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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最后的大小姐,活到112岁的复旦校花

www.creaders.net | 2020-06-24 00:21:37  世界华人周刊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1980年,45岁的杨雪兰从纽约回到上海。在胡同里,她遇到一位耄耋老人。

当他听说眼前这个与严幼韵气质颇为神似的女子就是她的女儿时,老人竟激动不已:

“你是‘84号’的女儿?啊,你母亲当年可是全上海大学生的偶像呐!我们天天站在学校的门口,就是为了一睹她的芳容。看到能兴奋一整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在观者如堵的人群中,默默倾慕绝代佳人的男生,即便到了皓首苍颜之时,仍记得令他们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84号”,当年的复旦大学校花——严幼韵。

哪怕往事如烟,夕阳残照,她却永远是他们记忆中不曾凋零的“爱的花”。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尚在起步之中。1925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只有3万多人,而能进大学的女生更是凤毛麟角。严氏三姐妹却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考入了高等学府。

严幼韵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赫赫有名的实业家,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兴办,号称“宁波商帮第一人”。

“虎父无犬子”,严幼韵的父亲严子均不仅从祖辈那里继承了煊赫的家业,此外,他自己还是轮船招商局、上海自来水公司、源通官银号等多家公司的董事,是一名叱咤上海滩的成功商人。

1927年,作为严家最优秀的女儿,22岁的严幼韵从上海沪江大学转入复旦大学攻读学业。

那是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招收女生。

开学第一天,潇洒飘逸的严幼韵就自己开着小车来报名。香车美人,风姿绰约,很快,严幼韵就成为复旦大学一道最炫目的风景线。

严幼韵不仅娉婷有致,端庄典雅,而且毫无名门之女的骄纵跋扈,当时很多男生都偷偷地爱着她。因为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一些男生就按照她的“84号”车牌,将英语“eighty  four”读成上海话“爱的花”。

由于父亲开设的老九章绸布庄里的各种衣料随她挑选,因此严幼韵每天都要换一身旗袍,而这些愈发衬托出她“窈窕世无双”的美服,都是裁缝为她量身定制。

在那个年代,家世与美貌,得其一者,已为翘楚,但严幼韵系出名门,却内外兼修,在复旦短短两年,就修习了整整135个学分。

在复旦校园,她是多少男生心中仰之弥高的“明月光”,但她却有自己明确的择偶标准:

“能让我心仪的男子,必须成熟、富有才华且兴趣相投,至于财富倒不重要。只要是嫁给心仪的人,我严幼韵甚至愿意出去工作,赚钱养家!”

多少人都以为这不过是她天真的“诳语”,但多年后她的人生轨迹,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舞会上,严幼韵认识了杨光泩。

杨光泩出生于湖州丝绸商的家庭,长得一表人才,并无纨绔子弟之气。192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

杨光泩虽然是博士毕业,但绝不是兴趣匮乏的书呆子。作为年轻的外交官,他的网球打得好,舞技也一流。

同样优秀的人,总是能在人群中识别出相似的气场。

当他们在舞池翩翩起舞,成为全场为之惊羡的一对璧人时,便隐隐地勾勒出来了他们未来幸福的图景。

1929年9月6日,两人在上海久负盛名的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

婚礼由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嘉宾如云,多达上千人参加,经媒体报道后,轰动全城,成为多年后老上海人仍津津乐道的谈资。

一年后,严幼韵随丈夫前往欧洲履职,从此,她开始了自己长达10多年的外交官夫人生涯。

抗战爆发后,杨光泩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不仅具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而且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使他很快成了马尼拉十余万华侨的领袖人物。在当地华侨的大力支持下,领事馆将募集到的1200万比索,全部汇往国内支援抗战。

严幼韵则与丈夫遥相呼应,默契配合,成了当地妇女界抗战救国运动的发起者,率领当地华侨妇女为前线将士捐献各种急救物质。

她带头参加各种义卖活动,还组织妇女们深入工厂、商场、街道募捐。她们的努力卓有成效——从1940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募集的款项是以往募捐总额的10倍。

1942年,日军占领了马尼拉。在此之前,美国驻远东部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建议杨光泩一家跟他们一起撤离到澳大利亚避难。

