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良渚博物院藏。视觉中国供图

“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考古行外的朋友问，它是不是蚩尤的故都？

虽然暂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将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古城，及其物质文化特色波及的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区），与这位传说中在涿鹿之战败于黄帝之手的先祖联系起来，但“蚩尤说”的主张者似乎有他们确信不疑的道理：这样一座文明高度发达的城池，怎么可能在衰落后便杳无人知呢？纵使三皇五帝的传说三分真七分假，那“三分真”的一小部分应该与良渚古城昔日的辉煌有关吧！

传说与史实什么关系，这个从民国时期便引发争论的议题，这里就不细说。就像我们对二里头遗址与夏朝关系的热切关注，我懂，因为这关乎千百年来中国历史记录的源头。然而，良渚先民崇尚美玉、兴修水坝，一度过着同时代中原先民无法企及的富足生活，却为什么还要附会到蚩尤统领的“蛮族”？难道只是因为这座古城并不位居中原，且最终在中原崛起前走向了衰亡？

其实，“中原中心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毕竟中国所处的地理单元被高原、荒漠、草原、丛林、海洋四围，而中原端坐正中，以农耕立本。在司马迁看来，“楚越之地”物产丰饶，没有饥馑之患，人们便“苟且偷生”（《史记·货殖列传》）。至于边疆地区，那更是素来被古人视作“落后”的代名词，有他们是中原先祖旁支子孙的说法，“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匈奴列传》）。

我们似乎已经默认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方式，即文明是从中原扩散至如今中国版图的历程。这让良渚古城遗址，乃至陕北高原上“中国史前第一大城”石峁古城遗址在考古学家手下的横空出世，更显得不可思议。

不过，如今中国人对中原的看法，已经有了变化。正宗的中原——河南，一度被污名化，在这次新冠肺炎抗击战中才翻了身，而网友呼吁各省“抄河南的作业”，带着一种“想不到被它反超”的语气。暂且不论被司马迁瞧不上的江南，连曾仰仗“南海僻远”（《史记·南越列传》）而自立南越国的珠江流域，也早就气象万千，粤港澳为世界所瞩目。

中原已不是“中心”，这片大地上只有“中国”。

所以在中国，不存在那种时刻“绷着弦”的种族主义。譬如在美国，谁有资格发掘、保管种族的文物，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世纪90年代，印第安社群就曾要求美国某国家级博物馆归还其馆藏的印第安人遗体、遗物。但如今的四川人，不会认为古蜀国人是他们的祖先，从而要求三星堆文物只能留在四川。这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向心力。

也正因如此，如今更多的考古学家愿意将良渚古城遗址视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它曾是中华民族这朵重瓣花的一片绮丽花瓣，而历史大势显示，作为花蕊的中原最终脱颖而出。良渚是“中国组曲”的一章，而非孤悬在外的“外国”。

细细想来，考古发掘出的终归是无言的实物，所谓民族、国家，也只是人们做出的推论，难以证实或证伪。当我们把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与一个“古族”或“古国”联系起来时，我们当然是在讨论发生于五千多年前的往事，不过，也何尝不是在比照今天的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划定出的那些异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