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疫劫之下，无力、无助和无奈的文学

　我一向怀疑今天的文学有人们说的那种大意义。

　　这缘由来自两个起源点：一是伟大的文学早已浩如烟海，该写的似乎已被前人写出或写尽；二是伟大的文学，必然产生于适宜它产生的时代里。而今天，这时代属于网络与科技，属于别的什么，文学只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与配角，而非自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样儿，文学是世界舞台上的一角文化立柱和主演。

　　产生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除非天才才可以得到上天之眷顾，写出逆世横生、惊天动地的伟大作品来。至少在中国，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已经悄然结束了，如今的现实和情势，是我说的难以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吧。

　　世界文学已经有了十九和二十世纪二百年一整体的光耀与辉煌，人类历史已经对得起文学了。余下作家该做的事，就是尽力要把配角演出光彩来。

　　在许多的小说、电影、戏剧里，配角的光彩是胜过主角的——我们不懈不懈地探求和写作，大约也就是为了这点意外吧。为了意外的伟大而写作，但我们也不会忘记主角终归是主角，配角终归是配角的扮演和历史分工这档儿事。

　　默认文学的边缘不是一件坏事情，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作家仅仅是作家。知道作家在这个时代里，他（她）想干什么和他们只能干什么。

　　新冠肺炎到来了。

　　它果真如不该有的一场战争却又突然枪声四起样，不光是武汉、湖北和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一步步地被拖陷入了这场灾难里。中国的内陆城市——武汉是这场疫劫的中心点，疫疾和死亡的劫难宛若海啸的中心朝着四周和世界推延和卷袭。

　　人类可能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来证明“人类是一个共同体”。荒谬与倒错，永远都是人类史的一部分。在这荒谬与倒错中，逝者的生命还没有闭上眼，哀嚎的哭声和眼泪，都还漫滚在城镇的街道和乡村百姓的屋檐下。中国数万的医护人员们，抛家离子地轮番着朝武汉、湖北奔涌去救治。在医护人员用生命抵抗疫情和死亡时，许多医护人员自己也成为了逝者中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说，无论疫源的起点在哪儿，而疫情的蔓延是从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的漏隙爆发出来的。但自武汉封城后，整个中国很快结为一体了，仿佛一片散柴被迅速捆绑在一起燃烧着。因此间，人性的丑恶如潮柴黑烟在我们中间缭绕和漫卷；而人性的光辉与纯正，也如耀眼之火光，温暖、照亮着世界、天地、人群和一个民族最民间的根须和草芥。

　　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族力量吧。

　　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之望吧。

　　在这之力、之望间，在文学淡远与疫劫切近的激荡处，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文学面对汹涌袭来的浩劫的无力与无助。它既不能变为口罩被送到疫区去，也不会真正成为医用的一套防护服。需要食饮时，它不是牛奶和面包；需要蔬菜时，它不是萝卜、白菜和青芹。甚至人们在不安的恐慌、焦虑中，它也不能成为一支一管的安慰剂。

　　为什么中国的部分官方媒体和几乎全部有思考的民间声音里，都不约而同地把封城的武汉称为“奥斯维辛”呢？为什么总是要把奥斯维辛和“诗”联系在一起？

　　因为武汉和新冠肺炎已经成为隐喻了。因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里，中国社会再次体会了包容异音的重要性。也再次用生死去证明，在奥斯维辛中能写诗时还是要写诗。因为这时的诗，它不是诗，它是异音、传递和活着。

　　如果当年在奥斯维辛中还有人能写诗，并将那诗传出来，那么奥斯维辛就不会持续那么久，不会有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蝼蚁般被法西斯踩在脚下还要被拧着的脚掌走过去。

　　战争中如果没有以真为命的战地记者在，那是真正的愚蠢和可怕。

　　人类在劫难面前没有异音的存在才是最大的劫难吧。

　　在战争和疫劫到来时，是有作家甘愿成为“战士”和“记者”的。他们的声音会比枪声响得还要远。那异响的声音许多时候能让对面的刺刀收回去，让对方的炮声哑下来，如同巴别尔和海明威，诺曼·梅勒、辛格和奥威尔。

　　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在战争中成为记者才是好作家，而是说，一个作家在战争中看不到死亡、听不到枪声是多么残酷、荒谬的事。甚或说，他明明看到死亡了，听到枪声了，又要把那枪声说成是凯旋将至的鞭炮声，那将是更为荒谬得比战争和疫情更为可怕的事。

