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全球格局与1929年前后的世界如出一辙

　　谈及大萧条，世人只知1929，却不知道美国最接近崩溃的时刻不是1929，而是1932。

　　那一年，主板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跌到了1929年的11%，投资者损失的钱够美国打三次第一次世界大战。5000多家银行倒闭，86000家企业停工，273000个家庭被赶出出租屋。而刚刚毕业走出校门的后浪青年们发现，应聘百货公司的电梯操作员都需要大学本科学位。

　　1929年的大萧条由股市崩盘引发，疯狂的资产抛售加剧了流动性危机，但美联储反而收缩货币供应，导致银行、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全面崩坏。到1932年美国经济几近停摆：跟1929年相比，全美工资总额减少了60%，分红减少了57%，但要偿还的利息只减少了3.5%[8]。

　　1932年6月，近两万名一战老兵聚集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要求政府兑现承诺的抚恤金。僵持一个月后，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派出了麦克阿瑟、巴顿等领衔的超豪华阵容负责驱赶老兵，未来的二战英雄们以“有共产党指使“为由强力清场，最终导致4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

　　尽管直到1933年末才得到美国的承认，但苏联在萧条之下成了灯塔：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列，并将苏联形容为“世界上道德的最巅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灭”，并号召“把共产主义从共产党手里抢过来”，而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贸易公司，每天居然能收到350份移民申请。

　　更有意思的一幕发生在12月。2500多人聚集国会山的台阶上高声呼吁“救济穷人，向富人征税！”手拿催泪弹和防暴枪的警察将他们全部关到一个临时营地，不给水和食物，也不让上厕所。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之后，抗议者们才被释放，离开时，他们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歌[1]：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明显在松动，以至于胡佛在1932年8月接受连任提名时特意反驳道：“……有些人很胆小，以至于怀疑我们的制度是否正当和有效，以至于认为，为了治疗我们的弊病，我们就必须转向国家控制的或国家指导的社会或经济制度。那不是自由主义，那是爆政。”

　　不过那会儿的胡佛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的竞选车队途径底特律时，人们高举的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残杀退伍军人的凶手、弄垮银行的罪魁祸首、枪杀老兵的子弹。”群众一边喊着“绞死胡佛”，一边向他投掷西红柿和鸡蛋。

　　病急求医的国家不光是美国。在1932年这一年，英国失业率超过了20%，10月爆发了向伦敦进发的全英“饥饿进军”；澳大利亚失业率达到29%，悉尼出现严重的内乱；德国和日本则已经放弃治疗——关东军的狂热军官们刚刚炸了柳条湖，而纳粹党则新晋为德国第一大党。

　　所以回到1932年，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资本主义能救美国，还是美国能救资本主义？

　　01. 沸腾

　　再来四年繁荣！

　　——胡佛1928年竞选口号

　　1919年1月，处理一战分赃问题的巴黎和会召开，合约的初稿整整草拟了五个月，各国讨论的焦点是：德国人最多能赔我们多少钱？

　　日后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当时担任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他认为德国最多只能承受100亿美元的赔款，并且欧洲有义务帮助德国恢复工业生产。但以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却坚持要德国赔偿330亿美元，同时剥夺工业生产能力，让凯恩斯目瞪狗呆。

　　让德国赔钱的理由有很多：除了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刻骨恨意之外，战胜国的债务困局也是重要原因：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欠了美国巨额的战争债务，而美国人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正如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所说：“钱是他们向我们借的，不是吗？”

　　闷声发大财的美国是一战唯一的赢家，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并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出口转向了消费。当欧洲的战争创伤还没愈合的时候，美国人民跑步进入了“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汽车工业是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1914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建立起了第一条T型车装配线。作为唯一的一个在《我的奋斗》里被希特勒赞扬的美国人，亨利·福特一方面持有强烈的反犹思想，一方面把工人日薪翻倍提高到5美元，认为一部分美国人民应该先富起来。

　　在福特公司的带动下，汽车从奢侈品变成快消品。1920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达到了900万辆，随之诞生的货运卡车和拖拉机也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工作和生活。汽车的辅助性行业如燃油业、公路建造、钢铁业和橡胶业也急速发展，冰箱、洗衣机也在1920年代进入千家万户。

