质内容被重新界定、或者在2047年6月30日午夜按时结束。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由中央人民正府实行统一管治制度的一线城市。

　　第三种局面：在2047年之前，香港的政治态势进一步恶化，社会进一步撕裂，反对派动员的、由青年一代参与的社会运动不断激进化、暴力化，并在"反中"或者"GD"旗帜下实现大规模社会团结·在2047年前的某一时间节点，香港发生如同"颜色革命"那样的大规模颠覆性的社会抗议活动，或者发生极端暴力的社会骚乱和叛离活动，中央人民正府宣布特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命令形式将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接管香港治安勤务，"一国两制"提前结束，香港将在经历一段军事管制时期之后逐渐恢复营商和金融活动、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由中央人民正府直接派员管治的一线城市。

　　可见，香港在2047年的何去何从，直接取决于未来二三十年间香港社会与北京政治互动的状况、以及中央权力与香港社会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否得以重建。北京同香港社会都应该及早起动，采取步骤，彼此相向而行，唯有如此才能以命运共同体的姿态一齐迈向值得期待的明天。

　　命运共同体

　　今天，香港的管治正面临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局面。让香港走出困局，是所有关爱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共同责任。

　　晋朝人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曾写道，"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要为香港政治寻找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坦途，就必须仔细探究今日的困局，辨识其症结、发现其隐患，然后对症下药，方可奏效。这亦正是本书主旨之所在。

　　如今，无论是北京还是香港的有识之士都应已认识到，未来的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将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两地不但命运与共，而且荣辱与共、利益与共。只有香港社会在观念上确切认识到自己与中国主体政治秩序之间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一国两制"的未来才能够走上新的康庄大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其时也。

　　"一念起关山"。香港的未来实在取决于我们观念模式的转变。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放弃"冷战"思维，更加积极地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和世界，是香港政治走出困境的不二法门。毕竟，今日之中国，已不是昨天的中国；今日之香港，亦不是昨天的香港。时移世易，心法亦宜变之。若果香港社会能从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殊集体心态中慢慢走出来，走出狭小的"我城"、放眼更广大的天地，能以平常心平等心和同理心与中国的主体社会相互凝视守望，就一定会发现香港的未来其实阳光明媚。同时，在治港"新常态"中，北京也应该对香港的发展与转变报以足够的耐心、拿出足够的胸襟，以"命运共同体"的姿态努力帮助香港顺利完成自身的调适和转型，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二十一世纪的成功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

　　"治"与"乱"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又很小。香港这城市的治乱变换，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治乱之间，心法紧要。但只要北京与香港能以开放、务实顺应时代和命运与共的心法看待彼此面对未来，香港政治就能看到曙光；坚持下去、一以贯之，香港也一定能在2047年之后的中国治理版图上继续焕发异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天，署理四川盐茶道赵藩曾为成都武侯祠撰写过一副含义隽永的名联，被认为是道出了中国治道之精要，值得后世揣摩。

　　读者诸君且允许我冒昧地把这对联中的"蜀"字更换为"港"字来结束这本小书：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港要深思。

　　本文节选自阎小骏《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作者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