　　虽然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过“上午战争爆发，下午去洗澡”，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是对荒谬最为敏感并真正写出荒谬的人。而我们，却往往是会把枪声当成鞭炮的人，甚或会拿起自己的笔，去证明荒谬的正常如枪声确实就是鞭炮声。

　　没有谁有权力苛责在一片哭声中，有人成为呐喊者和振臂高呼的人；也不应该苛责在无数真相不明时，就有诗人、作家、教授和知识分子在政治正确的选择上，早早地宣告了他的选择、立场和判断。

　　世界上很少有人能理解中国作家的怯弱和无奈，一如南极羸弱的企鹅们，只能在寒冷中才可以活下去。这也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的境遇吧。境遇往往决定了作家与作家、文学和文学的高下和截然之不同。

　　在中国，有人完全可以那样讲，但允许别人这样去说就是问题了。甚或说，伟大的作品本身就一定是异音。没有异音就没有文学吧，更别说会有伟大作品了。允许异音的存在远比意外产生了一部、几部伟大的作品更为急迫和重要。

　　没有人能理解中国作家的无力、无助和无奈。也没有人能理解，中国作家并不十分珍惜和需要你可以那样、我可以这样的包容和自由。

　　人类都有天冷了大家都冷、天暖了大家都暖那众皆同一之心理。然而真的能众皆同一吗？就作家、文坛这一散淡的群体言，事实是在寒冬真的到来时，真的天冷了，我还比你多一件人家派发、奖励的棉袄在身上。

　　这也就是今天中国作家和文学的微妙、尴尬和悲凉。因为在一片真真正正的寒冷中，大多作家都还比别人多着一件御寒的棉袄哪。

　　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到了前线和战场上，都像巴别尔、海明威和奥威尔一样在枪声中、战场上也还握着笔。但我想，每一个写作的人，都知道托尔斯泰如果没有当过兵，他如何去写《战争与和平》？雷马克没有在一战中参战并负伤，他如何去写《西线无战事》？

　　至于约瑟夫·海勒与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古内特与他的《冠军早餐》等，还有加缪与《鼠疫》，若泽·萨马拉戈与《失明症漫记》等，他们都是作为异音存在的。这些异音相关战争的，前者都曾经是空军的士兵或俘虏；而后者，则都对人类的疾疫有着极深的了解和感受。

　　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境况是轮到中国作家该写些什么了。轮到中国作家该写出最疼痛异化的人、最荒谬不堪的历史和最独有创见的作品了。中国作家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中，亲历、目睹了太多的荒谬、死亡和灾难；亲历、目睹了疾疫的爆发、死亡和劫难遗忘后的再爆发。

　　经历了这些后，我们会像加缪和萨马拉戈一样去思考人的孤独、记忆和人类困境吗？会像他们那样去面对人、现实和世界的真相而用创见去抵达更深切的某种真实吗？会写还是不会写？写了又会写出一些什么呢？

　　确真、实在地说，在中国，有太多的作家才华横溢了。而中国文学的症结并不完全在于人家让我们写什么和不让写什么，还在于我们自己知道应该写什么却偏偏不去写什么。

　　混沌苟活是一件事，不得不苟活是另外一件事。但清醒而自愿地苟活就是另外中的另外了。我知道我是苟活者，但却能从苟活中获得幸福和快乐，这是今天中国人的一种秉性和文化，是一种遗传和特质。

　　文学是无力、无助和无奈的，但作家不仅不为这无力、无助、无奈去思考，却可能还会用自己的笔墨、声音和权力，去为造成荒谬、死亡、哭泣的现实谱曲唱出赞美诗。会为了苟活和正确，就拿英雄的鞋只去覆盖在通往死者坟茔的脚印上，这就让文学不仅无力、无助和无奈，而且让文学变得恶为了。

　　让文学不是文学了。

　　可怕的不是文学在历史中的角色更替和边缘，而是作家明知它无力、无助和被边缘，还为这无力、无助鼓着掌，为无力、无助的写作大声地喊着“好！好！好！”将文学最后的尊严和体面剥下来，看着文学倒下死去后，以为自己是拯救文学的作家和楷模。

　　这也就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一种吧，是作家自己去充当了文学的刽子手。中国文学的悲哀在于许多作家在寒冷中，都比别人多有一件棉袄穿。而出路，也在于人们都在寒冷中，那些多穿一件棉袄的人，能否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不然文学就是无望的，甚或就是恶为的。

　　2020年3月7日