　　一片大好的经济形势让柯立芝总统顺利拿下了1924年的大选，尽管有人讽刺说柯立芝的经济政策是：“总的来说，美国人的事就是做买卖。”但繁荣的确为美国带来了各种自信和理直气壮，人们相信未来的生活会芝麻开花节节高，并把这种自信带到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佛罗里达州完美诠释了楼市的狂热，当时迈阿密有1/4的人口都在炒房炒地皮，每一寸可供开发的土地都在疯涨，跟90年代的海南几乎一模一样。在1925年夏季的某一天，迈阿密当地的《每日新闻报》刊登了整整504页的房地产广告， 创下了报纸发行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股市也开始持续上扬，几十万民众不断投入金钱购买股票，他们认为下一个十年美国一定会继续蒸蒸日上。向炒股者配资也成了一门赚钱的生意，利率动辄高达20%。20年代，人们可以借经纪人贷款来炒股——只需要支付全款的10%，只要股票一直上涨，一切都好说。

　　在一片繁荣中，隐忧被埋下了。美国当时最大的问题在于购买力的严重失衡：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造成这一局面的，一方面由于工资增长缓慢，1923～1928年间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贫富差距不断扩大[8]。

　　另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是在各种垄断联盟的掩护下，转化成利润和分红，流进了企业家和华尔街的腰包，进而又转化成耐用品领域的投资，形成更多产能。一旦消费者的工资和加杠杆（如借钱消费）链条被打断，就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

　　一个亘古未变的事实是：繁荣能够掩盖一切问题。只要蛋糕还在做大，一切就可以继续脆弱的运转下去。

　　在1928年初，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了经济过热，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称大多数股票被明显高估。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人预言危机将要到来。到了五月下旬，股市大幅震荡，并在六月开启了连续下跌。纽约的报纸迫不及待放出大新闻：华尔街牛市崩盘，惊天巨雷震动全球[3]。

　　但灾难的预言只实现了一半，1928年6月14日，在河北唐山开滦煤矿骗来第一桶金的赫伯特·胡佛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媒体早已将他钦点为下一任的总统，股市则再度扭头向上，挨了虚晃一枪的人们更加得意忘形，甚至给大牛市取了个新名字——另一个繁荣的四年。

　　到了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英、法、德的总和。汽车在飞驰，机器在轰鸣，摩天大楼映衬着衣着时髦的红男绿女。经济蒸蒸日上，股市节节高升，所有美国人都觉得，既然世界大战都打完了，未来还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呢？

　　1929年3月，柯立芝总统在卸任时的演讲上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这进度比62%高多了。

　　02. 萧条

　　近来的股市下挫，为今年第四季度的大牛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波士顿新闻报》发自股市崩盘前夜

　　大牛市在1929年10月初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点，开始便开始出现大幅回调。不过人们觉得牛市多暴跌，属于“技术性调整“。

　　然而， Montgomery-Ward公司在10月24日拉开了崩盘的序幕，开盘仅两小时这家被誉为时代先驱的百货公司就从83美元跌倒了50美元，美国无线电公司则从68.75美元跌到44.5美元。紧跟着，美国钢铁、通用电气等蓝筹陆续崩盘，短短一上午就吐出了几个月积累的涨幅。

　　午餐时间，华尔街六家最大的投行聚集在J.P.Morgan的办公室，同意每家出资4000万美元救市。局面一度有所好转，但马上又掉头向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恐慌无限蔓延，300亿美元的财富从华尔街消失，连带反应是经纪人贷款的全盘崩溃，30亿美元的贷款被清盘[3]。

　　繁荣不仅仅是一堆经济数据，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企业不切实际的扩张已经非常严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也被牛市所掩盖了。大牛市不仅是商业周期的巅峰，也是美国人思想与情感周期的顶峰。新总统胡佛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繁荣走到了尽头，一个沸腾的时代就此终结。

　　1929年11月，胡佛把杜邦、福特、美孚石油这些工业巨头召集到白宫，提出了不停工、不裁员、不降薪的号召以稳住就业，紧接着又向所有州长发电报，敦促各州基建项目尽快上马，同时一边降低贴现利率，一边建议濒临倒闭的银行向美联储申请贴现贷款，刺激信贷扩张。

　　种种措施之下，股市在1930年初奇迹般地出现回升。面对复苏苗头，美国劳工联盟主席William Green喜不自胜，发表了一系列以“美国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的演讲。那年夏天，当一个宗教团体要求胡佛为基建提供支持时，总统回复他说，”你来晚了60天，萧条已经结束了[2]。“

　　不幸的是，胡佛不顾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在1930年6月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直接将经济推向了深渊。

