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旧金山59岁陈冲：老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朽

　　疫情期间，定居旧金山的陈冲，以微博长文记录她在此间的生活状态，分享她的感触。

　　“新冠病毒给人类带来了痛苦、磨难和死亡，逼迫我们按下暂停键。幸存下来的人们，怎样才能从中懂得人的价值，培养高尚的头脑和宽容的心？”

　　Lens获得陈冲女士的授权，转载她的部分“微博日记”。这些文字，和字里行间的故事，有着娓娓道来的平实，与力量。

　　在刚刚过去的4月底，陈冲记载了她的59岁生日，和丈夫去半月湾海滩散心的感受：

　　我们看到一块长满野草的空旷地，就停车走了进去。在草地的尽头，是陡峭的礁石，从那里俯瞰，有一小条隐秘的沙滩。两只精悍漂亮的狗，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冲到浪里，拣回主人扔到水里的木棍。丈夫把沙滩浴巾和毯子铺在野草上，我们静静地坐在上面，像田里的两只大南瓜。偶然，一朵云彩飘过头顶，挡住了太阳，空气里出现一丝凉意。然而，阴云过后的阳光, 就变得加倍的灿烂和温暖。自然似乎总是在提醒我，它所赐予的是礼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一场灾难中，能有这样美好的一日，也是礼物，不会忘记。

　　一年前，她58岁生日时发的长微博：

　　早餐后我独自去树林散步，让斑驳的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洒在我眉间额头眼角和嘴边的皱纹。我真的幸运，能拥有这样一个万物茂盛的春日，58岁，这可是世上很多人不能实现的奢望啊。我在微风中聆听大树无声的教诲，感受它们的雄辩。从一粒粒种子开始，它们不顾一切地伸向天空，只为实现自己。

　　因为疫情宅家的缘故，陈冲对生活的记载极为翔实，其中包括关于“买到厕纸”这样的“小事”：

　　上午10点多，Costco的货就送到了，厕纸终于被我买到啦。三个月前，买厕纸这件事，最多只是生活中一件必须做的平凡而又单调的琐事。现在它却能瞬间抚平某种潜藏的焦灼，成了可以庆祝的理由。我蹲在门口，用消毒纸巾挨个擦拭到货的每一件物品的每一个平面，头一次欣赏起那些本来想都不想就一把撕掉的包装，内心涌起一股富足感。

　　图源@陈冲

　　甚至还有厕纸的“冷知识”：

　　我开始对挂在洗手间的那圈厕纸刮目相待，它雪白的松软，它精细的孔眼，让我感到一种奢侈。从今天看到的那篇文章里，我还了解到一个似乎对生活毫无用处的信息，我们目前用的打孔和成卷的厕纸是一位叫 Seth Wheeler 的人在1891年发明并获得专利的。专利上解释，装入纸卷的时候，纸需翻盖过顶部，越过正面。难怪呢，偶尔装反了，纸从下面出来，用着就不那么顺手，所以这也不是完全无用的信息。从1891年开始，厕纸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文明的一部分，多少森林为了它被砍平。

　　有如何与丈夫相识的“陈年往事”：

　　其实，他跟我就是通过他的一位病人认识的。29年前的某个周五的晚上，正好赶上他值班，一个严重心肌梗塞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丈夫努力抢救了一整夜后，病人幸存下来。而这个病人又正好是我一好朋友的老板。他回到办公室里就没完没了地说那个医生多好，赞不绝口。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老板的医生长得特帅，你应该见见他。我问，你见过他？她说，哦，还没有。我又问，你见他照片了？她说，也没有。我忍不住责怪她，那你怎么知道他特帅？她说，老板苏醒过来的时候，以为眼前站着一个带光环的天使。她的话让我笑了出来。挂了电话我问自己，人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做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要走着瞧。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只感觉到某种神秘的召唤，便从洛杉矶飞去旧金山跟这个陌生男子见了面，并在意念中马上穿越到我们几十年后在一起的样子。丈夫曾经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接到的最厚的一份礼物。