杨光泩认为自己代表着国家,使命在肩,理应保护好十余万华侨,因此大敌当前,不能临阵脱逃。于是,他谢绝了麦克阿瑟的好意,率领领事馆全体官员留下来。

1942年1月,日军进入马尼拉,抓捕了身为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的杨光泩和其他七位官员。

3个月后,包括杨光泩在内的8位中国领事被秘密枪杀。

因丈夫下落不明,严幼韵毅然决然选择留在硝烟弥漫,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役区,带着三个女儿继续苦等丈夫的归来。

而更难的是,战火纷飞之下,很多房子都被没收和查封,物质极度匮乏,领事馆的太太和孩子们,不仅失去了人生的顶梁柱和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三餐难继,朝不保夕,她们在走投无路之下纷纷投靠严幼韵。

因为丈夫杨光泩的身份和地位,严幼韵自然也被当成了六七户落难人家的主心骨。

她从一个五口之家的家庭主妇,一下子变成四十多口家庭的大家长。

她也从曾经养尊处优的上海大小姐,一下子变成了似乎无所不能的女豪杰。她承担起照顾、安抚其他外交官妻儿的重任。

没有生活供给,她就亲自带领这支家眷队伍去种菜、种豆、养鸡、养鸭、养猪、挖水井、腌咸菜、学习做肥皂……为躲避战机轰炸,有一次她们在防空洞里藏了三天。更要命的是,战争中她们被迫不断地搬家、逃难。

但在她后来的自传《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中,她并没有详细描绘那时的流离失所和恐惧悲伤,也许,用她自己的话来讲,“我似乎屏蔽了关于那些可怕日子的细节回忆”。

当战争的阴霾渐渐散去,这个几十口的大家庭又有了弹钢琴和打桥牌的声音。她的二女儿杨雪兰回忆说,“母亲是润滑剂,大家都爱她。我小时候没感到什么痛苦,只有爱。”

后来,年逾百岁的严幼韵在谈到马尼拉这段日子时,感慨万千:“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我们确实非常勇敢!尽管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非常担忧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完全无法确定,但我们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1945年,战争结束,日军败退。

原来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马尼拉已被轰炸成惨不忍睹的废墟。

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严幼韵曾带着大大小小的几十号人穿梭往来,躲避着随时可能发生的轰炸和枪弹的袭击,最终,竟然奇迹般地保全了这个临时组建的大家庭中所有人的生命。

1945年3月,美军光复马尼拉后不久,受麦克阿瑟将军邀请,严幼韵带着三个孩子前往美国。

在她们下榻的旅馆里,中国政府派来的官员正式向她证实了,杨光泩等外交官遇害的消息。

她日思夜盼,期待丈夫终有一天,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微笑地对她和孩子们说:“我回来了!”

但她没有等来她的风雪夜归人,只等来一纸被查实的噩耗。

她熬过了战争的残酷,熬过了所有的艰难,坚强如她,终于情难自抑,第一次失声恸哭。

但为了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她只能化悲痛为力量,以自强不息的风范成为女儿们最大的靠山。

当时联合国刚刚成立,随着成员国的不断增加,接待任务日益繁重,礼宾司亟需优秀的外交人才。于是当年已经40岁的严幼韵,谋求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联合国礼宾官。

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了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无巨细,繁冗庞杂,且不允许有丝毫纰漏与差池。

 但严幼韵乐观爽朗的性格、缜密周到的思维、 善于组织协调的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的一个同事曾说:“曾经联合国的氛围都很沉重,而自从严幼韵来了,竟然工作场合也常常充满了阳光、友善与活力。”

历经14年的时间,严幼韵成长为一名卓越的女外交官。她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而且将三个女儿都培养成杰出的人才,并各自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1959年,严幼韵正式退休,也是在这一年,她“梅开二度”,遇见了一个让她十分仰慕的男子,这就是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

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舌战群雄,代表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列强说“不”,改写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历史。

1959年9月,54岁的严幼韵和71岁的顾维钧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

婚后,一向不苟言笑的高冷外交官,竟开始为自己的银发爱妻写情书,以年迈之躯玩着年轻人热衷的项目:玩滑雪、溜冰、游泳、晒日光浴,并一起结伴周游各国,四处旅行。

严幼韵也忠实地践行了“我非常喜欢全身心地照顾维钧,使他更健康、更舒适、更开心,而且我相信,在我的关心下,维钧会活得更滋润”的承诺。

这位每日凌晨三点都会准时爬起来给丈夫热牛奶的贤妻,成为顾先生这一生唯一的挚爱。

前三段功利化的婚姻,对顾维钧来说,并未让他获得真正的快乐。而严幼韵的出现,和这份姗姗来迟的幸福,则让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爱的甜蜜与温馨。