　　这一愚蠢的法案由两位共和党议员Reed Smoot和Willis C. Hawley推动，打着贸易保护的旗号，大幅提高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关税，并迅速引来了欧洲国家的反制和报复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19世纪以来确立的世界贸易体系随之崩溃。

　　危机蔓延到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弃自带通缩属性的金本位，但美联储却做出了第二个愚蠢决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维护金本位。这对于正面临通货紧缩和流动性危机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到了1931年年底已有近3000家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15.9%。

　　经济萧条必然会导致联邦政府税收减少，赤字激增。当时，距离凯恩斯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出版还有5年，“政府需要平衡预算”是无可争议的国际共识。所以当胡佛要求国会增加税收以平衡财政时，共和党和民主党竟然罕见的团结一致表示支持。

　　这最终酿成了美国在萧条中的第三个昏招——《1932年税收法案》。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大幅提高，地产遗产税直接涨了一倍，就连战时货物税也重新开始征收，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火锅底料。结果就是不但赤字没抹平，经济也再遭重创，道琼斯指数直接跌到41.22点。

　　41.22点只比道琼斯指数在1896年诞生时多了0.25点[5]，不知道两年后上任美国证监会主席的老肯尼迪，有没有喊过“蓝筹股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这种金句。

　　接二连三的骚操作让胡佛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美国也步入了崩溃的边缘：短期国债利率居然变成了负值，这意味着大量投资者都想把钱投到有国家信誉保证的地方——哪怕收益是负的。紧接着，1932年11月，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胡佛成为新总统。

　　摆在新总统面前的是个烂摊子：危机看不到尽头，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社团盛行，上层知识分子也纷纷走公知路线，连《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都在读马克思，并在日记里写道：“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1]。”

　　当然，美国虽然要警惕左，主要还是得防止右。当时一位纽约州的众议员写信给即将上任的罗斯福，称共和党员们已经准备好“赋予你一切需要的权力”。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戴维·里德的话则直白的多：“如果这个国家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独踩者，那么就是现在[1]。”

　　1933年3月4日，被寄予厚望的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就职演说，上百万美国民众通过收音机听完了这场振奋人心的演讲，白宫在演讲结束后的第一周收到了45万封来信，为了处理邮件，联邦政府不得不紧急招聘了70名书记员[2]。

　　同一天，美国的银行系统和股票交易所相继关门停业，资本主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03. 新政

　　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形式的苏维埃主义。

　　——威廉·格林评价罗斯福的政策

　　罗斯福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千疮百孔的金融系统，但他面前有两座大山：对金融一窍不通底层民众，和对金融了如指掌的华尔街。

　　3月12日，罗斯福在白宫发表了第二场面向全国人民的讲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事处经理把它称作“炉边谈话”。罗老师用和邻居聊天一般的随性语气说，“朋友们，让我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银行并没有把大家存的钱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拿来投资，使一切运转起来……”

　　罗斯福这种富有亲和力的形象，让中下阶层有种“天亮了”的感觉，也让瘫痪的银行系统重新建立起了信用，大量的货币和黄金开始回流，经济重新运转了起来。面对此情此景，圣莫尼卡市长曾用哭笑不得的语气说，“就算罗斯福把国会大楼烧了，我们也会大声欢呼[1]。”

　　不过当矛头对准华尔街的金融权力时，罗老师就没这么友善了。听命于华盛顿的调查主管集中攻击摩根财团掌舵者杰克·摩根(J.P.Morgan, Jr.)的逃税问题，似乎是有意让华尔街丑态百出，以便为后面的改革建立民意基础。在权力面前，华尔街也只有当夜壶的命。

　　随后，罗斯福废除了金本位，纠正了美联储犯下的错误，接着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这几乎是最精准的狙击，华尔街财团的融资与兼并被大受限制。著名的摩根公司就被一拆为二，成为了今天的大摩和小摩。

　　紧跟着便炮打纽交所，《联邦证券法》推动了美国证监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成立，将本质上是私立机构的交易所纳入了监管体系，老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Sr.）临危受命，成了第一任证监会主席，着手对纽交所实施监管。

　　这项任命在华尔街引发轩然大波，毕竟老肯尼迪发家致富的方法就是投机倒把和内幕交易，《新闻周刊》阴阳怪气的评论：“肯尼迪先生——从前的投机者和坐庄的操纵者，现在的工作是制止投机和坐庄[5]。”然而事实证明，请黄鼠狼来做鸡窝的保安很具备颠覆式创新思维。