　　陈冲和丈夫带着放寒假的女儿从旧金山开车到迪斯尼。本想在途中跟她们聊聊天，可惜她俩睡了一路。

　　日记当中最令人感慨的，则是疫情期间对读书的思考：

　　疫情蔓延以来，我读了几本跟瘟疫有关联的书，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死亡地图》、《鼠疫》。昨天跟一位朋友交流疫情期间的书单时，她说她正在读玛丽·雪莱的一本关于瘟疫和世界末日的科幻小说，叫《最后一人》。我突然想起了在书架上积灰多年的、玛丽·雪莱的另一本书——《弗兰肯斯坦》，终于取下来读了起来。我很惊讶，这样娴熟诗意的语言、复杂哲理的思维、微妙细腻的感情、无底深渊的黑暗，竟然出自一位18岁少女的笔下。

　　这是陈冲拍摄于疫情期间的照片，她家附近的图书馆关闭了，到期了的书本被人们放在图书馆外的墙根。

　　还有早年对读书兴趣的培养：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并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那是由英国演员 Laurence Olivier 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过和恩典的和解，启蒙了我潜意识中对人性的认知。成年后我对悲剧的迷恋，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它让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艺术作品中呈现的悲剧，是对生活中悲剧的洗礼和升华。那次以后，我总是盼望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而躺在床上读书，对我来说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这些日记让人感到迷人的地方，或许不单纯是双文化语境下个体对灾难的反思，而是在一个演员的生活小事会被无限盘剥获取价值的年代，陈冲近乎神秘的表达魅力。

　　陈冲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对于年龄的轻快态度。

　　2018年接受鲁豫采访《从不安到不惑》，陈冲被问及年纪这样回道：“老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朽，是思想的固化，对理想的放弃，变得玩世不恭。”

　　后来在其他场合她也表达过，不论是何种年纪，依然会有“丰富的韵律和美感”。

　　就像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所说的那句：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有她在那个年龄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无法复刻的美。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赢得了更多。

　　这种轻快，不大可能建立在一种自我沉湎的信心上，总归是要来自非常丰富的“角色阅历”。

　　对于年轻影迷来说，陈冲的“小花时代”几乎远得像是中世纪，初识已经是《末代皇帝》里那个幽怨的婉容。

　　已经能够和尊龙并肩走上奥斯卡颁奖台。

　　在大卫·林奇的神作《双峰》里，慢效应的质感配上黑暗悬置的“梦境感”，她剩下的都是舒展。

　　等到了华裔导演伍思薇的作品里，她成了那个有点“传统”、疑似“恐同”的中国妈妈。

　　但仅仅三年工夫，她又摇身一变，成了那个又天真又世故的异乡女玫瑰。

　　作为三十年前就在好莱坞成名的少数亚裔，看到《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在美国卷起亚洲旋风，陈冲表示对好莱坞“挺乐观”，但也提到“其实电影如果作为艺术来说，应该是以个体的艺术性来讨论。”

　　她说，每一件艺术品不应该归类到哪一种类别。“但作为商品来说，如果它能够带给观众愉悦或让观众欣赏，是件好事”；“《摘金奇缘》里面有许多才华，这些才华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作品，让观影者感觉愉悦。它让以后要做东方电影的电影人知道这可以做，但以后是否都能这样，还不一定。”

　　陈冲的戏路似乎是不重复的，即便是剥离好莱坞的语境，观感上总也能给人“走出时间之外”的错觉。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会挑逗，善张扬，你会信她就是那个热烈的“红玫瑰”王娇蕊。

