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SL（尼玛死了），汉语也死了

舆论场的反智正愈演愈烈。

这是中文及其所代表的文明遭受的又一次新危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好像总在原地打转。

　现代汉语的三次死亡

　　文|现代机器

　　1

　　“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不应该使用语言的暴力。”

　　说完这句话，北岛关闭了豆瓣的评论区。而大多数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是：“什么，北岛还活着？！”

　　虽然在海子的祭日还有人会想起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上世纪海子卧轨、顾城自缢，已经宣告了现代诗的死亡。

　　每年海子的祭日，还会有人想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北岛是不是还活着，已经不再重要。

　　在互联网时代，一种小众文化若没有资本的流量扶持，就不会进入大众视野。

　　古诗词尚可以《中国诗词大会》的形式被回忆，但更小众的现代诗，只能在文化碱地中独自丰饶。

　　现代汉语曾遭遇过两次灭顶之灾，而今天，是第三次。

　　2

　　从四九年到七九年，官方话语一统天下，是现代汉语面临的自上而下的深刻改造。

　　在语录体横行霸道的年代里，人们开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闭口“人民靠我们去组织。”全国上下，只有这一种语言模式。

　　乞丐乞讨，以语录为指导思想：“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卖艺贩药，拿语录背书：“最高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

　　小孩挨打，也拿语录护体：“要文斗不要武斗！”

　　那个年代，有一个文人可以称作代表，就是郭沫若，且欣赏一下他的作品，看看曾写出《女神》的他变成了什么样：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语言匮乏的根本原因，是思想的萎缩。

　　在那个唯有伟大领导是唯一正确的年代里，在两个凡是的思想下，人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二元对立。

　　捕风捉影式的互相揭发中，“正确”的范围越来越狭窄，“错误”的标准倒是越放越宽：

　　有人因为“讲故事”而获罪——一位历史老师因为讲述毛主席躲在水沟中逃脱追捕的故事而被认为是污蔑领袖形象；

　　有人因为“错别字”而获罪——一个抄大字报的学生把‘毛主席’不慎写成了‘毛主度’，结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自杀身亡；

　　更奇葩的是，有人因为“坐凳子”而获罪——一个国家干部坐到了封面是毛主席的杂志上，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在一九七三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北岛，有感于时代的倒错，愤怒地写出了震惊中国文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他大喊道，“我-不-相-信！”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岛是幸运的。他被诗歌之光照亮的时候，中国正渐渐迈入最丰饶的诗歌年代。

　　改开的号角一响，大量的西方文献开始被翻译、被引进，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一道缝隙。

　　1978年4月8日，北岛成立了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后来他们被称之为“朦胧派”。

　　八十年代校园诗人多如牛毛，不论诗就落伍。

　　北岛、顾城等人就像现在的歌星网红，走到哪都有狂热的粉丝索要签名，钢笔直戳到他们身上。

　　可惜这盛况绚烂但短暂。因为一些不可说的必然和不得知的偶然，海子、戈麦、顾城、徐迟等人相继自杀。

　　自此之后，北岛远走他乡，芒克弃笔从画，食指精神失常，舒婷隐居市井，轰轰烈烈的诗歌年代以这样悲壮且惨淡的方式结束。

　　不过，阳春白雪的现代诗歌的死亡，对应的正是下里巴人俗言的复兴，流行文化站了起来。

　　进入九十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流行作家，自下而上地颠覆了“正统的语言”。

　　他在《动物凶猛》中如此描写文革少年的梦想：

　　“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政治流行语被王朔化用到小说里，从根源上解构了权威，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影迷应该对此颇有感触。

　　那时候开始普及的电视，亦成了最重要的流行武器。

　　《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万人空巷，戏谑的京味儿方言也丰富了汉语的语库。

　　诗歌的位置被流行音乐抢走了，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到老狼的《同桌的你》，九十年代成了高晓松最怀念的“白衣飘飘的年代”。

　　与此同时，“港台腔”伴着邓丽君、罗大佑、李宗盛、周星驰、古惑仔、四大天王、琼瑶和金庸电视剧风起云涌地袭来。

　　以北方官话为道统的现代汉语，又迎来了巨大的变革，自下而上的野蛮生长，是对此前高压而封闭年代的反动。

　　再到后来，互联网的出现，“民间语文”更是成为全民建设的大工程，而在此期间，是“俗”的进一步下沉、进一步扩大。

　　精英退场、官方退场、权威退场。

　　而登场的是，“屌丝”。

　　至此，官方建立的“革命”话语体系终于寿终正寝了，尽管这是一个积极的、蝉蜕式的死亡。

　　然而，事情很快就从一个极端，荡到另一个极端。

　　4

　　解构，多么令人兴奋的词语，互联网的快速繁荣，让每个人都沉浸在解构的狂欢之中。

　　今何在的《悟空传》解构了《西游记》、萧鼎的《诛仙》解构了武侠、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解构了《明史》……