　　证监会成立后，纽交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带头反对，称交易所机制“完美无缺”。但很快，各大媒体不约而同地曝光了惠特尼的糜烂生活和挪用资金的丑闻，随后被捕入狱，识趣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立刻跟惠特尼划清界限——这就是老罗的政治手腕。

　　从华尔街夺权的最后一步是《联邦储备法》，货币决策权被从12个地方联储手中抽走，集中在华盛顿联储的委员会手里，联邦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大大加强。华尔街唯一的安慰，就是委员会必须有一个成员来自纽约联储。金融财团们依旧富可敌国，但再也不能呼风唤雨了。

　　1933到1937年，联邦政府抛弃了金本位，美国货币扩张增加了接近42%，与之伴随的是被后世总结为“以工代赈”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基建，虽然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但远离城市的公共工程把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隔绝了起来：不让他们唱国际歌，也不让他们读《我的奋斗》。

　　不和谐的声音也有。由于新政摧毁了20年代盛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声音此起彼伏，政敌攻击新政是“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形式的苏维埃主义”。

　　不过相比欧洲，美国尚算风景独好：意大利入侵了非洲，德国的坦克开进了莱茵兰，但美国依然弥漫着孤立主义情绪，1935到1937年，国会连续通过了三部旨在阻止美国销售武器给交战国的《中立法案》。直到华沙陷落，《中立法案》才加上了允许销售战争物资的条款。

　　华尔街没有半点战争来临的气氛，投资者乐观的预计，美国会再一次从欧洲的创伤中赚得盆满钵满。

　　但谁也没想到，髪国会在1940年6月迅速崩溃，大西洋海战和空战爆发，英国的美元与黄金储备也即将耗尽。时任英国驻美国大使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在一次返美途中，对着机场的记者们直截了当地说：“伙计们，英国一个子儿都拿不出来了，我们需要你们的钱[2]。”

　　随后，罗斯福冒着巨大的反对向英国运送了50艘驱逐舰，并开始制定一项“全面援助而不参战”的政策作为政治上的妥协。而《租借法案》通过后，美国生产的大批军需品送往英国，美德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交战国。不过在国内，对于是否直接参与战争依然存在尖锐分歧。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烈火浓烟叫醒了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大梦，也终结了所有质疑与争论。

　　04. 战争

　　这个国家（美国）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来自于贪婪的商业活动。

　　——阿道夫·希特勒，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让人难忘的凯恩斯主义实务教程。

　　1942年春天，全美国都流传着一个小故事[1]：一名女士在公交车上大声说：“打仗以后，我丈夫的工作比以前好，挣的钱也比以前多，所以我想让战争多打几年。”听到这些，另一名女士愤然起身给了她一巴掌：“这一耳光是为我在珍珠港死去的儿子打的。”

　　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美国人普遍的心理状态：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难免让人有负罪感，但又没有内疚到有钱不赚的程度。

　　战争打响后，再也没有人嚷嚷什么“政府需要财政平衡”了，整个30年代，罗斯福都要为了每年不到1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殚精竭虑，因为反对者觉得财政赤字会让美国破产。但仅在1942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就花掉了340亿美元；1943年是790亿；1944年是950亿；1945年是980亿。

　　国债规模也跟着支出一并增长，战争之前只有430亿美元，到了1945年已经超过了2000亿。为了号召民众购买战争债券，大街小巷贴满了债券的海报，上面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美国士兵，旁边一行字煽情地写道：“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你只是出借了一点钱[1]”。

　　这些政府预算几乎全都成为了巨额的战争订单，仅仅是1942年的前半年，联邦政府就签发了100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大萧条时期减产和倒闭的工厂一夜之间满血复活开足马力，一座座崭新的大型工厂迅速建立起来，整个汽车工业都开始转向生产坦克、装甲车和迫击炮。

　　大萧条的痛苦遮蔽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美国的工业效率在30年代急剧增长，人均每小时产出增长了21%。但因为经济的萎靡，工业生产踩下了刹车。但战争打响，车闸被松开了。

　　二战期间，福特公司生产的武器比整个意大利还要多，1944年，福特在密歇根州的柳木厂以63秒钟一架的速度生产轰炸机[2]。五花八门的新产品被分配给各个工厂，下到合成橡胶和青霉素，上到雷达、登陆艇和曼哈顿计划。华盛顿的要求只有两个——能造多少？能有多快？