严幼韵无微不至的呵护,让顾维钧得以安度晚年。顾维钧曾口述长达500万字的回忆录,无疑是在严幼韵的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

在严幼韵的悉心照顾下,顾维钧活到了97岁。

那一年,严幼韵80岁。

她再一次成为孀妻。

此后,她又在“头白鸳鸯失伴飞”的余生,独自走过了32年的漫长岁月。

在这32年里,她数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断告别身边至爱亲朋的悲凉,最后,自己也患上了肠癌。

所有人都以为这位老人恐怕要被一连串的厄运击垮时,却不曾料想她对命运予以还击的力量,仍一如既往地刚柔相济。

她照旧把日子过成她喜欢的活色生香、热气腾腾。

当时的严幼韵已经五世同堂。但她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静待死神召唤的垂暮之人:她看书,读报,跳舞,打麻将,看电影,烤蛋糕,甚至还能用不错的眼力去织补羊毛衫。

她喜欢结交新朋友,其电话簿上常用的号码就有六七十个。她的女儿杨雪兰说,“我们觉得她就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

这位经历了百年风雨的老人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每天坚持写日记,并在109岁的高龄出版了自传。

2005年9月27日是严幼韵的百岁生日,在洛克菲勒中心顶层彩虹厅,她穿着精心剪裁的紫色旗袍,脚踏金色高跟鞋,腰杆笔挺,用清亮的嗓音生平第一次发表了演讲。

其后,她每年的寿辰都热热闹闹地过,她从不避讳自己的年龄,她觉得能多活一天,就要开开心心。

2017年5月24日晚10时45分,严幼韵走完了自己长达112岁的精彩一生,意态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严幼韵从20世纪初的清朝光绪年间,“穿越”到21世纪的智能新时代,不可谓不传奇。作为复旦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她只比创建于1905年的母校小了四个月而已。

严幼韵作为整个近现代史的见证人,也是最后一位上海滩大小姐。

有人说,“美貌的废墟不及石头的废墟,罗马夕照使人凭吊,美貌的残局不忍卒睹。唯有极高的智慧,才足以取代美貌。”

一百多年的栉风沐雨,严幼韵什么世面没见过?什么荣华富贵没有享受过?各国首脑政要也不知接待过多少!但是她对待总统与身边的佣人同样尊重,对待朋友永远心怀热诚。

她经常想方设法给别人以温暖,并对困境中的人施以援手。她从不倚仗自己的身份与地位颐指气使,因此凡是在她家服务过的佣人都有回到自己家的感觉,而她真诚厚待过的朋友也都成为她生命中亲人一般的存在。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慷慨予人,慈悲为怀,最终,她也成为被上天犒赏的幸运女神。

当年只有19岁的张爱玲就曾在她的《天才梦》里感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达官显贵,贩夫走卒,在生命的长袍上,都各有“蚤子”的侵扰:前者尊贵荣华可能转眼逝,后者也可能随时跌得头破血流。

命运有时会厚此薄彼,有时会一视同仁。

即便朱门绣户,锦衣玉食,也会无端与磨难屡屡遭逢。但严幼韵享受得了泼天的富贵,也能在困厄来临时,与其短兵相接。哪怕在敌机轰炸后,她仍能以一曲悠扬的钢琴曲抚慰那些惶惶不安的心灵;哪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她仍乐见曙光重现的明天。

她曾在100岁生日的演讲中,将长寿的最大秘诀归于“不要纠结于往事”。

但放眼望去,红尘之中,颇多偏执与纠结之人:执于名,执于利,执于情,执于过剩的欲望,执于无解的痛苦,执于人间的所有“未曾得”和“已失去”。

而严幼韵的二女儿杨雪兰说:“母亲经历了这么多荣耀与艰辛,仍时时告诫我们,无论身处顺境、逆境,要永远看未来。”

让过去的过去,那么,该到来的才会到来,这也许就是112岁的传奇美人留给世人的最大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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