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尊严稀缺的年代

　　反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的警察的枪上插上鲜花

　　图与文无关，转载自“文馆”

　　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军人子弟，他的父亲大概很早就退伍了，所以没有领到太多的长俸和福利，后来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辛苦。虽然贫困，但他家的桌子总是擦得一尘不染，厕所地板亮得反光。每次到他家吃饭，我都震慑于老伯伯一口洪亮的山东腔，以及他那威严的仪容。而他的孩子，我这位同学，尽管一身旧衣早就洗得发白，却永远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最近偶尔忆起童年往事，念及他家那极尽简朴的陈设，窗明几净，堂堂正正，我才赫然想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清贫”。

　　幼年在台，成年在港，我都曾见过不少这种清贫寒士，或者是朝气勃勃的菜园老农，或者是精神抖擞的焊铁工人。他们面目明朗，好像自己正在干一件天下间顶重要的事似的。

　　前两周，我与陈丹青参加一场活动。活动快开始了，门外还站着一大堆人。陈丹青问场地经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者说是为了安全，不能让人人入场。进得会堂，我们发现空间其实多得是，于是陈丹青出去交涉，要求放人进来，我则请前排观众一齐挪椅子，好腾出位置让其他人有地方站。

　　正当大家动手搬座椅之时，现场的保安人员突然用手按住站起来的观众，同时大喝：“干什么！统统不许动，回去！回去！”态度相当粗悍。不论我如何解释，他们亦充耳不闻，场面开始变得有点混乱。然后，管理人员闻声而至，看看里头究竟在闹什么。动气的我告诉经理：“你的保安骂人呀！”于是她对着一位保安随手一指：“你！撤！”这时，一位冷静的观众适时指出我的错误：“他没有骂人。”

　　没错，那位保安的确没开口骂人，他只不过是气势有点凶，语气有点暴罢了。这里似乎只有两种态度，不是对着贵客恭敬行礼，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声色俱厉，几乎没有任何中间地带。

　　每次遇到问题，他们只能依照上级指示维护“安全”，不敢自己做主变通。因为他们从来不被赋予这种权力，他们的工作就是听话。每次执行任务，他们的方法往往就是高声斥喝越出界限的人群，甚至动手拉扯不守规矩的家伙。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因为，或许他们自己平常就是被人这样子对待的（我想起了那一声“你！撤！”）。

　　几天之后，我在一家餐馆吃晚饭，去洗手间的时候路过一间房门半开的包间，里头传来阵阵怒吼。我本能地走慢几步，看见房里一位喝红了脸的人正在痛骂一个低着头的服务生，他叫道：“我这身衣服你赔得起吗？你老板还得叫我大爷呢！你这XX混蛋！”我马上就想起那天那一位尽忠职守的保安，不是因为他当时的态度很接近眼前这位“大爷”，而是他的样子很像这个吓得缩起了身子的服务员。

　　两年前，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目叫做《穷人的尊严与不羞辱》。他认为贫富差距的恶化，使得很多弱者根本连饭碗都很难保得住，更不用说要保住自己的尊严了。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够维护他们吗？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嫌贫爱富的时代，城市主流如此，甚至连公权力也是如此。

　　在车站广场前驱赶民工的公安可曾显示过尊重？在街道上追打小贩的城管可曾表露过善意？中国的阶级分野已经不只是权力与财富的区别，更是尊严分配的区别；穷人与弱者的尊严，就和他们的财产一样稀缺。

　　因为《公共人的衰落》而渐为中国读者认识的社会思想家桑内特（RichardSennet），还有另外一本广受好评的著作：《尊敬》（Respect）。尽管他谈的是西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读来却一点也不陌生，那种尊严丧尽的情况原来大家都有。只不过中国的问题或许还要更严重些。

　　在迈向市场经济之前，中国还曾经历过一场彻底的苏维埃革命，而“不相连与疏离标志了苏维埃帝国的日常生活……旁观成为一种生存之道。”每一个人都变成孤立的原子，每一段人伦关系都曾被体制割断，传统的守望相助退化成冷漠相对，只剩下权力高低之间的从属关系还在发挥作用。

　　然后，无情的市场竞争进来了，情况只有变得更坏。

　　有意思的是，尊敬一定是双向的：“以敬待人不能单靠命令就会自动出现，它还是种互相承认。互相承认则需要协商的存在，它涉及个体人格与社会结构的庞杂性”。用大白话讲，这就是面子，当那位“大爷”觉得服务生不给自己面子、因而当众羞辱他的时候，他也许不知道这种粗暴本身就是很丢脸的行为。

　　弱者饱遭欺凌，并不表示欺人的强者就因此得到尊严；恰恰相反，尊严与面子是人际的舞蹈，任何一个剥夺他人尊严的人，都不可能是个体面的君子。

　　难怪这个社会不只再也看不见“清贫”，而且连“富贵”也都几近消亡。富贵也者，既富且贵；今日中国有多少富人身上是带着贵气的呢？所以我愿意为孙立平的观点添上一笔注脚：除了穷人与弱者，现在的富豪和强者其实也不见得很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