　　1941年8月，希特勒还告诉墨索里尼没必要担心美国人：“这个国家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来自于贪婪的商业活动[1]。”但元首还是太年轻了，两年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刚刚夺回斯大林格勒的斯大林慈父在祝酒时说：“为美国的生产力干杯，没有他们，就没有战争的胜利[2]。”

　　大萧条时期的失业问题本质上也不复存在，因为20%的男人穿上了军装，上百万工作岗位被女性占据，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1/3的劳动力是女性。到了1943年，失业率跌到了2%，已经低于2.5%-3%的自然失业率，意味着经济开始走向了严重过热水平。

　　尽管联邦政府用战时管制对工资和商品价格进行了限制，但美国百姓的财富还是相比萧条时期大幅度增加了。尤其在战争之初，大部分物资生产都用于战争，除了必需品，其他用品很少能买到。因此，多余的钱就存进了银行，美国的个人储蓄额节节高升。

　　但到了1944年，战争显露出胜利的曙光时，被压抑已久的消费热情开始溢出，钢琴、珠宝和奢侈品的销量节节高升，到处都是“报复性消费”的繁荣景象。

　　当时，一家名叫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百货公司曾因其商品目录名震一时，他们将商品编排成10万多个种类型进行销售，从帽子别针到活动房屋一应俱全。后来罗斯福曾开玩笑说，如果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用西尔斯·罗巴克的商品目录轰炸苏联[4]。

　　到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为战争花费的开支高达2450亿美元，超过了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到1940年的年度预算总和。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战争期间，美国一夜之间把自己从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中央计划国家。尽管新政的很多内容并没有真正让美国走出萧条，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但新政的遗产却长久的留在了美国人的记忆里，也刻在了法典上。

　　罗斯福为华尔街量身定制的监管体系，成为了很多国家金融监管的蓝本，医疗保险的雏形也在战争中诞生，工会的势力蒸蒸日上。更重要的是，大萧条与新政瓦解了美国人对纯粹自由主义的忠诚，企业和公众开始主动向联邦政府寻求解决方案，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

　　战争结束时，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经济萧条会重新降临美国，毕竟联邦政府的开支会大幅度缩减，而海陆空三军将有1200万人离开部队涌向就业市场，会不可避免的造成薪资待遇下降和失业率升高。

　　专家们大错特错。事后看，美国战后反而迎来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

　　05. 尾声

　　人类总是高估未来一两年的变化，而低估未来十年的变化。

　　——比尔·盖茨

　　1929年的崩盘发生后，一个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事实是：刚开始，大家都没觉得有多严重。

　　股市崩盘后，《纽约时报》给出的标题：“谨慎的投资者现在可以进场抄底[2]。”而尽管遭遇了巨大损失，投机者们还是喜欢聊各种段子：“顾客每购买高盛的一只股票就赠送手枪一支”，“高层酒店的服务员会向每位光顾的顾客询问： 您是来跳楼的，还是住宿？”

　　1930年1月，全国经济联盟做了一次调查（主要对象是中产），问“美国1930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结果精英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司法腐败和禁酒令，“失业和经济稳定”只排在了第18位。尽管刚刚经历了一场恐慌，但五环外工厂倒闭的消息并没有让中产们充分警觉。

　　到了1932年，中产们才彻底领教了社会的毒打。1928年有位记者编过这样的口号：“家家锅里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这位记者1932年破产，需要申请贷款来抚养孩子。而在当年修建加州水库的工人里，更是充斥着大量的工程师、牧师、校长、银行行长等标准中产。

　　历史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其实在大萧条中最脆弱，但他们往往反应最迟钝。

　　2018年，达里奥同志的新书《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相信如今的全球格局与1929年前后的世界如出一辙，全世界都充斥着贸易保护、民粹主义与悬殊的贫富差距，在它们的联手推动下，一个个政治强人粉墨登场。

　　如何定义1930年代，有五个关键词：贫富分化、大萧条、毛衣战、民粹主义、战争。一环扣一环，最终人们用覆盖2200万平方公里的炮火、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9000多万生命为代价，重新分配了财富、权利和新的世界秩序。而这五个关键词，2020年代又将集齐了几个？

　　历史驶入无人之境，每个普通人都应谨慎且敬畏。毕竟在1939年7月，当纳粹战舰在但泽港向波兰海军开火时，华沙的老百姓只是觉得希特勒玩的有点过火，并不清楚后面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