　　一批网络文学凭借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们解构严肃文学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文学范式。

　　而真正“杀死”现代汉语的，是移动互联网。上网门槛急剧下降，绝大多数人只负责解构，却没能力建构。

　　早期互联网内容的随性生产，渐渐被“流量为王”的观念取代，如果网络文学不能在第一章就吸引住读者，就基本拜拜。所以“穿越文”开篇就要走进时空隧道、“总裁文” 上来先得用独白自我介绍。

　　没有留白的美意，亦失去了暧昧的感受。

　　在传播学看来，信息量越小、越干瘪的作品越容易获得广泛传播，新的流行语不再通过文艺作品让大众熟悉，而是被流量直接推到人们眼前：

　　“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神马”、“浮云”与“喜大普奔”、“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甚至官方话语都一次次忍不住要跟紧潮流，吸纳这些流行语。

　　北岛曾引用文学评论家帕斯在《另一种声音》中的话来表达对互联网时代艺术作品的担忧：

　　“今天艺术和文学面临一种不同的危险：不是一种学说或一个无所不知的政党在威胁着它们，而是一种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在威胁着它们。”

　　他认为，这让“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

　　小说家金宇澄的看法与北岛相似，在最近的一期《十三邀》中，他痛批“渣男”一词，认为这是用空洞的符号僭越丰满的人性。

　　5

　　是的，如今的我们正在面临现代汉语的第三次死亡，这不是什么新的产物，而是商业浪潮与站队文化的合体，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耦结。

　　这是汉语第一次死亡的复辟，而且无疑又是第二次死亡长出的恶之花。

　　民族主义助推二元对立思维再次横行网络空间，新时代的“两个凡是”成了许多网民的思想钢印：“凡是天朝的一定好，凡是西方的一定坏。”

　　这样的二元对立处处可见：你不讴歌抗疫功绩，你就是卖国贼；疫情当前你还在舞文弄墨，就是文化汉奸。

　　北岛评论区下的网络暴力

　　连喝粥都会引起全网政治大讨论，可见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多么匮乏。那些致力于把公共空间变得狭窄的人，怎能允许艺术表达？

　　公共空间变成“制帽工厂”，标签文化大行其道，手刃的第一个仇人就是语言。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曾对语言辩证性的消失提出忧虑——如果人们不再去探究词语的多义性，便不再有可能深度思考，至于反思，更成了一种奢望。

　　多义性的消亡让词语的数量在纷繁的现实面前捉襟见肘，网民们紧急制造一批新的词汇，忙不迭给各种社会现象的脑门贴上标签。

　　于是我们有了：“洗地”、“白莲花”、“绿茶婊”、“女拳”、“阿中哥哥”、“爱国蛆”、“小粉红”、“双标”、“恨国党”、“韭菜”、“实锤”、“带节奏”、“不吹不黑”、“没毛病”、“理中客”……

　　还有更多词语，被“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赋予新的内涵：“汉奸”、“卖国贼”、“造谣”以及最臭名昭著的“公知”。

　　而这个时代的“诗歌”呢：

　　“惊雷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我紫金锤，紫电说玄真火焰九天悬剑惊天变。”

　　6

　　一种动物，种群数量的下降往往并不可怕，而栖息地一旦遭到破坏，便面临灭绝的危险。

　　北岛在《早晨的日子》里如此写到：

　　“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一本书下令/烧掉了另一本书/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改变了早晨/人们的咳嗽声。”

　　他一定敏锐地感受到了诗歌土壤的急剧沙化。

　　其实，北岛是最不容易被击垮的诗人，他曾对时代充满信心。在新世纪初接受作家査建英采访时，他如此说：

　　“八十年代是在如此悲壮辉煌之中落幕的，让人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就其未来的潜能，就其美学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然而20年又过去了，他所期待的生命力、潜能和意义，让他关闭了评论区。

　　他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名为《进程》，诗的结尾如此写道：

　　“孩子们凭借一道口令/穿过书的防线。”

　　NMSL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