　　《太阳照常升起》，在姜文的独特审视下，她又成了那个常常是湿漉漉的林大夫。

　　不执著于营造“少女人设”，在《色戒》也能当好一个绵里藏针的（梁朝伟）太太。

　　在2019年接受BBC采访时，陈冲提及，这两年来也有许多人找她演女主角，特別是宫廷剧。但因剧本以及剧情似乎不合她意而推掉。“现在时间的付出，就是生命的付出，我不能再浪费生命，演我没有感觉的剧本。”

　　说来可能有点“破次元壁”，陈冲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才能，也让她收获了惺惺相惜的好友严歌苓。

　　二人相约的活动往往是看电影、聊书，以及谈天说地：

　　“我们去了，电影果真棒得不得了。我出了电影院被打动得神魂颠倒，直抽冷气。她也还没出戏，因此找不到她停车的位置了。找到车，她胡乱开一阵才想起该去哪里。”

　　严歌苓曾和陈冲开玩笑说：“唉，陈冲，你知道你这人的组成结构吗？你是半肚子诗，半肚子食！”陈冲听后笑起来，说：“可惜可惜，你写我的传记里没有这两句！”

　　二人的友谊甚至促成了陈冲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天浴》，只是这部片后来的焦点围绕着李小璐。

　　陈冲最新导演的作品《英格力士》，相当一部分观众颇为期待。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个故事改编自王刚曾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在文革年代，发生在新疆的“学英语”的故事。

　　陈冲谈及早年最喜欢的一本书——《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有一句名言：“人生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的前半句出现在了海报里，“是电影的一个主题”。

　　另一层原因则与陈冲本人相关联。

　　严歌苓在写给陈冲的自传《本色陈冲》里，写到了陈冲外祖父张昌绍（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著名药理学家）在文革当中的遭遇：

　　除了陈川和陈冲，全家都知道外公心情不好。他的研究室被关闭了，他的研究项目早已被停止。每隔一阵，医学院的造反派就开一次批斗会，逼他交待。他总是不声不响地维护自己的尊严，抗议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似乎对所有的莫须有罪名十分平静、泰然，最多不紧不慢说一句：“我没有错，我没什么可交待的。”

　　在外祖父自杀，陈冲家中遭到进一步审查之后，严歌苓写道：“一个家庭的疆界，如此轻易的，就被践踏了。”

　　而当年曾被限制活动自由的孩童陈冲，多年后回忆起那段童年，题了一首诗：“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总是看着窗外梦想……我们长久凝望黑色的房瓦、灰色的楼群、深褐的土壤和绿色的树。几何图案般的影子随日光不断变幻；云彩每分钟都是不同的形状。大自然就这样款待我们这些没玩具的孩子。”

　　在2018年接受国内媒体采访，并被询问是否认为该作可能冲奖时，陈冲答道：“我自己毫无看法，也毫无期待，我全部的享受都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希望能够做出一部电影，能够雅俗共赏，能够发现一种新的镜头语言，在审美上，给人家一种陌生全新的体验。给人们一个像王亚军这样的英雄。”

　　小说本身的跨度很长，被问及是属于偏向意识流还是线性叙事的时候，陈冲则回：“肯定不是完全线性的一个叙事，记忆其实是碎片式的，甚至有嗅觉碎片，它包括很多感受上的东西。有一场戏，大家就说，看到袁泉在厨房里，那个环境让人一下子就感觉看到了自己的妈妈，想到了自己母亲的感觉。记忆本身就不是直线型的。”

　　陈冲给袁泉讲戏

　　如今这个被调侃“史上过审难度最大”的电影仍见面无期，但接受《今天》采访时，陈冲心态仍旧平和：

　　“我把电影完成了，现在就先不去想它了。我觉得人必须尽量去坚持自己。一个人做不了自己，那还叫人吗？坚持的人会更痛苦一些，尤其是有强烈精神需要的人，当然痛苦比麻木要鲜活、要有生命力。”

　　如今这样的生命力，倒是因为疫情，以文字的形式被更多的人看到，不得不说是一件有点迷人的事情。

　　“过去和未来都离我远去，只剩下眼前一片春色。”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